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刘贺与刘胜墓葬品见证的西汉社会 （光明网）

　　作者：王金中

　　新中国成立后，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曾经发掘出多座高等级的汉墓，为我们深入研究和认识汉代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实物依据。其中, 2015年江西省南昌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与1968年河北省满城发掘的中山王刘胜墓，是两座十分典型的西汉墓，墓主人显赫的身份和墓室中丰富的藏品，再次打开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同时也印证了史籍中的诸多记载。对比两座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高等级随葬品，既能看到许多共同之处，又能发现一些明显差异，这就为我们深入研究西汉社会走向强盛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引子：刘贺与刘胜的家族渊源

　　海昏侯刘贺与中山王刘胜，都与汉武帝刘彻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在西汉的皇族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中山王刘胜是汉武帝刘彻的哥哥，两人都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为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汉景帝于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封刘胜为中山王，这一年刘彻还不满三岁。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十五岁的刘彻登基，继承皇位，成为汉武帝。此时，刘胜仍然是中山王。他在位长达42年之久，直到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去世，谥号“中山靖王”。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与倾国倾城的李夫人之孙，幼时曾跟随父亲陪同汉武帝登泰山。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他的父亲、第一代昌邑王刘髆（bó，音膊）去世，五岁的刘贺接替昌邑王，在位13年。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无子嗣，由刘贺接替当皇帝。但仅27天便被废黜，直到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被封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34岁的海昏侯刘贺去世。

　　由此看来，从血缘上讲，刘胜是刘贺的爷爷辈，刘贺是刘胜的孙子辈。其实，刘胜与刘贺两家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密切关系。

　　中山王刘胜有一个儿子叫刘屈氂（máo，音矛），原为涿郡太守，后被汉武帝封为左丞相。巫蛊事件中，刘屈氂按照汉武帝的旨意，将起兵造反的戾太子镇压。第二年，汉武帝派遣李夫人的兄弟、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出击匈奴。李广利是刘髆的舅舅，他的女儿又嫁给了刘屈氂的儿子。出征前夕，刘屈氂为李广利送行，于公是左丞相为贰师将军出征壮行，于私是儿女亲家的送别。刘屈氂与李广利相约，共同建议汉武帝立昌邑王刘髆即刘贺的父亲为太子，以安天下。没想到汉武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左丞相刘屈氂夫妻诛杀，同时逮捕了李广利的妻子。正在与匈奴作战的贰师将军李广利闻讯后，无心恋战，投降匈奴，后来被匈奴所杀。这件事情表明，刘胜家族与刘贺家族之间有着除了血缘关系以外的政治关系。

　　从中山王刘胜到海昏侯刘贺，他们生活的年代，横跨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四代帝王，正是西汉社会从动荡、贫穷、分裂、混乱，走向稳定、繁荣、统一、强盛的时期，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中山王刘胜墓（图1）与海昏侯刘贺墓（图2），前后相差54年，由于墓主人的祖先相同，地位相似，时代相近，因此其中的随葬品极具传承性和可比性，它们就像历史的多棱镜和万花筒，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见证了一个强盛的西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

图1

图2

　　一、从“皇帝恩宠”到“太后庇护”

　　汉代的同姓王都是皇帝的手足兄弟和至爱子孙，他们受到皇帝的格外关照和恩宠是理所当然的。史书记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中山王刘胜与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济川王刘明到长安朝见汉武帝。汉武帝高兴地宴请各路诸侯王。酒席宴上，乐舞助兴，“胜闻乐声而泣”。当汉武帝寻问原因时，刘胜声泪俱下，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朝廷中的群臣用各种不实之词和谎言，污蔑、诋毁诸侯王，图谋分离与皇帝的宗室之情。他引经据典，体物言志，言辞婉转，语惊四座，恳请皇帝看在骨肉至亲的份上，莫听谗言，厚待各路诸侯王。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闻乐对》。汉武帝并没有责罚他，“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见《汉书•景十三王传》）也就是说，汉武帝不仅以礼厚待这些诸侯王，而且取消了让群臣监视诸侯王的某些做法，给他们以更多的精神自由。这说明，西汉时期诸侯王在皇帝面前还是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

