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忠诚 （光明日报）

　　作者：周建华（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周芳的非虚构姊妹篇《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具有“在场体验叙事”“目击叙事”的特色，对写作对象充满尊重和悲悯。两部作品的出彩，与特殊的表现领域有关。它们真实地再现了两个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但又没有局限于日常生活的再现，而是赋予作品穿透的力量。

　　她以一个作家的自觉，分别深入重症监护室和精神康复医院，与患者生活在一起，感受患者的痛苦与欢乐、烦恼与希冀，感同身受又爱莫能助。周芳认为，非虚构作品应该带有生活的体温，她希望自己的作品忠诚于真实、忠诚于生活、忠诚于自己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

　　两部作品都忠诚于现实，具有与众不同的写实品格。2013年10月15日，周芳申请到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义工，历时一年多。从2016年3月5日到2017年4月5日，周芳在精神康复医院做义工。两年多的时间，她参与诸多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如汪东坤的开颅手术，在钳子、刀子、钻子的交替声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她给从鬼门关捡回一条生命的刘浩云喂饭，看着他大口吞咽着面条，庆幸之余，发现了生命的本真。在康复医院，当看到“病友心声”栏里“一团火光，奔向未来，火速出院。潘德喜”“玲子，别遇见坏人，玲子，我永远记得你，玲子，慢一点忘记我。侯刚”等一行行充满生活渴望的文字，她感受到的是一种熟悉而又特别的生活日常。她将这些声音、本真和日常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这些特殊人群常常为重重铁门所隔离，在重门深锁中成为被窥视而又带有几分神秘的一个群体。以正常的眼光看异常，她看到的就是另一种日常，异常也就有了生活的质感与生命的温度。走进患者的生活与心灵，生命有理解和尊严，真实也就有了附丽。

　　两部作品都忠诚于自己的内心，氤氲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周芳深入两个地方做义工，不是为了博取眼球、制造噱头，而是敬畏生命的必然结果。在追索鲜活生命不同结局背后的不同境遇时，她不是做严密的逻辑推理，推演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最后得出一个冷冰冰的结论。而总是选取那些最能打动人心，真正体现生命本真生存状态的事件。不过，展现生命的疼痛不是周芳的创作初衷。她习惯于深入事件当中，对患者和家属的一些看来难以让人接受的言行给予理解和同情。义工生活使她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促使她重新审视与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关系，去体察生活中那些细微的感动与美好。尽管故事以自己亲见亲历事件为基础，但周芳总是有意无意地介入事件之中，将自己对事件或者事件中当事人的认知与态度置于娓娓的叙述之中。她将自己的情感灌注其中，从而将叙述主观化，使人更容易感受到她书写的真诚。

　　周芳的写作忠诚于生活，真实的现实转化为现实的真实，作品具有超越的力量。从“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些患者，是周芳写作的出发点与归宿。有学者批评当下创作中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担当，不是因为没有以现实中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是因为缺乏超越现实的灵性与诗意，缺乏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周芳的记录不是为了呈现，而是融入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在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追问中思考生活的价值，并将真实的生活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结构。

　　两部作品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当天的生活，她赋予每天的记录一个标题，如“让阳光看着我”“笑着好玩，为什么不笑呢”等富有意味的表达，或者有时在当天的记录后附一个“补记”，或干脆在记录时插入“题外话”，如“他是我的带教老师章主任，我叫他‘莲花章’。说起‘莲花章’，得先从几个故事说起。”等，正是在与这些旁枝末节的补记和叙说的互文中，事件及事件背后的隐含故事串联在了一起，立体地呈现故事的同时又洞穿故事。这两部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三个世界：患者生活世界、医生和护士工作世界、患者家属世界。周芳在记录事件的同时，将事件中人的表现作为重点记录对象。遵循人物与事件描述的实证性基本原则，但又遵循自身对日常观察的心理逻辑，不对单个事件和人物进行静止的观察，而是在流动的故事中相互穿插、彼此交融，在不同故事的讲述中构建起故事的链条，还原他们的心理与生活逻辑，给读者以真实的阅读感受。

　　非虚构写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回归生活，还原生活的真相。周芳的写作很实在，面对医院里那些困顿艰难、不离不弃、情深意长，她无法视而不见。周芳忠诚于非虚构写作是一种生活的“需要”，为了曾经习惯的“活着”，为了曾经有过的隔膜和逃避。她的忠诚是一种社会责任。她写作是为了不应该被遮蔽的另一种生活，拆除彼此之间本不应该有的隔墙，给生活以应有的尊重。周芳的忠诚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她将自身与书写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陪他们从绝望中走过，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阳光，发现他们身上的亮光，给他们以生活的勇气。

　　裴多菲说：“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周芳没有精湛的医术去治病救人，却用她的忠诚和爱心温暖了另一个特殊的世界，让那个世界感受到生命的体温。时间可以计算，忠诚却无法计算，因为它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