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旧中国疾病丛生、疫疬流行，缺医少药。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1亿人口患各种疾病，“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张伯礼：《百年中医史》上，第350页）。面对严峻的卫生形势，中西医团结合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发展人民医学的必要举措。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93页）会议确立了“团结中西医”方针，将之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共同作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但是，由于社会上歧视中医已久，观念绝非一日所能消除，党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比如：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于苛刻、不符合实际，考试的内容多是西医的，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公费医疗制度中，没有考虑发挥中医的作用，各高等医学院校中没有考虑设立讲授中医中药的课程。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等（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多次作批示和指示，要求从现实出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05—206页）。“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1954年，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中医对中华民族人口繁衍有一部分功劳，在疑难杂症治疗中有优势作用。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9页）。毛泽东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目前没法用现代术语解释清楚，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不能因此就“轻易加以否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75页）。中医是临床实践医学，评判中医理论是否科学，要从整体上分析、从临床疗效上分析。他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32—333页）。同年7月，党中央成立了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召开中西医座谈会，讨论研究相关问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的中医政策，提出了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措施。同月，卫生部成立中医司（1952年成立了中医科）。1955年12月成立中医研究院，周恩来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些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队伍。一方面，推动“中医带徒弟”工作，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基层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开办中医学院，将中医教育纳入正规学历教育体系。1956年，卫生部会同高等教育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建四所中医学院，同年招生，学制6年，每所中医学院规模为2400人。开设课程主要有“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等。1962年至1965年，全国各中医学院的毕业生，累计有5600余名；截至1965年，各地共培养中医学徒5.9万余名，为中医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大力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据统计，1952年，全国有中医院19所，中医院床位224张；1960年，全国中医院发展到330所，床位14119张。绝大部分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都设立了中医科。1958年，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对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经验开展整理、总结、研究工作，整理民间秘方、验方。

1958年，中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中医学院举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并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51页）。从1955年到1966年，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他们成为全国各地、各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物。屠呦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曾于1959年到1962年在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

1965年，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七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办法是因陋就简，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培训赤脚医生，而“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充分发挥了作用，借助一根银针、一把中草药的力量，大大降低了医疗成本，依靠赤脚医生基本上实现了广大农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在农村加强中草药知识普及与中医药适用技术推广，也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1971年，中药品种由2600种增加到5000种以上。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9亿余元。1971年7月，中国将针刺麻醉术成功应用于外科手术。到1979年底，在国内开展的针刺麻醉数量为200万例。

中医治疗适用于流行性乙型脑炎、痢疾、关节炎、神经痛、烧伤、脱臼、多种皮肤病等，疗效显著；对于高血压、晚期血吸虫病、慢性肾炎、再生不良性贫血等疾病也有一定的疗效。全球疟疾肆虐时，1967年5月23日，中国启动对抗疟疾的中药研制。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她从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这一宝库中发掘出青蒿素，经过反复试验，1971年提炼出的青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2011年9月，屠呦呦因此获得拉斯克医学奖。2015年10月，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中国两种传统迥异的医学“同唱主角，争唱主角”，在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在构建以人民为主体、农村为重点、积极防治为内容、人民健康为根本的新型人民卫生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赞誉的“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有了根本提高：1949年到1976年，全国人口由54167万人增长到93717万人；死亡率从20‰下降到7.25‰；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8.8岁（《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页）。“文化大革命”时期，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医药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