　　被贬为平民长达十年之久的原昌邑王刘贺，也在享受着来自皇帝的恩宠。霍光死后，汉宣帝刘询亲政并迅速铲除了霍氏家族的势力，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宣帝亲自派遣山阳郡太守张敞去看望刘贺，深入了解他的生活状况。第二年春天汉宣帝下诏：“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见《汉书•武五子传》）汉宣帝巧妙地引用舜与象的故事，类比皇帝与诸侯的骨肉亲情，道出了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实质。

　　汉代的诸侯王除了皇帝的恩宠外，往往还受到太后或太皇太后的格外庇护，或者说，太后或太皇太后就是那些诸侯王们的保护伞。刘胜的妻子窦绾墓中出土了一件旷世珍品——长信宫灯（图3）。此灯青铜材质，通体鎏金，精美华贵，惊艳世界。尤其是执灯宫女神态安详，左手执灯，右臂上扬，袖口自然下垂，燃灯产生的烟灰通过右臂吸入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此外，灯盘、灯罩可随意转动开合调节照射方向，设计科学巧妙。上部灯座底部周边有一行铭文为：“长信尚浴，……今内者卧。”

图3

　　“长信尚浴”是指长信宫尚浴府所使用的器物，“内者”是指管理皇宫少府中的官员。据《三辅黄图》记载，长信宫是长乐宫中的一处重要建筑，“汉太后常居之”。从汉景帝时代到汉武帝初期，长信宫的主人一直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窦氏是汉景帝刘启的太后，汉武帝刘彻和中山王刘胜的太皇太后。据推测，刘胜的妻子窦绾就是窦太后家的人，这件长信宫灯或许作为陪嫁品来到中山王家。刘胜夫妇将它视为至宝，死后放在身边。这反映了皇族子弟、诸侯王，与太后、太皇太后之间的一种特殊联姻关系。

　　被废黜皇位的刘贺，同样受到太后的庇护。当时，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也就是说，按照以往的规矩，为了不让被废弃的刘贺干预朝政，要把他流放到汉中郡的房陵县。古时的房陵县，边远贫瘠，交通不便，是流放罪人的地方。照此做法必置刘贺于死地。然而上官太后并没有同意，她下诏“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财物皆与贺。及哀王（指刘髆）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见《汉书•武五子传》）按照上官太后的安排，刘贺不仅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住在天下最富裕的地区，而且还享受着故昌邑王的全部家财。汤沐邑是指能够保证一家温饱的邑户。刘贺本人享有2000户，她的四个姐妹每人享有1000户，加起来就是6000户，这就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的待遇。可见，在上官太后的庇护下，刘贺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还保住了丰厚的家产和优越的生活。

　　刘贺当海昏侯后，曾经多次上书上官太后，其中一件名谒上写着：“妾待昧死 再拜 上书 主 太后陛下”（图4）。其他名谒上也有内容类似的文字。这无疑说明，刘贺即使到了偏远的豫章郡，也没有忘记上官太后对他的恩情。

图4

　　在汉代初期的政治生态中，太后是仅次于皇帝的重要统治者，其地位和权势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汉高帝的吕后，曾经临朝称制，号令全国。汉文帝的窦后，在汉景帝时期一直参与朝政，直到汉武帝当政，年迈的太皇太后仍然要求刘彻以黄老之术治理国家。正是看到了母壮子幼、外戚干政的各种弊端，汉武帝在立刘弗陵为太子时，将他的母亲赵氏赐死。从此，太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回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二、从“郡国铸币”到“三官铸钱”

　　在中山王刘胜与海昏侯刘贺的随葬品中，都有大量的汉代铜钱。刘胜墓共出土铜钱2317枚，除1枚出土于南耳室外，余皆分别出土于象征厅堂及内室的中室和后室。中室的铜钱成堆放置，后室则以麻绳为缗，串起来放置在漆盒中。此外，在刘胜夫人窦绾墓中也出土了1891枚铜钱。总计达到4408枚之多（图5）。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铜钱数量更是惊人，在位于北藏椁的钱库中，就堆放着超过10吨重的铜钱（图6），总数竟然达到200万枚以上，令人叹为观止！

