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哪有完美，不如旷达过生活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由徐州太守调任湖州太守。虽说是平调，也算是重用，因为湖州比徐州富庶。为此，苏轼向朝廷递交奏折，谈了一些感想。没想到，这封《湖州谢上表》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年六月，御史何正臣第一个跳出来，指斥苏轼在表中妄自尊大，愚弄朝廷。随后，另一个御史舒亶又跳出来，拿苏轼在杭州时的诗集说事，指控他的诗句讽刺新法和皇帝。御史中丞李定更是列出苏轼的四大罪状，上书神宗要求严办。神宗皇帝下旨由御史台审理此案，苏轼随即被捕入狱。御史台又称“乌台”，所以这案子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对苏轼是一场噩梦，审讯中夹杂着捕风捉影、穿凿附会和歪曲诬陷，目的就是置之于死地。幸好朝野内外有人仗义执言，加上神宗并不糊涂，还有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约，才使苏轼保住性命。除夕那天，在狱中度过四个月零二十天的苏轼获释，神宗下旨把他贬到黄州，降职为团练副使。

元丰三年初春，苏轼带着长子苏迈，风尘仆仆来到黄州。黄州位于长江中下游北岸，那时还是偏僻穷地，城小民贫，气候潮湿多雨。黄州太守徐君猷仰慕苏轼已久，对他十分热情，安排苏氏父子住在一座寺院里。寺院幽静，正好适宜刚从政治漩涡中出来的苏轼调养身心。父子俩闲暇时漫步林间，还不时受到徐太守的宴请。日子过得虽舒适，但苏轼内心却有忧愁，因为他想念家人与亲友。

不久，弟弟苏辙护送苏轼的家人来到黄州，一家人暂住于一个叫临皋亭的驿站。家人团聚了，苏轼却面临着生计问题。团练副使这个职位难道不能养家糊口吗？其实，朝廷给苏轼的官职是虚衔，公文上标明他“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由黄州府代为看管的“犯人”，朝廷除了供给他微薄的实物之外，没有俸禄薪水。苏轼为人豪爽，以前不善理财，家中积蓄无几。如今谪居黄州，他不得不压缩开支，精打细算。可是，再怎么节约，所有积蓄也只够一年的花销。

怎么办？“力耕不受众目怜。”苏轼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与救济，他决定自力更生，于是他脱下官服长袍，换上粗布短衣，亲自开荒耕地。正好，老朋友马正卿从扬州赶来探望，看到苏轼一家人缺衣少食，就帮助他从官府那里申请了五十亩废弃坡地。这片荒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苏轼名之为“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响亮的别名就是这样来的。在这片土地上，苏轼修建了五间泥瓦农舍，房子建成时，大雪纷飞，厅堂四周白雪皑皑，故名为“雪堂”。从此，苏轼一家人从阴暗潮湿的临皋亭搬了出来，以“雪堂”为安乐窝。

入住“雪堂”的东坡居士，与所有以务农为生的劳动者一样，整天侍弄脚下的土地。开垦荒地，修筑水坝，建造鱼池，耕种稻菽，栽植树苗，这些农活让他忙得不亦乐乎。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人筋疲力尽，他会吟诗感叹自己的辛劳，“日炙风吹面如墨”；等到收获的季节，他又会把酒庆贺丰收，平素劳作的疲惫被喜悦冲散。他与农夫结成好友，跟他们谈论农事，交流种植技艺与经验。

在辛勤的劳作中，苏轼体味到生活的苦涩与甘甜，也营造出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雪堂前面，有一小桥，曲水悠悠。雪堂东面，有一棵柳树，为苏轼亲手所种；再往东，有一口井，井水清澈，供饮用与抗旱。顺坡而下，依次有桑林、菜地、麦田和稻田，还有一片果园。田园之间，小丘之上，建有远景亭，坐在亭中小憩，乡野景色尽收眼底。

虽然耕种可维持生计，但生活还是比较困难，不能像达官显贵那样锦衣玉食。苏轼是美食家，在艰苦条件下，也尽可能享一享口福。黄州的猪肉很便宜，苏轼时常买来，亲自烹饪，做出一道美味佳肴。这道菜被时人称为“东坡肉”，随后在黄州传开并闻名遐迩，至今仍是黄州宴席上不可或缺的名菜。

“东坡肉”虽好，但不可能天天吃。为了调节口味，苏轼又发明了“东坡羹”，也就是将萝卜、白菜、荠菜等揉合在一起，除去菜中的苦涩，以蒸煮的方式做成菜羹。一盘东坡肉，一碗东坡羹，还有一壶酒，苏轼的生活有着不少滋味与情趣。

