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民同心同行，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
与人民同心同行，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笔谈之一
编者按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2020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举行，作家代表分享深入脱贫攻坚现场的心得体会，评论家代表畅谈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深入思考。我们特用两个整版刊发部分作家、评论家为此次会议撰写的笔谈文章，以期更深入推动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敬请关注。
贵州遵义市桐梓县依托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农民实现了脱贫增收。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知情与知心——关于新时代乡村文学的思考和建言
作者：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学评论家）
新时代的乡村巨变，是基本事实，对文学艺术来说，更是新的创作源泉。无论是国家治理层面还是百姓生活层面，也无论是自然环境层面还是文化建设层面，在乡村所发生的一切，需要文学不断丰富、更加立体、持续深广的审美呈现。
这需要文学家置身其中，对生活“知情”——更热情的知情意愿、更深入的知情行动、更全面的知情观察、更艺术的知情书写。
这需要文学家诚恳专注，对人“知心”——更无碍的知心体贴、更细微的知心探访、更真切的知心表达、更开阔的知心发现。
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水平与境界，我们需要认真面对、努力认知并扎实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顺着乡村的节奏，调整创作的精神定位
“知情”“知心”首先需要文学家慧识超拔，“观往知来”“温故知新”。五千年文明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近一百年中共党史和七十多年新中国史的本质特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与未来，历史聚合于新时代中国，中国方案、中国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巨大的承载量和包容力，也具有清晰的目标选择和理想定位。脱贫攻坚决胜小康的实绩、“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逐步实现，都标识着时代脚踏实地开启新征程。对此，文学创作者参与并知情，是必然之事。
做新时代乡村的知情者，就意味着要从习惯性预设的“城乡对立”一类的单纯批判性乡村想象和观念中走出来，迈向生活的历史巨变中，感知跳动的脉搏，触摸内中纹理。社会主义中国的进行曲始终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意味着“人民性”的创作题旨不可改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应该成为创作者的本分和自觉需求。只有这样才可能将创作落到“人”“人与人”“人与时代”的关系上。
如今的乡村中，人民是庞大的力量，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组成的，因为各种原因成为脱贫对象的是“人民”，摆脱了贫困的勤恳劳动者当然是“人民”，在乡村肩负使命日夜奔波的基层干部、对口支援投资合作的各方人士、乡村支教教师、产业园上班族、乡村文化设施与乡村旅游工作者、从事电商微商行业的新群体等，他们也是新时代乡村中的“人民”。来自人民的故事素材和可讲述的角度空前扩容，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区别于既往以农耕叙事为氛围边界的新视域。而“人心”才是现实的镜子。时代生活的素材丰盛无比，“人心”就在其中。新时代乡村的人心样貌和人心所向，是新时代乡村文学的根魂所系。
怎样透过更复杂的“人”，照见更明澈的“人心”、写出接地气的“心声”？创作者面对新时代乡村和乡村生活中的人民，也许只能做好这样的调整：深入生活做知情者，扎根人民做知心人，先做亲人，再做文人。
不断调整创作的观照区间和创作者的精神定位，在内心建立与新乡村、新时代人民的关系，礼敬、亲近生活和人民，才可知心、交心，才可能揭示世道人心。文学之所以在日日更新的时间中魅力不朽，就在于永无止休地辨析并呈示情境、话语、世道、人心的“常”与“变”。
有待描绘出“最新最美的乡村图画”
现代文学的乡村形象，大致一面是环境封闭、丰收成灾、心智麻木等，一面又是田园牧歌之梦、怀乡悯农之所、寻根祭祖之托、乡绅精神之地。基于知识分子长期认同的审美趣味，这样的矛盾在乡村题材写作上几近定型，影响至今。一些年轻作家仍在以“现实乡村题材”的名义、以追求“人性深度”的先验意向表达致敬、进行仿写，将这类“深刻”的套路式写作视为现象学研究，归于“历史化”范畴。还有一种来自大众趣味的乡村文学，在继承发展中常有偏离，淡化本该保持的时代感应，喜感配菜色彩盖过实感主菜味道的情况常有发生。
不过，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式的正典创作方法，根植百姓、着眼大势，从生活质地生长史诗品格的创作，应该是新时代最可参照的创作资源。
这两部现实题材杰作，地方经验、家国格局、世界视野都在，从上层建筑变革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到城乡发展大势对人的观念的革新、活动空间的拓展（徐改霞差不多是新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产生进城务工意识的文学形象、孙少安的离乡闯荡在那个时代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再到“新人”与犹豫者的成功塑造，乡村形象的历史逻辑是充分的，审美逻辑是有力的。
以往简单化、概念化的矛盾设置模式，可能不适合当下的乡村故事实际。如今的乡村，在政治格局、风俗样貌、人物性格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村振兴的时代，在夯实基础农业之上，正向四面八方伸展乡村的形象场域。不要说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从未有过，乡村中那些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人士的见识、年轻子弟的文化水平和视野、下派帮扶干部与本地基层干部的文化层次和干事劲头，都是乡村新出现的“软实力”。与时俱进的不仅仅是文化，还有法制、教育、医疗、贸易、交通、物流等等这些几乎未曾在传统乡村彰显过的要素，在新时代现实中，却都是深深影响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乡村“活态”……现在的乡村题材写作，需要向时代、向生活、向人民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创作的空白还有太多，还有待作家描绘出“最新最美的乡村图画”。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有了《经山海》《花繁叶茂》《乡村国是》《海边春秋》《战国红》《高腔》《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延安样本》等具有新时代情境气象、精神气韵、人物气质的乡村现实题材力作。新时代城乡一体格局，突破、打散了对农耕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固态装置，新发展理念在乡村的落地程度丝毫不亚于城市，这一切从百姓层面都落在“过日子”上。而从文学创作角度而言，其中包含着“人”、人的活法、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从创作者个人形象定位上，将新文学传统为国民“立人”的单向愿望，转换成创作者与时代、人民交互成长的关系，也许是更为切要的课题。