图5

图6

　　两座汉墓中所埋藏的大量铜钱，都是汉代开始发行和使用的五铢钱，俗称“汉五铢”。汉五铢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经七百多年的沧桑，因此也叫“长寿钱”。不过，满城汉墓中的汉五铢，大部分都是“郡国五铢”，即由各郡国自行铸造的五铢钱（图7）；少部分是“三官五铢”，即由“上林三官”代表国家铸造的五铢钱（图8）。而刘贺墓中出土的铜钱，基本上都是“三官五铢”，铸造的年代大都集中在武帝、昭帝、宣帝三个历史时期，前后跨越大约50余年。

图7

图8

　　据史料记载，“汉五铢”最早是汉武帝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下令铸造的。在这之前，国内通行的货币主要有榆荚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三铢钱等，均由各地铸行。此外，朝廷还制造了白鹿皮币、白金三品、云纹铜牌等钱币。上述钱币有的不能进入流通领域，有的是巨额不足值，有的仅为一种辅币。西汉开国后的几十年间，货币处于一种币值不定、或大或小、钱法紊乱、盗铸横行的局面。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汉武帝为了统一货币，使铜钱形制规范、轻重适中、铸工精美、使用方便，“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开创了一种新的币制。

　　最初的五铢钱是由各郡国分别铸造的。郡，指郡县；国，指诸侯国，因此叫“郡国五铢”。由于开始铸造的时间为元狩五年，因此也叫“元狩五铢”。“郡国五铢”铸行两年后，便出现了“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的现象。“多奸铸钱”是指使用便宜的铅、锡等金属掺进贵重的铜里铸钱，致使形状相同的五铢钱重量较轻。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开始铸行“赤侧五铢”。这种“赤侧五铢”是以红铜作为钱的边缘，但使用起来也不方便，很快就被废除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决心将铸币权集于中央，“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以上均见《史记•平准书》）这里的“上林三官”是指由水衡都尉掌管的上林苑所设置的均输令、钟官令和辨铜令，由他们共同负责铸钱。至此，“郡国五铢”废止，全国通行“三官五铢”。

　　满城汉墓中的铜钱，真实地反映了从“郡国五铢”到“三官五铢”的转变；而海昏侯墓中的铜钱，无疑印证了至少到汉宣帝时期这个转变已经胜利完成。由国家统一行使铸币权，一是使全国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央政权之下，对于统一全国的市场、物价有重要意义。二是极大地消弱了诸侯国的经济实力，堵塞了他们通过违法铸币积累财富的渠道。三是有效地保持了币值的长期稳定，人们有了积累、贮藏和转移财富的手段，社会的富裕程度显著增加，从而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民族的凝聚力。可以说，西汉开创了由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统一铸币的先河，而刘胜与刘贺墓中的铜钱就是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有力见证。

　　三、从“赏赐黄金”到“助祭献金”

　　西汉是一个多金的时代。据《汉书》记载，西汉皇帝曾频频以黄金赏赐有功之臣，汉武帝赏赐大将卫青黄金20万斤，赏赐霍去病55万斤。有人统计西汉赐金的总额达到89万斤之巨！

　　当然，汉代的皇帝也会将黄金赏赐给诸王列侯。满城汉墓出土金饼69枚，其中刘胜墓40枚，窦绾墓29枚，每枚金饼重量为16～18克（图9），是当时考古发掘中埋藏黄金最多的汉墓之一。此外，墓中所有贵重的金属物品都带有灿烂的鎏金装饰。

图9

　　而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之多，更是创下了汉墓之最。据统计，各类金器多达478件，包括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版等（图10）。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西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汉武帝发布诏书：“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马蹄以协瑞焉。”于是，汉武帝命人铸造麟趾、马蹄形的黄金以应祥瑞，并用来颁赐给诸侯王。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和麟趾金，器型完整，造型精美，周边饰有麦穗纹、水波纹等不同纹样，还镶嵌着贵重的琉璃，显然是来自皇帝的赏赐。

图10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中，有几枚留有墨书的痕迹，经过拼凑识读判断，上面写着“南藩海昏侯贺元康三年酎（zhòu，音昼）金一斤”（图11）。这就说明，海昏侯墓中的金饼，完全是按照酎金的规格制作的。

