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从“个人”连通时代与世界

2020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如蝴蝶扇动翅膀，随之掀起的读诗热潮再次印证了“诗歌从未远离”的事实。什么决定了一首好诗？在全球疫情造就的人类文明“至暗时刻”，诗歌肩负着怎样的时代使命？近年来中国诗坛又发生了哪些“变”与“不变”？10月11日、12日，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和“新世纪20年中国诗歌创作”研讨会分别在南京、徐州举行，诗坛名家、期刊主编、专家学者齐聚江苏，在一个富有节点意义的历史时刻里，重新审视诗歌这一古老而新鲜的文体。

新媒体、新技术重塑诗歌生态

“那时的春天稠密，难以搅动，野油菜花，翻山越岭/蜜蜂嗡嗡的甜，挂在明亮的视觉里……”诗人陈先发的《最后一课》，备受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的推崇，“这首诗叙述一位老师穿过田埂为生病女孩补课的敬业故事，诗中有‘他’打电话、夹雨伞的动作描写，有‘他’认真整洁、儒雅庄重的性格刻画，显示了诗人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之强。”这首朴素的诗，折射了中国诗歌近年来的变化：诗人由主要依托流派、社团转向“个人化写作”，从加入“大合唱”转为立足个体生命经验，以独特的声音、语感和风格来展示和世界的关系。

如果硬要用一个词概括近年来的中国诗歌创作，那么一定是“多元”。“每个诗人都八仙过海各施绝技，除了‘写什么’，也关注‘怎么写’。”罗振亚说，“语词运动、仿写、反讽、戏剧性、叙事、互文、文体互渗等‘花招’百出，呈现出同一时代背景下每个抒情主体的独特风貌。”

当下的诗歌生态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陌生的姑娘，我爱你”……纪录片《我的诗篇》，“捧红”陈年喜、邬霞等“打工诗人”，让他们进入大众视野；叶嘉莹文学电影《掬水月在手》未播先火，同样以“变”的形式见证着人们不变的诗心。南开大学副教授卢桢认为，新媒体、新技术正深刻改变着包括创作、传播、消费在内的诗歌全链条生态：“以博客、微博、微信、豆瓣为发表阵地，线上蓬勃生长的自媒体诗人大量涌现，刮来诗坛新风；诗歌与其他媒介进行实验性整合，黑大春的‘歌诗小组’把诗歌说唱与小提琴、摇滚乐杂糅，诗与乐相得益彰；微软小冰、小封机器人的AI诗歌引发关于文学本质的思索；诗歌营销推广风气日盛，‘为你读诗’App、线下云上全面开花的诗歌朗诵会、诗电影等均提高了诗歌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喧哗中审视诗歌“初心”

《全唐诗》不过五万余首，目前中国每天的诗歌产量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诗歌网站注册人数逾千万，民间诗歌刊物达1100多种，名目繁多的诗歌评奖频频引人瞩目……这意味着诗坛变得更加“繁荣”了吗？曾连续五年担任柔刚诗歌奖评委的南京大学教授傅元峰慨叹，活跃的诗歌评奖客观上催生了不少“竞赛体”诗歌，它们往往包含着媚俗的修辞姿态、讨巧的技术取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则发现，富有创造性的诗歌常常无法在评奖中取得共识；相反，“平庸”一些的作品反倒可能获得更多评委青睐。

抽象的“集体”逐渐隐居幕后，生动的“个体”走向舞台中央，这是几十年来中国诗歌的鲜明转向。“但诗歌是个人的，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个人化写作只有传递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类生活的普遍焦虑，才能够引发共鸣。”罗振亚说。而放眼当下，一些诗人正无限度地张扬个体，让自我情感经验膨胀漫游，回避社会良心、人类理想，诗歌应有的“诗魂”被抽空殆尽。

仰望星空，诗歌要做时代的“精神高标”；栖身大地，诗歌也要察世情、观人心。《诗歌月刊》主编李云注意到，一些诗人回应新鲜现实的能力严重滞后，“表现新时代乡村时运用的意象还停留在老井、炊烟、耕牛层面，传递的画面仿佛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写作手法也停留在艾青、臧克家式的表达方式上，他们笔下的诗歌与我们生活的现场之间严重断裂。”或者，诗人虽然记录下某种现实的断面，却无法传递出时代的普遍经验，在何平看来，这是诗人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他们缺少一种对素材进行体验、想象、审美锻造和思想综合的本领。

当下，眼花缭乱的诗歌营销传播态势或许值得警惕。当杂糅着摇滚音乐、炫酷灯光和奇幻舞台的“诗歌表演”引人趋之若鹜，当一首戏仿诗歌文体、充满解构与嘲弄的“伪诗”在眼球经济左右下形成传播奇观，当一场声势浩大的“丢书大作战”、大V加持的诗歌沙龙收割可观流量，人们须明白，这些现象也许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力，本质上却很可能无关乎诗。卢桢提醒，“剪贴文化”“快餐文化”固然带来了娱乐快感，却也使诗歌特有的凝练与哲思日渐式微，“这个时候不妨问问：诗歌的初心又在哪里？”

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使命

“当东方和西方再一次相遇在命运的出口/是走出绝境？还是自我毁灭？/左手对右手的责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挪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疫情期间，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所作的一首长诗《裂开的星球》，立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激烈博弈的世界局势，呼吁捍卫自由、公平和正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他看来，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诗人和诗歌更应该承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崇高使命，保持倾听，打破壁垒。

放眼国内，今年恰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吉狄马加认为，诗歌作为诗人个体发出的声音，应该永远是个人性的；但是一个置身于时代并敢于搏击生活激流的诗人，又不能不关注民族和同胞的命运，“我很喜欢的一位爱尔兰诗人，他的诗歌书写了很多琐碎生活、田间植物，仿佛田野里反光的玻璃碎片，折射出特定自然历史环境所养育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因此，从诗人的个体声音背后，我们应该听到的是群体和声、人类意识的回响。”

不过，诗歌与生活、时代、历史之间并非简单的镜像关系，而应是一种多角度的思索与探寻。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说，和青春热烈的何其芳相比，他更欣赏诗人穆旦后期创作里的那种丰厚，里面包蕴着更复杂的历史洞见，有美学的光芒，也有生活的智慧。譬如一句“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交织着生而为人的艰辛，至今仍唤起共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说，“诗歌要和新闻竞赛，就必须写出这种唯有诗歌才能表达的东西”。

诗人的“见证”使命也包含着时代问题的审视、对现实弊疾的反思。“我把车子开上高速公路，就是开始了一场对蝴蝶的屠杀/或者蝴蝶看到我高速驶来，就决定发动一场自杀飞行……”在《当代国际诗坛》主编唐晓渡看来，诗人西川的《撞死在挡风玻璃上的蝴蝶》，以精准的意象、高度凝练的现代情境，指出了人类文明进程对其他物种、生态环境造成的碾压性侵害，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重温这首诗，仍然能带给读者震撼和启示——这便是好的诗歌在审美愉悦之外的又一种力量。本报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