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为教师减负（新华社）

不仅学生要“减负”，广大中小学教师，同样背负众多不合理的工作负担。教育部调研小组发现，中小学教师周平均工作时间约为60小时，是法定工作时间的1.5倍。

只有让教师从各种“表哥”“表叔”中解脱出来，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才能“轻装上阵”。

中小学教师之负，为何减？减什么？怎么减？本期议事厅邀请教育领域权威人士，以及新华社记者采访一线教师，同时征集了热心网友的留言，为减负措施真正落实提供参考。

教育部教师司一级巡视员　　刘建同

教育部教师司副司长　　　　宋磊

贵州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　　龚宁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 刘希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新翠

受访者：王晓、李佳、海鑫 （宁夏 小学教师）

岁末将至，不少教师在总结本学期工作之余，也对新的一年、新的学期充满期待。

《意见》的出台，不少中小学教师表示，很多措施都说到了心坎里。有了减负文件做“靠山”的新学期，三位年轻老师表达了他们的新期待。

将好文件落实好。

2020年，将是27岁的王晓从教的第五个年头。“《意见》说得很好，但落实好才是真的好。”王晓说，读大学时他觉得教师的工作就是把课教好，但工作后发现，要用不少精力来对接上级检查，因为厅、市、区三级部门，每年来检查一次就至少是三次，何况很多时候都不止一次，不少检查都要准备材料，此外还有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需要参与。

王晓说，《意见》提出要减少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他期待能看到地方出台更加细化的减负清单，同时希望在落实《意见》时，避免开中小学教师减负大会、要求写会议学习笔记、填负担调查问卷、准备减负督查材料等形式主义举措出现。

让各类“进校园”频而不烦。

32岁的李佳在进入教师队伍之前，在一家省级体育协会工作。“现在动辄就提从娃娃抓起，往往是娃娃没抓起，先把老师精力‘抓’住了。”当体育教师的李佳说，现在法律进校园、环保进校园、廉洁文化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垃圾分类进校园等各种“进校园”占用教师不少精力，这些“进校园”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其背后往往会有督查检查，甚至要求留痕，有些还影响原有课程安排。

“既然各类‘进校园’都那么重要，为何不能通过课程设置来确保‘进校园’的内容成为学生课堂学习的内容呢？”她说，希望能对各种“进校园”活动在课堂中进行统筹，同时，最好能对其予以区分并区别对待，让“进校园”频而不烦。

减负之后更应注重提质。

一些教师表示，减负政策落实后，教师能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希望能有更多学习、培训机会。“之前是给学生减负，现在教师负担也日益受到重视，我认为，减负其实对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一所乡村小学担任校长的海鑫说，希望给予青年教师更多更有针对性的培训，让大家开拓眼界、提升能力。

本报记者何晨阳

（本组受访教师为化名）

作为教师，觉得太好了，给教师留更多时间用于教育教学本职工作。愿落地！　　 ——网友“潇潇”

任何制度的初衷和结果都在于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要给予学校老师更多自主权，有健康的制度才有积极向上的干劲，才能切实做好教育。

——网友“若夫翛然”

受访者：魏涛 （河南新乡 中学语文教师）

教龄26年的魏涛，是河南一所农村中学的语文教师。说起工作负担，他苦笑：“人家城里老师是教研压力大，我们天天折腾得晕头转向，都不知道在忙啥。”

不像一些城市学校有教导处、政教处、保卫处，人员各司其职，农村学校什么活儿都靠教师，用魏涛的原话讲，“没有闲人专门做这些事”。校园安全、环境卫生、宿舍和食堂管理……很多工作看着不是多大的活儿，干起来却很占精力。

魏涛所在的学校，位于两个县城的接壤地带，学生流动性大，日常教学管理就很困难，更不用说政教卫生等问题了。

魏涛除了当班主任、教一个年级的语文课，还负责学校后勤工作，他最怕的是上面来检查。“检查本来是好事，督促我们更规范，就是手续太多，要求的书面材料多。像安全检查，要查监控，查白班记录、夜巡记录，有照片没文字也不过关。很多工作，不留痕相当于没做，老师有点空就赶紧补材料，忙着到处印‘脚印’。”

繁琐的各种检查，导致学校的经济压力和人情负担也重。“人家早上8点来、11点走还好点，要是后半晌来了，12点还没结束，那就麻烦了！”

魏涛“吐槽”后勤工作，“标语必须得上档次，普通一点的材质，花15块钱，不也是个标语吗？非得用几十块上百块的，追求全新面貌。比如有机玻璃牌，像信封一样，一张A4纸插进去。要求说必须得用PVC的，咱也不懂是啥材料。”

非教育部门占用师资力量，更加剧了教师负担。魏涛任教这二十多年，对身边这类事情已司空见惯。“编制都是有数的，但实际在岗的人数达不到。一般是比教育部门支配能力更强的部门来抽调，缺写作人才、缺有文艺特长的，五花八门都来借人，学校无限度配合，剩下的老师只能干更多活儿。”

《意见》出台，让魏涛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文件中指出的督导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摊派无关事务等问题，不少他都有过切身之痛。深受鼓舞之余，他心里也没底儿，政策到底能落实几分？

“希望学校尤其是基层农村学校，能有说‘不’的权利。一些出发点好的措施，也请多考虑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不要太过机械和形式化，真正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本报记者双瑞)

一位朋友是村小学教师，他说除了日常教学工作外，村委会和乡镇教育主管部门经常找他写材料或填写表格。

作为农村文化人的教师，少部分文字功力确实很强，于是便成了领导的“猎物”！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于是负担就加重了，难以更好地投入教学工作。

——网友“雄关漫道”

