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福寺的文化印记 （北京晚报）

隆福大厦顶层仿造的古建筑。 摄影：饶强

隆福寺的庙会，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位居旧京五大庙会之首。据《大清一统志》载：“隆福寺，逢每月之九、十有庙市，百货骈阗，古玩字画，风味小吃，花鸟鱼虫，为诸市之冠。”

记忆中的隆福寺庙会已是过去式。随着隆福文化中心的开幕，拥有近600年历史的隆福寺地区焕发出新的生机，携带着北京的历史记忆华丽转身，成为老城复兴的新地标。

自隆福文化中心开业以来，人们对隆福寺地区的关注多了起来。其中，有在各类媒体上谈历史的，有谈现实的，还有谈未来的。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很好的现象。

笔者在位于隆福寺附近的东四西大街家中出生，并住了六十余年，对隆福寺还是有些了解的。其中，隆福寺地区与文化关系密切，并非始于今日，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

隆福文化历史悠长

隆福寺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25年），清雍正九年重修。隆福寺很早就形成了庙会，昔日北京有“五大庙会”之说，即隆福寺（俗称东庙）、白塔寺、护国寺（俗称西庙）、土地庙和厂甸。

北京最早的五大庙会中，只有隆福寺在今日之东城，而其它则分布在西城和南城。明清时期，东城与文化的关系密切，国子监和科举考试的贡院都在东城。无论是国子监的监生和贡院的举人都离不开“文房四宝”和书籍，由此，隆福寺的庙会得天独厚，摆摊买卖文房四宝和书籍碑帖的商家在庙会中占比很大，庙会也就有了很浓烈的文化色彩。不少文人学士专门到这里寻找心仪的古书，往往有些收获。

隆福寺是“敕建”的皇家寺院，除寺庙建筑气势恢宏外，在明代庙内还有园林景观，甚至于充满田园情趣，有超出俗尘的意境，吸引了大批香客游人，除上层官宦、云游高僧出入频繁外，文人学士更喜欢光顾。据史料记载，在隆福寺“有一些高僧、隐者谈诗论道，‘开馆授徒，以诗鸣丛林’”。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就记述了隆福寺的许多逸闻趣事，其中就有官人、文人与僧人在寺里诗词唱和，相互交往的事。

文人来隆福寺，自然不会全是来此借机攀附达官贵人，有些文人全凭兴致和寺庙的文化氛围，因此免不了要吟诗作赋，在明人的《帝京景物略》中就有所记载，留下了“寻秋隆福寺，丹碧拥黄花”，“松杉留古籁，栏楯落天花”等诗句。曾任明代礼部尚书的吴宽有一首诗，则全面概括了隆福寺的文化意境，并且他还借景生情，抒发情怀：“步来禅榻畔，凉气逼团蒲。竹雨檐前乱，茶烟林下孤。乘闲携画卷，习静对香炉，到此忽终日，浮生一事无。”

在明代，隆福寺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合一的寺庙，也是北京唯一的，直到清代才演变成喇嘛庙。古代大的寺庙都有印刷经文的功能，隆福寺也如此，曾印制了大批汉、满、蒙古及梵文经书。它的印经为后来隆福寺街的刻书（即印书）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子监的太学生及贡院的举人经常来隆福寺礼佛烧香，他们在“逛庙”的同时，带来了各方的文化，使隆福寺与文化的关系更深了一步。在古代，许多寺庙都是文化载体，在宗教活动之外，借四季变化或节庆时办一些诸如赏花、探春、寻秘之类的活动，或吟诗作画，或谈古论今，寺庙成为文化沙龙是很寻常的，并且出现了“开馆授徒”（隆福寺在庙西办过小学校），及“以诗鸣丛林”的现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隆福寺街牌楼。摄影：张风

古旧书业竞峥嵘

隆福寺在清代成为单一的喇嘛庙，是理藩院管辖的京城三十二座喇嘛庙之一，寺内的园林景致不在了，但隆福寺寺庙文化并没有因为成了藏传佛教的禅林而衰退，反而影响到庙外。庙前的隆福寺街及其周边胡同形成了文化街，其规模不次于南城琉璃厂，而且还有些琉璃厂所没有的内容，如电影院、照相馆、花厂、剧场等。文化街最主要的特色之一是书店多，而隆福寺街在这方面毫不逊色，其书店的数量和规模不亚于琉璃厂。《北京传统便览》称隆福寺是“明末至民国时期北京著名书肆集中地”，有根有据。

隆福寺街的书店是由庙会上的书摊发展起来了，正如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所云：“城内隆福寺街，遇会（庙会）期多有卖书者，谓之赶庙，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庙会是有庙期的，隆福寺只是在每月的九、十日两天开，有时逢年过节多开一两天，但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庙会停办的日子，各类摊户也要养家糊口，也要营业，他们纷纷在庙前庙后庙左庙右摆摊叫卖，一些经营好的摊贩还开起了店。隆福寺街各书店最早的兴起也是这个规律使然。

