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多”到“没词”（新华社）
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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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全集精装本立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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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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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舍一夕》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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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摄于家中。 |
编者按：2019年，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版《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付梓。对于汪曾祺的长子汪朗来说，与父亲的连接，并不只限于每年清明在墓前为他带去一壶好酒。在那些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新版全集的日夜里，父亲仿佛就在藏在书页后，探着头，等着读者什么时候从文字中咂摸出自己精心埋下的一点儿诙谐。
斯人一去廿余载，父亲的形象从未在如今已年届古稀的汪朗心中变得模糊。于他而言，父亲永远是“兄弟”，是才思飞扬、会笑嘻嘻地说自己将来要进中国文学史——实际也的确做到了——的那个“京派”作家，也永远是那个不能免俗地有些小毛病、可也有着一种可爱的傲骨的“老头儿”汪曾祺。
草地副刊专访汪朗先生，邀请他聊聊新版《汪曾祺全集》，也聊聊父亲。
口述/汪朗
整理/文星月
我们家老头儿（编者注：汪家人对汪曾祺的昵称）生前比较马虎，他的稿子过去从来不留，信也随写随寄。虽则他老说自己能进文学史，实际也没把这太当回事，所以东西并不留底。过去有些作者写稿子，是要拿复写纸留下好几份然后分头投的，他从来不干这事儿。稿子就一份儿，寄出去就落在刊物手里，所以我们家基本没有手稿。
等后来有了复印机，我妈妈帮他管理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得是九几年了。复印机留下一点底稿，但是很少。
社会上不少研究者和真正的“汪粉”也收了好多老头儿以前的作品，主要是解放前的，老头儿自己都没有了。我妹妹跑图书馆也查到一些，有的是循着线索，有的是毫无眉目，全靠一张一张地报纸翻。就这样，找出了一些他早期的小说和散文。
未收进过集子里的小说这次找了28篇，其中25篇写于解放前。当然，这些稿子并非完全为了编全集才找到，有些是研究者在上一版全集（编者注：即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出版后找出来的，这次一并收入。散文之类的多了一百多篇，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时间上，可能解放前的篇目会多一点儿，这也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汪曾祺的创作年谱和过程。过去普遍认为他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个作家，虽然解放前发了一些东西，量不算很大；现在基本能够看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前，他的创作已经成熟，有相当多的作品。这对研究者来说意义可能更大，但一般读者也能从中领略到老头儿风格的转化，变化还是挺大的。
他后期追求的就是“没词”
我们家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很看不上老头儿，说他写东西“没词儿”。为什么呢？老师让他们回家抄一些著名作家的名句名段，回来用在自己的作文上，她觉得爷爷是个作家，那就看看吧，谁知抄来抄去抄不出词儿来。孩子很恼火，老头儿听完哈哈乐：“说得好，说得好，没词儿！”——因为他后期追求的就是“没词”。但你现在看他早期的作品，词多得你根本消化不了。
他的作品，早期的能看出才气，晚期的则能看出对通俗、简易、明了类型文风的追求。他给年轻作者写的序里也提过这种观点：“你们不要学我现在的东西，年纪轻轻的学我现在这种平淡，等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们就太枯瘦了，年轻的时候不妨狂一点儿，写得花哨一点儿。”他早期什么东西都试过，那些词用得花里胡哨，确实能看出他的词汇量还挺丰富。
大学期间，他都还是很欧化，写作风格非常浓艳。实际到了他在联大求学晚期，1946-1947年的时候，写作上已经往比较简易晓畅的方向转换。《老鲁》显得比较平实，《鸡鸭名家》《邂逅》就已经有了后期的那种风格，这和他后来真正走向社会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他早期写作时在校园，相对比较单纯，有点刻意去体现看过的一些作品，好像有一肚子词儿想展示一下，沈从文批评他写的对话“像两个聪明的脑袋在打架”。但是，他东西写得也还漂亮，并非不成样子，后面慢慢也摸索到了适合的方向。