谪居黄州之前，苏轼已是誉满天下的名士。无论他走到哪里，总会结交新朋友，并有老朋友陪伴身边，在黄州也不例外。黄州太守徐君猷、武昌太守朱寿昌都是苏轼的“粉丝”，不时拔冗前来看望。老朋友马正卿，对苏轼很是崇拜，时下也来黄州陪苏轼吃苦。此外，苏轼与僧人佛印来往甚密，两人谈佛论诗，以文字为机锋相互戏谑，演绎了不少趣闻轶事。

苏轼在黄州期间家庭生活也很美满，妻子贤惠，儿子孝顺。原配夫人早逝，侍妾朝云天资聪慧，充当妻子兼知音。尽管衣食无忧，还有亲友温情，但苏轼内心并不平静。身为流放的犯官，已经沦落到底层，任凭他如何豁达，也不时感到郁闷。浓烈的家国情怀与经世济民的理想，都被残酷的现实所碾压，苏轼心中不免愤懑。不过，品尝到种种况味之后，苏轼的心境渐趋淡定，无论天空怎样变幻，都坦然去面对，只当作“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次醉酒后，苏轼挥毫写下《临江仙》一词，结尾处吐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次日，这首词在黄州传开，有人说苏轼昨夜写完此词，就把衣帽放在江边，乘舟离去。徐太守闻知，大惊失色，连忙赶到苏轼住处查询，结果发现苏轼仍在床榻上酣睡。

后来，苏轼患了眼疾，一个多月足不出户。于是又有传言说苏轼病逝了，这个谣言很快传到京城。神宗皇帝在吃饭时听到“噩耗”，放下筷子，禁不住叹息：“难得再有此等人才了。”苏轼的好友范镇得到这一消息，顿时悲伤不已，还准备到黄州吊唁。不久，苏轼眼疾康复，谣言便烟消云散了。

元丰七年（1084）正月，神宗得知苏轼病愈，准备将他召回朝廷。但是，苏轼的政敌们不愿看到他东山再起，故而百般阻挠，坚决反对。君臣之间争执不下，最后双方做出让步，将苏轼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任团练副使。这样，离京城近了，皇帝放心；职位没有变，政敌们也安心。罪名没撤销，职位没变动，对于已习惯待在黄州的苏轼来说并不情愿去汝州。但圣命难违，一纸调令下达，苏轼不得不离开谪居四年的黄州。

苏轼与黄州的朋友、乡亲和那片苦心经营过的东坡依依作别，触景生情而吟唱了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抒发了他对黄州山水与人情的恋恋不舍。当苏轼上船时，前来送行的乡亲、好友无不热泪盈眶，只见苏轼思绪万千地挥手告别，他没有带走黄州的一片云彩，却给黄州留下了流芳百世的诗文。

苏轼谪居黄州时，正处盛年，仕途虽落入低谷，但他的文学创作却达到高峰。这期间，他不仅出入田地辛勤耕作，而且游览山水积极创作，写出了诸多别具一格、气象万千的精品佳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关于“赤壁”的词赋。

黄州城西北有一片石壁，因颜色赤红而名为“赤壁”。此赤壁并不是三国时代赤壁之战的遗址，但既然“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就把它当成赤壁古战场来写。前后两篇《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绝唱。

赤壁两赋，运笔如行云流水，情景交融，似诗如画，实现了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赤壁怀古》一词，面对大江，神思飞扬，对自然景色的赞美，对古代战场的怀想，对世事人生的感叹，都显得非同凡响，气势磅礴，豪迈挺拔，寄兴幽远，回味无穷。毫无疑问，苏轼的超凡吟咏让黄州赤壁声名大振，后世干脆称之为“东坡赤壁”，如今它仍是黄州最有魅力的一道风景。

想当初，苏轼被贬到黄州，实为人生中的不幸，毕竟跌落到了底层。不过，苏轼的到来却是黄州的幸运，正因苏轼在黄州写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才使黄州得以成为一座令人向往的历史文化名城。反之，苏轼若未谪居黄州，大概也不会写出那些诗文。可以说，正是黄州的山水和风土人情激发了苏轼的才思，成就其巅峰之作；没有黄州的经历，苏轼文集将减去不少华美的篇章。从这层意义来说，谪居黄州或是苏轼及其创作的幸运。

◎本文原载于《文摘报》（作者陈良），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