图11

　　“酎”是一种每年正月开始制作，至八月份经过三次追加原料，反复酿成的优质酒，味美醇厚。这种酎酒专供每年秋季皇帝祭祀祖先时饮用，诸王列侯都要参加助祭，共饮酎酒，同时要向皇帝敬献黄金，称为“献酎金”。汉武帝还制定了“酎金律”，对于酎金的数量、大小、颜色、成色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其中特别强调诸王列侯都要按照封国人口数量献酎金，由少府验收。诸王列侯献酎金时，皇帝亲临受金。所献酎金如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

　　据有关单位实测，海昏侯墓的酎金纯度在99%以上，每枚金饼的重量都是汉代标准的一斤，甚至还多一点。而满城汉墓的金饼纯度只有95～97%，每枚金饼的重量在汉代的一两上下。可见，满城汉墓中的金饼成色不足，份量也有问题。这其中就隐藏着刘胜死后，中山国日渐衰落的故事。

　　原来，汉武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颁布了一道“推恩令”，“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分号，辄别属汉郡。”也就是说，同姓诸侯王的子弟如果要封侯，国家不再划分封地，只能由王国主动分裂自己的土地。这样，自然就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据《史记》《汉书》中的“王子侯表”记载，从元朔二年到五年（公元前127年到前124年）刘胜之子先后封侯者有19人，中山国的封地自然就逐渐“分析弱小”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刘胜的这19个封侯儿子中，有12人因为献酎金的斤两成色不合规定而被免国。三国时期的刘备，即为中山王刘胜之后，他的祖上原为涿县陆城亭侯，就是因为“坐酎金失侯”（见《三国志•先主传》）。这样，汉武帝通过“献酎金”削弱了诸侯势力，巩固和壮大了中央集权。

　　四、从“战乱频繁”到“天下大治”

　　刘胜墓众多随葬品的一大看点，就是拥有大量兵器，包括青铜剑、铁剑12件；青铜匕首、铁匕首2件；青铜戈2件；青铜弩机37件；铜镞、铁镞、银镞503件。此外，还有铁长刀、铁刀（削）、铁戟、铁矛、铁铤、铁殳等兵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铁铠甲，出土时捆成一卷放置在刘胜墓的后室，已锈蚀在一起，经过修整后复原（图12）。这件铠甲为方领，对襟开口，短袖，共用2859片甲片连缀而成，甲片是由纯铁热锻制成。据有关专家研究，这领铠甲在形制上属于“鱼鳞甲”，在当时是一种新式的、较为先进的铠甲形制，为研究汉代防御装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

图12

　　与刘胜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贺墓中的兵器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除了少量的矛、戈、盾外，就是剑。海昏侯墓共出土青铜剑和铁剑49把，看起来很多，但与此同时出土了大批剑上的玉饰，如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璏（zhì,音智）、玉剑珌（bì，音毖）等，这说明，海昏侯墓中的那些剑，绝大部分属于玉具剑，是礼仪佩剑，并不是实用的兵器。另外，海昏侯墓出土的盾，属于在射礼中使用的丹画盾（图13），也不是实用的兵器。

图13

　　为什么刘胜墓与刘贺墓中的兵器相差如此悬殊呢？这与西汉时期的内外安全环境的巨大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西汉初期的外部安全，主要是北部边境匈奴的威胁。汉高祖刘邦曾经亲率汉军孤军深入，征讨入侵今山西境内的匈奴，反被匈奴40万精兵围困在白登山七日。侥幸逃脱后的刘邦认识到，刚刚建立的汉朝政权，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征服匈奴。于是，采纳了刘敬的建议，主动与匈奴和亲，使双方关系迅速缓和下来。之后，在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期间同匈奴的关系上，汉朝一直奉行和亲政策，即以妥协的方式来减缓匈奴在北部边境上所造成的危害。但是匈奴并不满足，时常越过长城，入侵现今的山西、河北一带进行抢掠骚扰。据史料记载，匈奴的军队曾经攻打到中山国北边的代郡。因此，为了抵抗匈奴的入侵，各郡国都必须充实武备，随时准备打仗。这便是中山王刘胜墓中拥有大量兵器的根本原因。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已经强盛，为了巩固边防，开始反击匈奴。经过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彻底打垮了匈奴，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北部边疆之患基本得到解决。到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北部边疆少有战事，武备随之松弛。这便是海昏侯刘贺墓中很少有兵器的重要原因。

