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仿颜真卿法〈倪宽赞传〉》卷欣赏

董其昌《仿颜真卿法〈倪宽赞传〉》卷，绢本，行楷书，纵36.8cm，横1579.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是董其昌60岁左右的作品。

该卷用笔沉着劲健，结体端严中寓潇洒飘逸之致，颇有唐颜鲁公之法度，为董氏书法已臻佳境时的巨制。

董其昌是晚明著名书法家、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他不仅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而且在书法、绘画以及书画理论上都卓有建树。书法方面，董其昌与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合称为「晚明四家」。绘画方面，他是华亭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水画和画论对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 董其昌也是书画史上争议最多的书画家，围绕着他的画、书法及书画理论乃至人品，后世一直存有争议。明代书家的代笔人，除了文征明以外。以董其昌为多。董其昌对赝品也是淡然处之，并且自己应酬不过来时也多请人代笔。

清代学者周亮工《读画录》中记载：“钱虞山尝言：董文敏最谨慎其笔墨。有请乞者，多请他人代之；或点染已就，僮仆以赝笔相易，亦欣然为题署，都不之计。”董氏的代笔人，根据明末姜绍书的记载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赵问、叶有年、杨继鹏、常莹等人。

顾复《平生壮观》称：“先君云：与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尝见其作画。案头绢纸竹笼堆积，则呼赵行之(泂)、叶君山(有年)代笔，翁则题诗写款用图章以与求者而己，吾故不翁求而翁亦不吾与也。闻翁中岁四方求画者颇多，则令赵文度(佐)代作，文度没而君山、行之继之，真质混行矣里”。

指出了董氏之所以能够从容应酬画债，是因为背后有一大批代笔人的存在。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董氏捉刀人众多的事实是肯定的。我们近代的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和启功先生也都曾专门撰文，来探讨董其昌书画代笔和伪作的现象。

从艺术和市场的角度上来看，赝品的存在毁坏了艺术的真实性，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但是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它却扩大了艺术品的传播范围。

有很多代笔者或造假者水平很高，对董的书法风格学的十分到位，就是其本人恐怕也难鉴定真伪，这种高水平的赝品，几乎就是真实的再现和传播董的书法艺术风格，所以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赝品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董其昌《仿颜真卿法〈倪宽赞传〉》卷（局部）

董其昌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在家乡，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估、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明代中期，赵构——赵孟这一风格体系的发展也已走向了颓势：笔法轻佻内涵尽失，结体千篇一律限制发展空间。

在董其昌以前，已经有一部分一流书法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做出了各自的补救：

祝允明等部分吴门书家试图吸取宋四家甚至张旭怀素的营养来改变赵体带来的匀称的整体感；

王宠则刻意减少侧锋用笔并努力消解这一体系书法的纵横姿态；

莫是龙改变笔势的方向获得清新的效果；

徐渭则使用狂怪的姿态和动荡的用笔试图打破一切赵孟以来的书法规则。

在这一系列趋势的努力之下，明末的书法已经开始走向了新的方向。

与董其昌同时的邢侗、米万钟、张瑞图、陈继儒等人已经不约而同的走出了赵构——赵孟这一风格体系的束缚，发展出了各自新的书法路径。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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