近人在《隆福寺街的旧书业》一文中，对隆福寺街的书店有所介绍：“隆福寺街的书店最早开业的是三槐堂，清道光年间开设；其次是聚珍堂等七家，清光绪年间开设；问经堂是清宣统年间开设的；宝文书局等廿七家则是民国以后开设的。”中国书店的雷梦水是研究图书的专家，他在“文革”前专门写了《隆福寺街书肆记》，介绍了从清代和民国期间隆福寺书肆的沿革、规模、变迁，当年他只列举了20家，不是隆福寺街书店的全部。在全盛时期，街上至少有三十二家书店。一条小街能有30余家书店，这种规模在北京乃至全国都罕见。

古旧书店卖书买书是正常经营，只是商业形态，而隆福寺街的书店还刻书印书，则是文化现象了。据史料载，修文堂“曾印《诚斋殷墟文字》一册”，文殿阁“编印《国学文库》四十一种，计四十九册，及《西洋人论中国书目》五册”。隆福寺街的几家书店刻书、印书，显然与当年隆福寺刻印佛家经典是一脉相承。有些书店以经营古旧书为主，并兼有修补、整理旧书的业务，而修补旧书的技术在今天能掌握的已寥寥无几，而当年隆福寺的书店里每家都有几个行家里手。

书店是传播文化的基地，隆福寺各家书店都有几个有文化内涵的掌柜、伙计，他们不但对图书版本学知识有专长，而且对一些书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在民国之后，许多书店都与文人学者、大学教授和大学图书馆有业务关系，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及教学提供帮助。书店的店主、掌柜和伙计个个图书知识丰富，乃至胡适先生也对他的学生们说北大（沙滩）“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经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得的，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

影院剧场尽辉煌

除书店多之外，隆福寺地区其他文化形态也很发达。在短短的一条小街上分布着蟾宫、明星两家电影院，前者以上映新片为主，后者则是二轮影片的放映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还建了东四工人俱乐部和东四剧场。北京市内各区都建有工人俱乐部，是工会系统的。各区俱乐部的形制一样，隆福寺的工人俱乐部属当时的东四区（后来东四区与东单区合并称东城区），既能放映电影，又可演戏，还有其他活动的场地，如阅览室、夜校上课教室、练歌厅、棋牌室等，颇受工会会员欢迎。工会会员在这里看电影，凭会员证少收5分钱。而这5分钱在当年用处不小。

在隆福寺内建有的东四剧场曾红火一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东四曲剧团的专用剧场，上演北京唯一的地方戏北京曲剧，其中由车锦如主演的《清宫秘史》很上座。笔者的一个邻居的姑爷原本在隆福寺里当喇嘛，后还俗，一度在这个剧团里当过龙套演员，每天挣个块儿八毛的，也能养家糊口。另一个邻居，在茶馆里唱大鼓的“大鼓妞”范小娥也成了曲剧团的主角。

从东四剧场可以追溯到“景泰茶园”。有清一代，内城是不许演戏的，而隆福寺街的景泰茶园破例可以演些杂耍曲艺为民取乐。民国之后，景泰茶园易名为来福戏园，也曾红火过一个时期。此外，街中的“福全馆”，是不卖散客的“冷饭庄”，内设戏台，也演堂会戏，1937年“民国四少”之一的文人张伯驹四十岁生日的堂会就在这里举办，张伯驹与杨小楼、余叔岩同台演出《失街亭》，被传为梨园佳话。

隆福寺街后来文化设施的增加，显然与历史上的文化传承有关。在电影院、剧场之外，这条街还曾有几家照相馆和五六家买卖鲜花的花厂。照相技术是从国外引进的，被认为是文明象征之一。

当年隆福寺的庙会也曾有文明的规定，打把式卖艺者不许说脏话骂人，说相声的场子因时有出口不逊的表演，不允许妇女儿童入内，以骂人为业的“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就不许在隆福寺内表演骂人“绝活”。隆福寺庙会有别于天桥而赢得文明的好名声，也是隆福寺文化的一部分。

隆福寺及其周边小街、胡同的文化传承历史悠久，直到2010年最后一家中国书店搬走，两家电影院先后关门而终止。隆福地区的文化在当地的一些买卖字号的名称中也有体现，如饭馆称灶温、白魁，照相馆称光陆、丽容、玉昌，有诗意有温情。此外，街中的长发酒店据传是大清勋臣福康安后人开的，庙门口摆小人书摊的老人金恒兰系贝勒毓朗的直系亲属……长街两旁的小胡同的名称也颇有文化色彩，如轿子胡同、孙家坑胡同、广汇大院、懋茂大院及大沟巷等。街上的两三家茶馆白天有棋牌，晚上有评书，着实热闹了一些年头。如今，隆福文化中心的开业，不但使老北京人回忆起许多沧桑往事，而且也使他们憧憬未来，希望隆福寺地区能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呈现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