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帮意大利？中国文物行业这30年最知道

近日，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成为了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疫情国。在欧盟国家都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中国站出来了，我们第一时间派出了9人专家组和21吨的物资，也得到了意大利人的认可。中意之间的情分，其实一直很深厚，在文物行业有着很好的关系，去年意大利还向中国返还了700多件文物。早在30多年前，作为当时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大国和强国的意大利就与中国文物修复界建立了很好的联系。通过这篇文章能够看到中意之间文物行业的友谊情深。

“每一位学员我都记得，每一位！我曾经跟他们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每一位学员我都很难忘。”6月13日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举办的2019文物保护与修复国际学术会议上，在被问起是否还记得15年前中意文物修复培训班上的学员时，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马里奥·米凯利（MarioMicheli）很认真地回答道。

在这次参会的200余人中，有多位正是2004年中意文物修复培训班的学员，15年前培训班里的青年人，如今都已成为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界的中坚力量——在各自单位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次会议，十多位15年没见面的学员再度聚首，与当年培训他们的老师——罗马第三大学的教授马里奥·米凯利（MarioMicheli）、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的教授玛莉亚·康切塔·劳伦蒂(Maria Concetta Laurenti)和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詹长法研究员等共聚一堂，大家都感叹时光飞逝。而伴随这些人角色转变与成长的，是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事业从理念、技术到方法的转变。可以说，他们都是中意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物保护修复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2019年6月，马里奥·米凯利、玛莉亚·康切塔·劳伦蒂、詹长法（前排）与学员合影

开先河：中意文物修复“黄埔一期”

时间回到1988年，意大利政府派遣的首个文物保护专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考察，当时在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现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工作的米凯利作为专家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在经过多天的考察及协商后，中意双方决定在陕西开展合作，由意大利政府提供相当于现在350万欧元的资助，意大利中东与远东研究所实施，准备开始建设西安文物保护中心。

后来因为许多官方和程序协商上的问题，文保中心的建设直到1995年才正式启动。同样是在1995年，詹长法留学意大利学成归来后，西安文物保护中心正式建立，中意文物修复培训班也在当年启动。这一切，似乎都是安排好的、在等待他们的到来。

1988年，米凯利在中国遇到了詹长法——这位后来对中意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合作有着特殊贡献的人。当时，意大利文物代表团乘坐火车从北京开始，一路对郑州、洛阳和西安进行考察。当他们来到洛阳时，遇到了刚调到洛阳博物馆3年的詹长法，因为英文很好，詹长法当时是作为洛阳文物局局长白宪章的翻译参与陪同调研。

从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詹长法，曾经在军工企业从事化学分析技术工作，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调到了洛阳博物馆，当时他们正在筹备洛阳的文物保护机构。1988年的这次会面，改变了詹长法的人生轨迹。

1988年，詹长法被派遣到意大利学习文物保护专业知识，而这一去就是8年，詹长法在位于罗马的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求学的几年，影响了他未来、甚至是中国后来的文物修复事业。

因为他在意大利的亲身求学经历和收获，他把意大利的文物修复人才培养模式带回了中国。詹长法说：“回国以后我们办的很多班，其中导向性的设计都来自于我的留学所学，甚至一模一样，我们到现在也还在沿用这种教学和培训方式。”

1995年，詹长法带着意大利政府对华援助项目回到国内，开始组建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他当时任中心副总工程师，分管项目内的中意政府合作建设培训中心及西北地区（西北5省）修复人员的培养工作。目标是“设计一个国际一流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当时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主要分为三个研究方向：考古研究、科技检测和文物修复。中心里面的设备非常齐全和先进，有扫描电镜、热释光、GC-MS等先进设备，米凯利说，“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当时配备的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近的型号。”另外，在当时的国内文博单位中，也只有上海博物馆才有热释光实验室，可想而知配置是很先进的。

▲文物修复室

在西安文保修复中心内举办的培训班包括多个方向：面向考试录取的学员的陶瓷和青铜文物修复班，以及主要面向中心内工作人员的考古发掘班和科学诊断班，从而建立多学科协作的模式。培训方式基本使用了意大利当时的三年学制。通过考试入学的学员们都非常年轻，虽然部分在文博系统工作，但他们并不是修复师，甚至部分还是导游，学员从事专业多种多样。

▲1997年中意合作建设西安修复中心实验室工作照

詹长法说，“西安培训班在分科学诊断班和修复班的时候，第一次产生了争议。在选择的时候，学员们都愿意选“做诊断”，而不愿意选“动手术”。事实上培训班对“动手术”的学员要求更严格。”

合作期间参加培训活动的50位专家老师，都是从意大利选拔而来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其中15位来自中央文物修复院。西安的历史地位，加之科技助力，使当时的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备受瞩目，一时间“红了半边天”。而且教学的质量非常好，谈到教学质量好的原因，詹长法总结说：“与我们当时定的规矩有很大关系。意大利专家也感到收获很大，因为教学时间长，师生间接触得就多，交流就会深入。”因为教学时间长，师生之间感情也很深，这也就是为什么20多年过去，米凯利仍然能够记得当年学员的原因。

米凯利说，“这期培训学员，后来很多都在中国文物保护和修复事业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包括了北京大学文物保护方面的著名专家周双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所所长李黎、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兵马俑修复专家马宇，都是这期培训班里出来的。”特别是周双林，当年在1995年的西安培训班里他还是一名学员，而在2004年北京的培训班上，他已经是以北大老师的身份来为新学员进行培训了。周双林在谈到这次培训时感触很深，认为这次培训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998年，意大利对西安文保护修复中心为期三年的援助计划圆满结束，中心的培训活动也随之告一段落。但中心的文保工作还在继续运转，至今还承负着很多重要的文物修复工作。米凯利两年前在西安文保中心看到，95年引进的热释光设备仍然还在运作，而且米凯利也提到，“西安的合作和培训，除了文物修复方面，还有在生物、测试分析等其他领域的培训，也培养了一大批专家。”

