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画作印，以印入画之丁衍庸先生

艺术本身是没有国界的，只是地域不同所呈现的表达形式不一样罢了，西方也罢，东方也罢，没有思想，没有灵魂，基本上这样的作品存留不了多长时间，但是能读懂某些作品的精髓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美学思想，传统绘画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很大冲击，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从西画重新回归传统，还有的把中西融合，从而塑造出自己所特有的风格，如我们熟知的林风眠、关良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人公丁衍庸。

西方艺术从“过于写实”落入“过于肤浅”。而东方艺术“注重精神底表现，不斤斤于形式”，“具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反而显得更为优越。”——丁衍庸

丁衍庸曾经留学日本五年，崇尚马蒂斯的简约风格，归国后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移居香港，其在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期，他仍以油画创作为主，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涉足水墨画创作，回归传统，并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篆刻治印，其艺术道路一直沿着中西两条线前进，而且都取得相当出色的成就。

观其作品，无论中西绘画还是篆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相通的地方，先抛去篆刻，就单单从其油画作品和水墨作品来看，形式简单到如孩童初学绘画，单纯稚拙但细细品味又意味无穷，颇具深意，这跟马蒂斯的艺术“极力主张还原”和其崇尚的八大的简率、夸张不谋而合，直接回归本源。

丁衍庸的绘画作品，花鸟最有看头，戏曲人物乍一看类似其好友关良，但是风格又有点不一样，关良的稚拙，丁衍庸的是飘逸，而其山水又笔触豪放，以线为骨，不见披擦，仅以大笔粗线略勾轮廓，以短、干、断、涩表现苍朴之态。丁衍庸将传统笔墨、传统文人画的造型与现代西方绘画的某些观念糅合起来，产生了奇倔幽默、稚拙而奔放的特色。

丁衍庸善草书，笔走龙蛇有八大、徐渭遗风，线条古拙如枯藤老树，参差欹正，似拙又巧，题在他的画上，书画合一，自然浑成。

再说其篆刻，丁衍庸学习篆刻是很晚的事情了，可能是因其他人的篆刻风格跟自己的绘画风格不匹配，而心生自己作印用来钤盖自己的作品更合适，丁衍庸的篆刻是属于无师自通的，一个是其深厚的书画基础，一个就是其收藏秦汉玺印宏富有关，长期的把玩鉴赏自然对于如何布局是成竹在胸的，当然了也有欠缺就是其文字功底稍微差一些，所以其印作，带有文字的就会有一些作品出现字法错误，但是其肖形印因其具有西洋画准确的造型能力和中国书画的空间概念，其造型构图、虚实留白皆宛如画幅，极具巧思，气息高古，所以其几千方作品中，肖形印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重。

而观其肖形印作品，大多是借鉴古代的肖形印或古陶图饰，至于一些飞鸿鱼龙、人体走兽之图，那么是他完全走出了篆刻之疆界，脱尽了秦汉之藩篱，兴之所至，以刀作画而已。

而对于丁衍庸先生这样一种非传统意义的印风，台北书法篆刻名家王北岳先生就对丁氏的印章尤其倾倒，认为其作品“极为高古”，有一种“苍郁古拙之气，洋溢其间”。西泠印社社长、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为《丁衍庸印存》作序，他在序中有言：“吾友丁衍翁崛起於横流之中，作画之余，专力周秦古玺。1960年始治印，规鈲偏旁，无乖八体，而褒衣博带，令人如接汉家威仪。尤擅象形印，喜刻玉，纯以铜刀奏功，能作玉玺，浑朴绝伦……”在此其实还有一个个人的想法，如果丁衍庸先生跟来楚生先生发生交集，二人的肖形印创作会不会更有看头呢，或者是二人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丁衍庸的晚年创作受到国画和篆刻的影响，不仅着手实践篆刻艺术，更将金石古文融入油画创作，同时借鉴原始陶器绘画和岩画风格，于国画中开辟新境，无论在笔法还是在用色上均要求精简，用简单化和平面化的色彩来突显线的主体地位，使创作具有生拙而有力的古朴风格，脱化成型，稚拙不羁。

丁衍庸个人生平介绍：

丁衍庸（1902-1978），原名衍镛，后改名丁鸿，字叔旦、纪伯，后以衍庸行，因肖虎，故常用丁虎为号，广东省茂名县（今高州市）谢鸡镇茂坡村人。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擅长油画、水彩画、中国画、书法，深受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影响。其绘画基础浑厚，色彩绚艳、线条简练，有“东方马蒂斯”之称，是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是现代著名国画家、油画家、篆刻家、美术教育家。

18岁赴东京美术学校留学，1925年学成归国后得蔡元培赏识，任中华艺术大学教务长。1928年秋回广州筹备市立美术博物馆，兼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教授。1932年赴上海任教于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41年转往四川省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西画，1946年应聘为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移居香港，1956年起在香港新亚书院任教，1973年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教授国画，兼任清华书院艺术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