这就需要我们的创作居于乡村文学史的发展前沿，实实在在进入新时代的内部与细部，真真切切地理解新时代的广度和深度，有着无穷的发现，生发出无尽的感触，寄寓天地格局、天下情怀。在新时代，“新人”写“新人”，寻找新的语感，更新话语系统，并向历史纵深处探勘，写出内在律动足够活跃、形象系统足够丰繁的新时代新史诗。
与劳动者一起拥抱大地和生活——路遥现实主义创作的启示
作者：何向阳（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作家是人民的一员。人民，是作家创作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文学要做到反映人民的心声，取决于作家对人民的情感态度。作家对人民的情感是浓烈还是淡薄，是热情还是冷漠，一定会通过作品反映出来。换句话说，一部作品是刚接了地气，或是打了口深井，还是真正与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定会通过作品显现出来。我们谈论路遥精神，其首要一点就是他创作中的人民性和他的人民情怀。
路遥（左一）在陕西铜川煤矿采访。资料图片
将“我”融入“我们”的创造
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中写道：“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响的小说艺术家，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验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这是路遥对柳青的深度认知。在《病危中的柳青》中，路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眼中的作家形象。病房里的患者柳青，“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错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结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但就是这样的时刻，“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并不太听话的‘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他自己’”。
一个作家何以与他的人物难分彼此，其答案在于经由14年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作品面貌的，首先是将自己作为人民的“书记员”的信念与自觉。
文艺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神圣的劳动，它关系人的灵魂的塑造。一个作家，看似他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实，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塑造”他的“塑造者”——作家自己。人民是作家的导师。在创作中，任何闭门造车、作茧自缚的做法，都是轻视、漠视人民的做法，都是创作者与被创作对象间的吸引与认同关系上出了问题。不尊重人民的文字，不会得到人民的尊重；不热爱人民的作家，也得不到人民的热爱。一切受到尊崇的伟大作品无不在人物的“浇铸”中完成着这种朴素的人民性。
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将“我”融入“我们”的创造，在这一点上，路遥是柳青文学遗产的忠实传承者。他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
路遥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谈到“普通劳动者”这个词，它出现的频率与“农民的儿子”出现的频率几乎一样多，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路遥从不模棱两可，他一直以身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而自豪，他视写出反映人民生活与创造的文学并在人民中间获得价值认同为作家最大的光荣。他不断提醒自己，“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
所以，《平凡的世界》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孙少安、孙少平与梁生宝有着精神的血缘。继“站起来”的农民梁生宝之后，路遥续写了伟大变革中“富起来”的农民故事，小说虽然只截取1975年至1985年短短十年，但它因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成长的深度书写，而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新时期文学的丰碑。
像“孵化器”一样不辞劳苦
任何文学丰碑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记述了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写作的繁难。这部书是解开一位作家精神世界的钥匙，同时也是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作家的“教科书”。它记述了一位作家要面对的种种，主题、题材、人物、细节、情感、乐趣、命运以及将它们从无到有、一一实现的痛苦劳作过程，完整展现了一位作家对于创作的诚恳与虔敬。
加上四年准备，《平凡的世界》写作过程超过六年。《人生》问世之后，他避开城市的喧嚣，到陈家山煤矿“躲”了起来。他的说法是：“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这种不走捷径、不搞速成，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上的态度，同样还表现在为写《平凡的世界》十年间，路遥不仅集中阅读了近百部长篇小说，而且为了人物塑造的需要，他还找来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宗教、理论以及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的书籍，更有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甚至UFO等内容的小册子。在三遍细读《红楼梦》、七遍研读《创业史》的“临考”式的准备中，他找来了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如此浩大的阅读量所得到的第一结果是——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很快查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路遥的“吞吐量”千百倍于那将要落在纸上的。
那时的路遥像一个“孵化器”一样不辞劳苦地工作，脚踏实地、全神贯注。人物与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磨砺中渐次显现的，“他们”的出现对于一直寻找着的作家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回报。真正进入创造的人，往往已入无我之境。他已把个人的艺术追求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对待创作的态度从来隐含着对待读者的态度。明确了目标的跋涉相当艰苦，但如果我们仅从祛除浮躁、耐得寂寞、静心笃志上理解路遥，还不是完整的路遥。
现实主义放射出璀璨光芒
路遥对于艺术创造发自心底的敬重，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这使得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他，从20世纪80年代众多流行的“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中“跳”了出来。无论是穿牛仔裤的“高大全”，还是披道袍的“高大全”，都没能动摇他的艺术信念。这种内在定力与艺术自信注定了“传世之文”的诞生。