西安的这次培训，也为之后在北京举办的培训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西安的意大利文物修复培训模式和教学内容对后来中国文物修复人才培训、技术方法发展和理论有着很深的影响。

中国化：意学中用走出新模式

如果说西安的培训是一次完全引进意式的先进理论、技术和经验的话，那么北京2004年、2007年两期中意培训班就是开始专业化、中国化的培训模式了。

2001年，詹长法调入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2003年，意大利方面提供了14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新的三年计划，国家文物局配套支持资金，准备在北京建立一个文物保护与修复培训中心。这次中心的筹建和培训工作由米凯利和詹长法共同负责。

相比于西安文保中心主要服务于西北地区的文物修复，北京的这个文物修复培训中心将会服务全国。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内建立中意培训中心，继续进行文物保护修复的人员培训工作。而2007年，意大利政府再次拨款100万欧元用于第三个三年计划。由于中意双方在培训合作中积累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该框架下的合作一直延续到2010年。

▲2004年中意合作文物培训保护修复培训开学典礼

2004年，北京的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与西安培训班相比，这次的学员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学员是在文保修复领域有一定基础的从业者，总共包括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46所文博机构的60多位学员。

当时培训时长为期7个月，其中4个月是在北京上课，3个月在工地实习。参加2007年的第二期培训的学员也达到60多位。两次培训共包含8个专业方向，培训也更加细化、针对性强。

米凯利说，“国家文物局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能够给专业人员补充一个文物修复的继续教育课，在短时间内可以大幅度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2004年中意培训班洛阳实习基地开学典礼

对于这批学员，詹长法评价为“学得比较扎实”，他们的收获也很多。曾经为2004年培训班的学员、如今已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文保系主任杨璐副教授在谈及当年的培训时说：

“这次培训让我开启了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的研究方向，同时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培养了了解国际学界最新动向及成果的习惯。”

▲2004年中意一期学员在房山金陵遗址现场考察学习

▲意大利专家现场指导教学

▲意大利专家现场指导教学

▲意大利专家现场指导教学

伴随这期培训班的成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也形成了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国内文保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修复学院，只有大学设的文保专业，几近“大杂烩”的专业可能让学生什么都学了一些，但是并不具备动手能力。

基于这种现状，詹长法的经验是，“想在中国培养一批新型修复师，首先要认可和接受这种现状”，然后有针对性地做出策略调整，想办法把不利因素转化为一种优势，在注重理论学习的同时，用大量面对实物的实践操作课来弥补学员动手能力的不足。

在他后期所办的60多个培训班中（2004年、2007年与意大利合作，从2008年起中日韩5年合作，并自主举办了40余期全国文物修复技术培训），基本理念都是一致的。

此外，文物保护与修复培训中心除了面向全国的人才培养外，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技术平台建设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借助中意合作的契机，2004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的3楼整层改造建设成包含金属、陶瓷和石质文物的修复实验室与科学教学实验室；2007年，已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该机构的4楼建设成壁画、纺织品、纸张和油画修复实验室和理论课程教学室，两个楼层的总面积共计2000平方米左右。如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建成目前国内配置最全的修复实验室。

▲2007年中意二期培训学员结业合影

对于这次合作培训，米凯利总结了几个不可复制：从1988年到2010年，这个延续了22年的合作关系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难再有这样的合作；粗略统计，前后所有参加到这个合作中的人，意大利的学者总共有90位左右，中国共有约350人参与到中意双方的培训合作中，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国大部分省份的学员都涵盖其中，有将近60-70家中国的文博机构参与了培训，这其中的有很多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从另一角度说，这些年的培训，有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意大利中东与远东研究所，中央文物修复院（今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几大单位的积极合作，从参与的层次高度上，也是十分少有的。

2010年，米凯利和詹长法一起合作出版的《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一书中，总结了一下这些年长期、短期的培训，参与的学员已经达到了五、六百人，这确实是一个壮举。

新发展：从技术到理念

在听完本届会议的代表发言后。劳伦蒂认为，“这些文物修复研究者无论是从理念还是技术方法上，都有大幅度的更新。”正如曾经参加过2004期培训班的学员、现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育培训学院副教务长的张晓彤在会上发言所说，“我们现在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不应该仅满足于将一件文物修复得完美无缺，更应该去注重研究文物背后的文化和内涵。”这其实就是一种修复理念的转变。

米凯利说，“过去中国在做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还比较主观，比较习惯于遵循一些传统的方法，近年参加了很多中国的会议，特别从当天的会议中，了解到各位研究者都是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曾经在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学习过五年，如今在上海博物馆从事青铜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的沈依嘉也提到，在意大利系统学习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虽与中国文物修复传统有所不同，但存在许多结合的可能，这种结合能够为传统技术注入科技的力量，使之拥有更广阔的创新和进步的空间，对文物修复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近年有人做过统计，目前国内专业的文物保护修复从业人员仅3000余人，相比上亿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这个数量是远远不能满足文物保护和修复需求。

未来，文物保护修复人才的培养还任重道远。中国需要建立一套标准化的修复师培训机制，以便各个地方都能在统一的标准下做培训，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已经建立了专业的学科体系，像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也正在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力量加入。

原标题：20余年中意文物修复合作：给中国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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