新版全集还收了大量的书信，单独编成一卷。过去可能有五十几封，现在找到将近二百五十封。他的书信也挺好看，写信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实状态，而且他的信并不啰嗦，文笔比起小说、散文还要好，不端架子，读着很舒服。
这些信，写完就寄出去了，我们家在收编上没起多大作用，真正留的信就是他在美国期间写的家书。其他信都是主编和一些“汪粉”一点一点“倒着”淘出来的：比如某篇文章中提及某年某月，老头儿曾给某某写过信，他们就反过来去找收信人，请求能否把信的原件拿过来复印或者抄录……就这么一点儿一点儿抠出来。
我觉得这些信是非常宝贵的材料，对全方位了解我们家老头儿能起很大的作用。其他一些诗歌和题跋，也都专门拎出来，戏剧卷则比旧集子多出七个剧本。
他的各种文章都可以读。依我看，全集里唯一差一点儿的是“谈艺”，因为一个题目总翻来覆去地说。他有一段时间到处给人讲课，或者参加笔会，稿子都是根据讲话整理的，讲的翻来覆去也就那么点东西，就跟我现在似的。还有一点重复的就是个人小传，全集为了求一个“全”，也都收进去了。
剩下的也都还可看。他的诗词、对联，都是有讲究的。
能读出他的那点儿“坏水”，就是他的知音
严格来说，老头儿在职业方面一直想当一个专业作家。但那时候（编者注：汪朗所指的应是汪曾祺的青年时代）没有所谓的专业作家，想当作家，你首先要有个饭碗，可是小职员之类的，他也看不上。
老头儿的小姑爹当时在农业银行江苏分行任行长，他训了老头儿一通，让老头儿老老实实去干点正事。但老头儿宁可在上海的中学当个老师，那时他经常去巴金家走动，他的第一部集子就是1949年巴金帮他出版的。
他不认为他是一个画家。绘画从来都属于他的一种消遣，“画着玩儿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你喜欢他的画，他就非常高兴。对于书，他看得特别紧，来了一个人，如果不是很熟，他从来不主动送书，哪怕对方提出来，他也得说“我先看看有没有”；但画随便送，哪怕你刚来一次，他可能上赶着说“我送你一幅画好吗”，因为他不把画当作自己的创作。家里存的好画不多，通常画家都是把自己最好的画留下来，而他是把最好的画都送人的。
他的绘画题材一般是花鸟，山水、人物都不太会画，也没有为自己的小说配过插画。他的题跋有时候比画好玩。
在孙女那里，他的文章挨批，画也挨批。“画的什么呀？那鸟都不像正经鸟，嘴那么长，还斜着眼。”后来孩子专门上年货市场溜达，买回来一个小鸟窝模样的工艺品，里面有两只鸟蛋，鸟窝边上蹲着俩鸟，她跟老头儿说：“爷爷，你看鸟是这个样子，不是你画的那个样子。”老头儿就把鸟窝一直放在书柜里，直到我们前一阵清理东西才拿走。
你要说他的性格和作品比较一致，这可能和他经历比较简单有关。老头儿曾经写过几句诗，大致是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要我说，“写作勤快”没问题，“人间送小温”也是他的追求，但“平生不整人”属于说大话，因为他一辈子也没当过什么官。
人的内心对功名多少还是会有些“小渴望”，他也没有那么纯粹，面对各种各样的名和利会有些想法。但他也不会孜孜以求，刻意逢迎或者讨要，他干不出来。
他喜欢做饭，一直做到七十四五岁。后来我妈妈病得下不了床，家里请了一个阿姨，他就不做了。到了七十七岁，人也就走了。
他做饭很认真，像写文章那么认真。每天都是先设计好买什么、做什么，然后自己出门现买现做。
我们家的人，起码表面上都比较放得开，在一起回忆的时候，也没有那种特别伤心的事情，都是嘻嘻哈哈的。每次扫墓的时候，给他带一瓶小酒，然后说两句：“老头儿，在那边过得还行吧？喝点儿小酒吧？这一年你给我们挣的稿费不错啊，继续努力”之类的，带点儿调侃。
虽说他实际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调侃得不多，但是在文章里经常使点儿小坏、冒点儿坏水。就好像给你讲一个故事，里头藏着一个小包袱，就一点点，露一个头，他自己在旁边捂着嘴偷偷乐。你要是能看出来他的——也不能说是“险恶用心”吧——那种“坏水”，你也就是他的知音了。
我们子女在成长过程中，还是从他的性格中学到一些东西，一来是平等待人，二来是认真做事。除了日常待人接物，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平等精神，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和你交流。他有那么多读者、那么多比他年轻的作家朋友，我觉得跟他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有很大关系。
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他的文章也写了，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说实话，有时候他自己都“不平等”了，怎么好像反倒比我们还低了？呵呵。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学不来的：我们都绝对没有他的才气。他自己首先都觉得这学不了，也没指望我们能继承什么。他也比较懒，对我们基本都是“放养”，爱怎么活怎么活，“反正我保证你有吃有喝就完了”。我们能努力到什么程度，他也不要求，只要孩子健健康康地活着就可以。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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