　　西汉初期的内部安全，主要是警惕诸侯王势力坐大，进而与朝廷分庭抗礼。楚汉战争中，为了击败项羽，汉高祖刘邦分封了功勋卓著的韩信等七个异姓王。他们雄距一方，使刘邦深感威胁。到了汉初时，刘邦与吕后设计，逐一将六个异姓王剪除，只剩下一个忠于汉室的长沙王。与此同时，又分封了一些刘氏子弟为王。到汉文帝时，同姓王形成割据状态，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反叛；三年后淮南王又反叛；至汉景帝时不得不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即从削减诸侯王的地盘入手，削弱他们的势力。但是蓄谋已久的吴王刘濞在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以“清君侧”的名义，联合胶东王、胶西王、淄川王、济南王、齐王、楚王、赵王起兵谋反，史称“七国叛乱”。汉景帝被迫派遣太尉周亚夫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

　　见证这个事件的，是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银蟠龙纹青铜壶（简称蟠龙纹壶）（图14）。它通体鎏金银，腹部盘绕四条独首双身的金龙，间缀金色卷云纹。整个壶身金银交错，光彩夺目。壶内壁髹朱漆。壶底有铭文：“楚，大官，糟，容一石□，并重二钧八斤十两，第一”。从铭文看，此壶原来属于楚王，由主膳食的“大官”用来盛酒的。而楚王刘戊直接参与了“七国叛乱”，失败后丧命，家财均被朝廷没收，包括这件蟠龙纹壶。后来皇帝把它转赠给中山王刘胜。前面提到的长信宫灯，下部灯座外侧也有一行铭文：“阳信家，并重二钧十二斤，七年，第一。”其实灯上还有5处刻有“阳信家”字样。这说明它的第一位主人并不是长信宫中的窦太后，而是“阳信家”。据查，“阳信”是指阳信夷侯刘揭。始封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在位14年死。其子刘中意嗣位，在位14年，于汉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有罪国除”。因此，蟠龙纹壶与长信宫灯，都见证了西汉时期剪除诸侯王，强化中央集权制，实现天下大治的这一重要历史进程。

图14

　　五、从“扬帆南海”到“凿空西域”

　　满城汉墓出土了多件香炉和熏炉，其中最精美者当属刘胜墓中的青铜错金博山炉（图15）和窦绾墓中的青铜鎏金透雕蟠龙熏炉（图16）。博山炉是汉代的熏炉之一，炉盖高而尖，铸成山峦重叠之状，象征着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故称博山炉。这件博山炉造型优美，制作精湛，通体错金，异常华丽。底座透雕出三条腾空出水的蛟龙，炉身铸成山峦重叠的模样，山中神兽出没，虎豹奔走，猎人持弩巡猎其间，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此炉炉腹较深，以容炭火，炭火上放置香料，燃后徐徐发烟，香烟通过炉盖上的诸多小孔，袅袅上升，弥漫于山峦之间，可谓亦真亦幻，宛如仙境。

图15

图16

　　无独有偶，海昏侯墓中也出土了同样的青铜错金博山炉（图17）和青铜鎏金透雕蟠龙熏炉（图18）。其造型、工艺和质量，都与满城汉墓中的那两件不相上下。这说明，熏香是汉代皇家和贵族普遍喜爱的一种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图17

图18

　　那么，汉代皇家和贵族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熏香，究竟从何而来呢？这与汉代和海外的密切交往有关。众所周知，秦并天下时全境分置36郡，其后，南并五岭以南南越地，增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汉武帝时，南越增至九郡。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全国又设置13个刺史部，其中交阯刺史部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七郡（图19）。管辖的最南地域日南郡到达现越南中部的顺化一带，面向整个南海。随着汉代造船、航海技术日趋成熟，海上交通迅速发展。那时的帆船不仅可以驰骋于南海的波涛之上，而且还能远航至更加广阔的印度洋。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贸易航路，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这条航路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再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前往更远的地方，单程需要10～12个月。一般去时带着丝绸、漆器、黄金等物品，回来时带着明珠、宝石、香料、木料以及珍禽异兽等货物。