受访者：郭雯 （山东济南 中学班主任）

北方冬季的天空，总在淡灰与浅蓝间切换。郭雯对此却常常后知后觉，因为她经常是天光初晓时出门上班，在新闻联播结束时下班到家。

30多岁的她，在山东济南一所公办初级中学任教，是两个教学班90名学生的语文老师，更是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

“早晨大概6点多就要起床，上班路要半个小时。班主任必须在7点20分晨读开始前进班，然后7点40分准备上第一堂课。”郭雯掰着指头，讲着班主任一天的工作节奏：在日常上课外，每天半小时大课间，班主任要监督孩子们跑操锻炼；下午最后一节课，如果是自习，班主任要到班维持纪律；5点30分放学，班主任还要为孩子答疑、谈心，等班级值日做完，也就到晚间六七点的样子。

郭雯说，班主任的“十二时辰”看似有整有零，但真体验一次就知道，“根本没时间把椅子坐热”。学生感冒了，要班主任批假条；学校业务会要参加；班级文化养成、班干部培养，要班主任手把手教……在琐琐碎碎中，一天就这样开始和结束。

在郭雯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几个码放整齐的大笔记本。

“家访记录本、学生谈心本、主题班会本、教师备课本、听课交流本，是常用到的‘五大本’。”说起这“五大本”，郭雯颇有些无奈。学校要求教书育人日常留痕，老师既要动脑想、动嘴说，还要动笔写。

“这些笔记本属于班主任履职考核的范畴，要被定期抽查，内容只允许手写。”郭雯说。

采访中，郭雯手机屏幕不时亮起，弹出的消息框越攒越长。

“现在一线老师的工作群很多，时不时得拿起手机看看，怕漏过消息通知。微信和QQ加起来，大概28个吧。比如班级群、年级班主任群、年级学科教师群、年级教师群、全校班主任群、全校学科教师群、全校教职工群、教师志愿者群、党员教师群，还有参加校外培训的通知群等。”郭雯说。

对中小学教师减负，郭雯希望能有“两个少一点”：一是书面材料少一点，二是各类会议少一点。

郭雯说，教龄稍长、经验较多的教师，已将教案熟稔于心，与学生谈话谈心更是每天都在做的工作，不必手写留痕。大大小小的例会、业务会，则让老师分身乏术，挤占的都是教师进行教学备课与了解学生动态的时间。

“选择当班主任，并不是为了每月有额外津补贴，而是班主任的确是全面育人的重要一环。”郭雯说，当学生把自己写进作文里，当学生行为习惯、学习成绩有明显改善与提高，当看到学生在老师影响下逐渐成长，这就是对班主任的最好回馈。

“你还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吗？”在采访最后，记者问。

“早晨上班，孩子经常还睡着。傍晚下班，孩子9点就上床睡觉。其实我连‘两小时妈妈’都做不到。”郭雯说。 (本报记者萧海川)

全国县城中学都是住校，老师白加黑、5加2几乎无休息，早出晚归，城市学校下午4点半基本可以放学，但城市学生周六周日几乎都在校外教育机构上各种课外班，改来改去，也该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教育的路子了。

——网友“四水归堂”

受访者：宋欢 （贵州毕节 乡镇中学校长）

作为西部贫困山区一所乡镇中学的校长，宋欢既要管理学校行政事务，还要承担日常教学工作。尽管每天都比较忙，但比起这些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牵扯他大量精力的还是各种会议和检查。

“自己过去是一名语文老师，但现在每天行政事务多，尤其是要应付各种检查、会议。只能选择教‘道德与法治’‘美术’等非重点考核科目。”宋欢说，但还是无法完全保障教学时间，课程表时常被“打乱”。

记者见到宋欢时，一大早去镇政府开会的他才到办公室。但会议内容并不是关乎学校教育教学，而是一家消防器材销售公司举办的消防培训活动。由于是来自上级的临时通知，他不得不调整上午的课程时间。像这样临时调整课程的情况，他和学校大多数老师都习惯了。

“严格来说，是不允许随意调整课程的。但没办法，这些都是上级下派的任务，基层学校只能无条件抓落实。”宋欢说。

宋欢所在的中学，在校学生有624人，在职教师只有42名。“按规定，学校师生比本就不达标。而且像语文等‘主科’又缺老师，但自己也不敢接。因为三天两头迎检、开会而调课，甚至停课，太耽误学生了。”宋欢说。

尽管教师有限，但很多部门还时常向宋欢“要人”，抽调教师做别的工作。今年6月份，县里要做脱贫攻坚画册，便抽调3名教师去参与写画册文案。迫于各种压力，宋欢只能无奈地应允，而抽调期间这3名教师的课程也随之调整。

宋欢说，这种情况并非特例，一学期有好多次。

在宋欢看来，受制于各种因素，自己所在的学校每学期那张课程表，很难完全原封不动地被执行下去，而在“打乱”课程表的诸多因素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无关。

除了“抽调的烦恼”，还有“什么都进校园”的影响。“现在很多部门工作都‘拉着’学校一起做，什么都要进校园。学校除了要准备资料、填写报告，有时学生还要被迫停课搞活动，很耽误学生时间。”宋欢说，以诚信进校园为例，有的银行有宣讲任务，便找学校配合，要求组织学生听讲座，然后拍照，做资料。其实，诚信知识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都有，应有所侧重，别为了宣讲而宣讲，沦为形式。

宋欢负责的中学，还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有456名学生住校。由于只有1名临聘宿管员，老师们不得不轮流管理学生饮食起居。

“老师们白天要搞教学，晚上还要义务管理学生上自习、就寝等，经常待到晚上9点多才能回去。”宋欢说，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联动，但现在感觉更多责任和压力主要集中在学校。

不少基层教育工作者希望，这次中央出台的“减负”政策能有效落实，切实为基层学校和教师减轻负担。(本报记者骆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