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折断的花朵，不止于 《二十二》（新华社）

《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是季我努学社和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本书获得了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和“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物荣誉。

　　本书2013年在荷兰一经问世便在欧洲和日本产生巨大影响，作者因此受到日本天皇和皇后的接见。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也专门致信荷兰首相威姆·考克，就日军对荷兰籍“慰安妇”的暴行，表达歉意。

　　所谓“慰安妇”，就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在占领地、殖民地强征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近年来，中国、韩国受害者的故事已渐为人们知晓，其实在日军所有的占领地，都有“慰安妇”。这当然包括东南亚各日军占领地，如缅甸、新加坡、东帝汶、菲律宾、太平洋各群岛，以及荷兰所属的印度尼西亚。 

　　1942年1月，日军对荷兰所属的东印度、婆罗洲岛、苏拉威西岛等地发动了第一次攻击。3月8日，荷属东印度当局投降，到4月间，苏门答腊岛、圣诞岛、新几内亚岛几乎全为日军所占领。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有36万欧洲人和大约7000万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大多住在爪哇岛。 

　　日本占领军认为建立“慰安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驻爪哇岛的日军第16军的兵站，具体承办“慰安所”、发放许可证。在荷属东印度地区有3万名女性曾在日军“强奸中心”受辱，有统计的数字是19573人。当然，许多人已失去生命，还有不少人不愿意再撕裂记忆的伤口公开作证，所以我们所知的只是历史的冰山之一角。在荷属东印度，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有被强征去的朝鲜女性，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女性，也有当地土著女性，还有一些是当地白人女性。在日军“慰安所”里，“慰安妇”也是有等级的，最上层的是日本人，其下是中国台湾人、朝鲜人、中国大陆人、马来人，最低等的是当地女人。战时日本一直标榜自己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了黄种人，所以他们是不会放过白人女性的。

　　1944年2月，日军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逼迫多个集中营里的荷兰女性为日军“慰安妇”。根据玛露塔的回忆，当时被抓的荷兰女性有1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宝垄事件”。当然，日军不仅仅在集中营里抓人，还在一些女性回家路上或在前往菜市场购物途中光天化日地抓人。本书的主人翁们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入暗无天日的“慰安所”的。

　　《被折断的花朵》中荷兰幸存者所叙述的受害事实，与在中国、韩国受害者身上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区别。荷兰“慰安妇”也有一些是未成年人，如莉娅被抓时只有13岁，还是个孩子。日军威吓她们说，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就杀掉她们关在集中营的家人，于是她们只能停止反抗。在“慰安所”，她们每天要遭受20名左右的日本兵强暴，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有时这些女性还会被送到其他日军驻地去，“就像被摆在传送带上的商品一般，整整一天都要遭受日本士兵们的粗暴凌辱”。虽然日军规定士兵有义务使用避用套，可没有日本兵理睬。即便莉娅怀孕，也没有哪个日本兵顾及到她有孕在身，依旧遭受着强暴。不幸的孩子刚一生出来，就被两个日本兵杀害了，而且就在莉娅的眼前，她只能整日以泪洗面。战争是如此的吊诡，困境中的莉娅后来竟与日本军官吉田生下了两个孩子。“三宝垄事件”的受害者扬·鲁夫-奥赫恩（Jannie Ruff-O’Herne），1944年被日军强行送入“七海屋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三个月地狱般的“慰安妇”生活。如今，《被折断的花朵》中的主角埃卢娜、玛露塔、莉娅、提奈卡、贝齐、埃伦、叶妮、诺露切，都已经相继与世长辞。和平年代的读者，对于这几位荷兰受害者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恐怕是难以深刻理解的。

　　我从事“慰安妇”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已有24年了。本书第十章所描绘的2000年东京民间法庭活动，扬·鲁夫-奥赫恩曾出庭作证，而我当时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也就在这一年，扬·鲁夫-奥赫恩等幸存者曾来上海师范大学出席中国首届日军“慰安妇”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今，她的照片和经历还在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里展示。在当时的东南亚或者荷属东印度，究竟有多少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恐怕已很难精确估计了，但到处都有“慰所”的确是历史事实。我仅举在中国吉林省档案馆发现的日军档案为例。在爪哇岛，日军开设了“将校‘慰安所’”。爪哇宪兵队司令部的《宪兵月报》，记载了不少官兵违纪去“慰安所”的情况。如1944年1月25日，日军部队奉命转移，在码头待命时，陆军一等兵冲野孝次竟迫不及待地擅自离队去“慰安所”，等他回到码头，部队早已开拔了。3月5日，约克加卡尔塔的铁道工厂日军雇员酒后冲入“慰安所”，殴打“慰安妇”。同日，爪哇飞联的一名士兵借着酒兴到军队“慰安所”殴打“慰安妇”，并对其施以暴行。飞行第五战队的两名陆军士兵，于11月12日外出，酩酊大醉之际进入将校“慰安所”及混血居民私宅，对三名混血女性殴打二十多次，并将其中的两名女士强行带出。日军众多的违纪记录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东南亚的日军占领地，“慰安所”是相当普遍的。

　　作为纪录电影《二十二》的历史顾问，我感谢在 2017年的夏天，有600多万中国青年人进入影院，去触摸“慰安妇”这一战争的伤痛。同样，《被折断的花朵》中文版的出版，将有利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东南亚日军占领的实态，并去思考，这究竟是“解放”还是奴役。感谢作者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瓦德维勒勇敢而真实地记录这一惨痛的历史，感谢日文版（由荷兰文翻译成日文）的译者村冈崇光教授的正义感，也要感谢中文版（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译者李越、焦红梅、田野，以及荷兰文译者刘晓敏的辛苦付出。

　　当我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好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IAC）会议。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东帝汶、印度尼西亚、日本、荷兰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联合向大会递交了“‘慰安妇’的声音”项目。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我们的这个项目被搁置起来。

　　历史链接着未来。正确认识战争责任问题，是日本战后融入世界、与周边国家和解的基石。以性暴力作为战争工具，更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必将书入历史，永受谴责。

苏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