图19

　　有人考证过，汉代皇家、贵族使用的香料，有沉香、檀香、龙涎香、苏合香、乳香、青木香、艾纳香、迷迭香、枫香、藿香等等。这些香料大部分产自热带的大森林中，比如沉香产自天竺、真腊、占城、渤泥；檀香产自天竺、昆仑盘盘之国；丁香产自昆仑国，包括波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马来西亚；乳香产自南海波斯国；龙脑香产自婆律国，等等。这些来自海外的香料渗透到汉代人们生活的环境、服饰、餐饮、沐浴、出行、交往、丧葬、祭祀等方方面面，大大提升了汉代人特别是皇家、贵族们的生活品质。

　　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玉器。满城汉墓中的各类玉器共160余件套，包括礼仪用玉、陈设用玉、装饰用玉、丧葬用玉等，其中白玉璧、玉人、玉笄、玉佩、玉带钩、九窍塞等，玉质晶莹、雕琢细腻，为汉代玉器中的珍品。而海昏侯墓中的各类玉器多达500余件套，包括玉璧、玉环、玉舞人、韘（shè，音射）形佩、玉耳杯、玉带钩、玉印、律管等，玉质上乘，雕刻精致，同样是汉代玉器中的精品。

　　其实，两座汉墓用玉量最大的应数丧葬用玉。满城汉墓出土了一男一女两套金缕玉衣（图20），全部使用精心裁切、加工、打磨后的玉片制成，玉片之间以金丝加以编缀。刘胜的金缕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用金丝约1100克；窦绾的金缕玉衣全长1•72米，共用玉片2160片，用金丝约700克。这是我国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据史书记载，使用这样的金缕玉衣必须由皇帝御赐。

图20

　　海昏侯刘贺没有资格穿上皇帝赏赐的金缕玉衣。不过，在他的主棺中出土了一领完整的包金丝缕琉璃席（图21）。包金丝缕，是指在丝线外面包一层金箔；而琉璃，也属于玉石的一种，在当时比黄金还贵重。整个琉璃席长约1.8米、宽约0.45米，由包金丝缕将384片长方形的琉璃片缀合起来，席子的周边还包裹着色彩斑斓的云母。出土时尽管琉璃已经钙化，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整领席子排列平整、纵横有序、云母泛亮、金光点缀。这是迄今世界上最豪华、最贵重的卧席，堪与金缕玉衣媲美，充分反映着刘贺当时的财富和地位。

图21

　　中国人把玉作为文明的载体已经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秦汉以前国内使用的玉石大都属于产自本地的杂玉，质地比较疏松、色彩也很杂乱。最古老的玉器多是用这种杂玉制成的。自从汉武帝命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以后，那里的特产美玉便开始大批量进入中原地区。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楼兰）国“出玉”；于阗国“多玉石”；西夜国“土地出玉石”；莎车国“有铁山，出青玉”； 昆仑“其山多玉石”等等。汉代在酒泉郡设玉门关，这个地名就表明西域所产的玉石大都从这里入关。

　　从域外而来的玉石中还有一种琉璃。中国古代把琉璃也称为流璃、瑠璧、璧流离。《汉书•西域传》说，罽（jì，音冀）宾国“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罽宾国，位于古代中亚内陆地区，大体在今阿富汗一带，矿物资源丰富。但是罽宾国与汉朝的关系一直反复无常，甚至“剽杀汉使”，所以当时不会有太多的琉璃从那里进口。大量的琉璃恐怕还是从大秦国进口。大秦是丝绸之路西端的一个大国，现在一般将其对比为罗马帝国，或罗马帝国的东方或埃及。《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颜师古注释说：“大秦国出赤、白、黑、青、绿、缥、绀(gàn,音淦)、红、紫十种流璃。”因此，成批量的琉璃主要应来自大秦，它标志着丝绸之路从东到西已经全线贯通，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过，当时中国并不与罗马直接贸易，中间要经过波斯和安息商人的盘剥，因此，无论是罗马需要的丝绸，还是中国需要的琉璃，价格都昂贵到惊人的程度。

　　六、从“崇尚黄老”到“尊崇儒术”

