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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是对国内的动员令。

　　这意味着，我国在持续为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做贡献的基础上，按下了减碳的加速键。

　　日前，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们为何要提出这样的目标与愿景？这会对产业、投资等领域产生什么影响？全社会该如何不断付诸努力？生态环境部近日举办“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吹风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

　　倒逼结构调整，促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体现了中国主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多做贡献的担当，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面对气候变化这一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以全球合作推进治理进程，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个节点提出新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就是向世界明确，中国要走绿色复苏、绿色转型的道路。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认为，国家减排新目标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抓手。不能只将达峰目标看作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际上，这个目标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推动力。

　　“实现达峰乃至碳中和的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必须大幅下降，这将有力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带动绿色产业强劲增长。”李高说，从污染治理角度看，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例，我们现有的大多数手段还停留在末端治理，调结构是污染治理的治本之策，明确二氧化碳达峰目标，以更多手段促进结构调整，将产生巨大的减排协同效应，有效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十四五”规划中，二氧化碳减排将有硬措施

　　“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政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改革带来的红利、对制度的自信，都让我们对国家减排新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但是减碳一定是一场攻坚战，需要久久为功。”李高表示。

　　“从达峰到中和，发达国家过渡期有60—7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能源和经济转型、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减排的速度和力度都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何建坤认为，实现目标的路径有4个方面，涵盖加大产业结构转型的强度和力度，以数字化来推进低碳化；充分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做好能源替代，建设近零排放的能源体系；在农业、林业、草原、湿地等系统寻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确保实现每年吸收8亿吨二氧化碳等。

　　今年以来，一些地区能耗不降反升，甚至有声音要求“十四五”规划降低能耗刚性目标。

　　对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提出国家减排新目标，意味着必须统一思想，发挥目标的倒逼作用，将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经济竞争力、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协同效应。

　　面对国家减排新目标，“十四五”规划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能耗指标？李高表示，“十四五”是开启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实现达峰目标，“十四五”规划将有一系列硬措施，不仅包括指标设定，还包括更好地借助市场手段，综合运用科技、财税、环保等政策，更好推进高质量发展。

　　传统行业所受的影响，有望被新产业增长消纳

　　过去10年，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有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1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2005年分别下降18.2%、48.1%，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2019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比2005年提升7.9个百分点，也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提高到15%左右的目标；2018年，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509万公顷、51.04亿立方米，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放缓的重要力量。

　　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要做到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能源结构的调整居首要位置。

　　李高表示，过去10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90%，已经形成对煤电的价格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已经与传统煤炭行业相当，可以说，传统行业所受的影响，有望被新产业增长消纳，未来可再生能源及相关产业还将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