卢那察尔斯基曾说：“用自己的作品为已经制订出来的宣传条例作图解的艺术家不是好艺术家。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恰恰由于他开垦了处女地，依靠全部直觉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领域。”也就是在这一点上，路遥在避开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的同时，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而他对于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使他同样警醒于现实主义的庸俗化，一直以深耕细作的扎实劳动，使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若从文学角度来认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的发展，我们无法绕过的一部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这部书何以做到统计学与逻辑学都难以做到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路遥对艺术的清醒与执着。是这种对艺术创作的真诚、敬业与专注的态度，成就了作品的品位、质量和分量。它如时间中的一块“纯金”。当然，在它来到我们手中之前，经历过有初恋般热情的创作者的淬火和锻造。其中，凝结着创造者的灵魂。
今天，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更加伟大的变革。2020年，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我们应该为时代贡献出怎样的灵魂？在梳理和继承路遥留下的精神遗产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弥足珍贵的答案。
胸膛贴近大地
作者：李春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前些天，我在太行山深处采访。走在公路上，看着两侧山间平地上排列整齐的楼房、鲜花盛开的院落。一位朋友叹息说，这哪里还有农村的样子？我问，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愣一下，不说话了。我心里想，农村就应该是灰头土脸白头巾吗？就应该是残垣断壁空心村吗？就应该是平房枣树泥泞路吗？我们的一些作家，似乎成了“套中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习惯了这种语境。但这些都是传统记忆中的中国农村，都是过去落后的中国农村，都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无奈中不得不依附的农村家园。这是真正的田园牧歌吗？这是浪漫的乡村生活吗？不是，这些表象的背后，是旱厕的恶臭，是洗澡的不便，是医疗卫生的缺失，是交通信息的闭塞，是发展教育的落后，也是思想观念的落后，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落后，是特殊社会背景下整体的滞后，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巨大“剪刀差”。
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刷新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乡村形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让乡村也跟上了现代化。这种变化，是亘古未有的蜕变，是一种全新的突变，它颠覆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这种变化，带给我们的是惊奇，也是惊喜，更有怅然若失回望中的寻思：似乎，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失去了什么呢？其实，我们失去了落后，我们失去了整体贫穷。新时代告别旧时代，是历史的必然，是发展的必然，更是一代代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必然。“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成为亲切的怀恋。”这是诗人普希金的感知。“怀恋”总归怀恋，但你我还是喜欢习惯现代生活。全新的乡村生活，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现实，最大的未来，最大的稳定，也是“中国梦”的重要一环。同时，“全新的乡村生活”里蕴含着无数生动的“中国故事”。需要作家们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去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弘扬中国精神。更期待与这个新时代、新乡村相匹配的“新史诗”的出现。
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乡土与乡愁，也拥有一个时代的优秀乡土文学作品。鲁迅《故乡》《祝福》、沈从文《边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犁《风云初记》、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梁斌《红旗谱》《播火记》、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路遥《平凡的世界》《人生》、陈忠实《白鹿原》等，这些作家都有深厚的农村生活体验，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具有史诗般的呈现，深受读者喜欢。而时下的文坛，缺少这样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城里的一些作家，由于耽于长久的舒适和慵懒，加上缺乏扎实的乡村生活体验，作品多为浮光掠影，抑或灵光乍现，难以写出其中的味道。而县城和乡村里的作家群，又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身在其中，却由于站位较低、视野狭窄、熟视无睹，也难以写出新乡村的意蕴。这种状况，造成目前农村题材创作的尴尬。如果说，现代都市题材的文学作品，已有了较浓的味道，有了一些都市风情。但现代农村题材创作仍有些简单、有些表面化，人们只能从农村题材的影视剧中走进新农村。总之，没有出现史诗性作品，全景式反映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中的新乡村。
尽管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但新时代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外表到内里。而我们作家的触角和视野，却没有全面真正地观察到，思维情感的触角依然停留在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时代。作家应该用发展的眼光，从一种文化本位视角去展开一种有关新时代、新乡村的多元与一体关系的观察和思考。
新乡村的现实生活复杂而多变，若非熟悉和亲切，难以写好。歌德劝爱克尔曼说：“无论如何，要不怕辛苦，充分地观察一切，然后才可以描写。”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仅仅“充分地观察”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双脚踩进泥土、胸膛贴近大地、心灵感知时代，真切地体认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呈现“新史诗”。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30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