　　刘胜墓与窦绾墓，都是依山而建，开洞建造陵寝，属于横穴崖壁墓，这在西汉诸侯王中是少见的。据说刘贺在当昌邑王时，为自己建造的墓穴也是选择在山上开洞，不过因为被废为平民，工程停止。后来到豫章郡当海昏侯，所建陵寝属于竖穴土坑墓，深达8米；其上是覆斗式封土，高达7米。

　　比较两座汉墓中的随葬品，最大的不同是中山王刘胜多瓦器，而海昏侯刘贺多漆器。

　　瓦器，现在通称为陶器。满城汉墓中的陶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质之高，在历年来发掘的汉墓中都是少见的。据统计，刘胜墓和窦绾墓共出土陶器997件，包括壶、钫、罐、瓶、瓮、缸、盆、碗、钵、奁（lián,音连）、鼎、釜、甑、盒、盘、匜（yí，音仪）、耳杯、灯、卮（zhī，音支）等20余种。其中器表彩绘和朱绘的陶器达349件。彩绘纹饰是在陶器烧成后描绘上去的，易于脱落，但其中一部分出土时鲜艳如新，画法生动活泼，纹饰也更富于写实（图22）。

图22

　　在满城汉墓中耳室库房中的33件巨大的陶缸，引人注目，它们通高66～76厘米，部分陶缸肩部有朱书文字，出土时字迹尚可辨识：“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甘醪十石”等(图23)。如果这些陶缸都装满，大约可以容纳上万斤酒。

图23

　　海昏侯刘贺墓中没有那么多瓦器，但漆器很多，大约有3000多件，与同时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差不多。其中既有鼎、壶、杯、盘、勺等饮食器皿，也有奁、盒、几、案、箱等起居用具，还有大型的通体髹漆、色彩斑斓的温明、屏风、轺车、乐车和棺椁等。这批珍贵的漆器，很多都配有金、银、铜等金属装饰，器型精美，制作精湛，价值不菲，极尽奢华（参见光明网发拙文《大汉工匠：刘贺漆器金银铜饰的独特魅力》）。

　　两座汉墓的巨大差异，真实地反映出汉代国家指导思想上的变化。西汉初期，百废待兴，国力维艰，社会凋敝，物资匮乏，为了恢复长期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稳定社会秩序，从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高后吕雉，一直到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都提倡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奉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取向，造就了文景时期的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文化复兴的繁荣局面。黄老术中的清静无为，反映在帝王的生活上就是崇尚节俭。《汉书•文帝纪》中说：“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身衣弋绨，……衣不曵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文帝为自己建造霸陵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因其山，不起坟。”这样就减少了占地，也减少了工程量。二是随葬品“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这样看来，中山王刘胜建造的横穴崖壁墓和使用瓦器作为随葬品，还是按照爷爷汉文帝的遗训办理的。

　　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就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儒家大一统的思想、神化皇权的观念以及仁义学说。这样，不仅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巩固了汉朝的政权，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凝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贺墓中的大量漆器，真实地反映了上层社会对黄老术中清静无为思想的放弃和对儒学提倡皇权观念的强化。

　　崇尚儒术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就是海昏侯墓中漆器温明上的孔子画像和孔子生平（图24）。它出土于刘贺大墓的主椁室西室，整体宽50～60厘米、高70～80厘米。画像中孔子全身可辨，头部模糊，衣领清晰。旁边7行小字记录了孔子的生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形象，说明到汉宣帝时上层社会对孔子和儒学的崇尚。此外，在海昏侯墓的竹简中，还发现了已经失传的《齐论语》，而西汉传授《齐论语》的领军人物，正是刘贺的老师、儒学大师王吉。

图24

　　七、从“医工治病”到“养生益寿”

　　在刘胜墓的随葬品中，有一件青铜盆的边缘和盆壁上，三处都铭刻着“医工”字样（图25）。此盆敞口折沿，直壁浅折腹，平底假圈足。盆上有两处破损，经过精心修补，说明这件“医工”用的铜盆使用的时间很长，用坏后经修补重新使用，最后作为随葬品带入地下。而在刘贺墓的随葬品中，也有一件带有“医工”字样的漆盘，敞口浅腹，盘沿和盘底为黑色，周边为红色，红黑相间，非常好看。盘底上用汉隶写着“医工五蘖汤”（图26）。漆写的字迹有些模糊，显然也是使用了很长的时间。

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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