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图集堪称文物“遗照”，在破解文物疑案时功勋卓著

和平年代，海外文物身份溯源与回流，几乎成了国际各大拍卖会的“公案”。如何证明国际拍卖会上的文物，是中国曾被盗的？在为这些文物寻找身份时，除了参证中国本土文献，来自日本的照片图录则是非常重要的旁证。

以近两年最为人所知的拍卖案例来看，2018年苏富比秋拍上拍卖了一尊中国唐代佛首，有文物爱好者发现这尊佛首与民国期间洛阳龙门石窟1720窟被盗割的一尊佛首高度相似。而提供了对比图的则是一本日本学者编写的名为《中国文化史迹》（中文版名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的书，关野贞在图注部分写道“……龙门西山第21窟（古阳洞）以南有大量的唐代石窟。南端有石窟，暂且称之为极南窟。……后方中央有本尊跌坐于方座之上，但胸部以下尽遭破坏，只留下了丰满美丽的面貌。像高约五尺，左右两罗汉的头部皆失，左方躯干犹存……从此窟内部佛像的样式看，估计是高宗时期的作品。”

关野贞以“丰满美丽”形容他端正地拍摄的照片中的一尊佛，照片中佛头的特征与拍卖行的佛头特征高度吻合，由于证据链充足，最后国家文物局介入“苏富比佛首”事件，这尊龙门被盗佛首被拍卖行下架。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第二册中所收录的关野贞当时拍摄的“极南窟·本尊”照片。

与苏富比所拍卖的佛首对比。

如果不是这本图录，或许很多流失海外的文物将一直处于无人知晓的境况，如下图这件拍摄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佛像，在《中国文化史迹》中，关野贞于1906年详细记录了这尊弥勒菩萨像在白马寺的尺寸、相貌、年代等重要数据，并在1941年出版该书时，明确指出此中国白马寺弥勒像“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所占。他在书中写：“伽蓝殿内原有最秀丽的石雕弥勒菩萨像，近年被偷，流失海外，现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菩萨像高六尺四寸八分五厘，胴部特长，两膝胫部过短，整体比例失衡严重，但面相温雅，姿态修长，品味高尚，纯真挚朴。从其相貌、衣纹样式判断，应为北魏时期作品。

左图为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右图为1906年日本学者关野贞摄于洛阳白马寺。

这是一件关野贞于1906年摄于中国陕西西安石佛寺·白石释迦如来像，后被偷运至日本，至今未归。

最近，中国画报出版社《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的责编袁小茶在名为“让中国十四省海外被盗文物沉冤昭雪之谜”的线上分享中，带着读者细读了该系列丛书，就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进行了导读。除了如上所说，该图集在破解文物疑案时功勋卓著以外，这些拍摄于晚清与民国的2000多幅照片许多都是文物的“遗照”，在之后的岁月，这些佛像、建筑屡经时间的涤洗及人为损坏，在今天已是断壁残垣，一派萧瑟。而近些年诸多以极主观的审美“修旧为新”的现象亦更加令人扼腕。

20世纪第一个三十年，日本学者的造访

最新版本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原书名为《支那文化史迹》，由东京大学教授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合著，于1941年出版发行。原书为日文版，按民国时期的行政省区进行分类编辑，全书共计图版2531幅，分12卷，每一卷附有10万字左右的解说。这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古迹建筑等的大型著录，作者从1906年开始，历时三十余载，先后数十次来华实地勘察，搜集、拍摄的照片、拓片几乎囊括当时保存尚好的名胜古迹，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的重要图鉴。

关野贞一生来华十余次。1906年9月，关野贞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考察；次年，关野贞又专程奔赴山东，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1918年初，关野贞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对中国、印度及欧美古建筑及其保存情况进行调查。这次他经朝鲜陆路进入东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开封、巩县、洛阳、郑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历访济南、青州、青岛等地，从青岛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苏等地考察。

他的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并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摄，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也是自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后的仅七八年时间，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佛像整体被盗，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与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

常盘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学家，曾任母校东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佛教史。生前来华七八次，其中，仅20世纪20年代就曾五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域属先驱者。他第一次来华是1920年9月，考察路线为沈阳、北京、房山、大同、张家口、太原、洛阳、汉阳、宜昌、庐山、南京等，考察对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庙、道观等遗迹、遗物。第二次时间在1921年，行程为青岛、济南、泰安、曲阜、兖州、济宁、北京、石家庄、郑州、开封、洛阳、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扬州、镇江、苏州等；第三次和第五次主要是对南方各省的调查。包括上海、宁波、汉口、庐山、杭州以及广东、福建等省市。加上第四次对大连、旅顺以及青岛、济南等地的考察，中国南北各地主要文化胜迹，尤其是佛教遗迹等，基本为其踏遍。常盘在踏访中，尤其注重对史迹的拍摄、拓制和记录，所作日记也一丝不苟，每次都留下数量可观的图文资料或日录。

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多次考察的基础上，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作，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佛教史迹》，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儒、道等部分，扩充为十二卷本的《中国文化史迹》。去年，中国画报出版社从日本购得该书版权，重新翻译文字、整理图片，出版了十二卷中文版本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

梁思成等专家学者都把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讲义、著作中多有引用，书中涉及的名胜古迹几经战乱、天灾等，能保存完整者已经很少，其图版资料更显珍贵，这对于宗教、建筑、书画、造型等传统文化研究，古迹修复重建，文物鉴定，流失海外文物追讨等均有很大帮助。

书封

流失海外的文物明星与“文物弃儿”

1906年到1936年间，外国的探险队、学者们开始访华，有以“文物考察”之名巧取豪夺如敦煌之斯坦因、伯希和，也有虽然当时确以学术研究和对文物极为珍视的态度进行考察，但在日后却造成这些文物被荼毒被贩卖，成了永远无法归国的“海外弃儿”。这些“弃儿”也命运不一，有些被美国大都会、大英博物馆等完好保存，如今国人还可透过玻璃展柜瞥见其华夏容颜；更多的“弃儿”落入海外私人收藏秘藏，从此石沉大海，甚至当他们偶然现身时，中国人自己也难以确凿的证据将其认定为这是中国的文物。

今天我们再读《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时或许大多数时候会百感交集。从不好的方面来讲，这些晚清走遍中国的日本学者虽以“保护和研究”为初衷，但他们回国后难掩这种发现了无数巨宝的喜悦，对中国文物遗存广博和重要三令五申，造成后来日本跨国商会之后在中国大量收购盗凿的文物，许多文物遗存由此遭受灭顶之灾，天龙山石窟即是如此。而文物之损毁绝不能仅归咎于日本人的到来，某种程度上，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为中国文物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影像。

首先是，在日本学者到来之时，中国的许多文物遗存已经损毁严重、破败不堪，以今天最为煊赫的景点之一——少林寺来看，1920年左右，少林寺的鼓楼和东都敬爱寺法玩禅师塔的状况已经极为破败，少林寺虽有“千年”之名，但其中相当体量的应是后世新建或者翻修的。

少林寺的鼓楼（左）和东都敬爱寺法玩禅师塔（右）

还比如这两尊现身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天王像，关野贞在1906年的记载，“这块石头的下方刻有优雅别致的天像……面貌之雄伟、姿势之优美、铠甲神服的刻线之细腻、力度之强劲、手法之流丽稳健，皆充分显示出初唐的特质。”而除了其本身的价值，这两尊像成为中国香积寺的唯一身份凭证。这一年，日本学者看到的香积寺的样子已经是“寺塔中裂，院宇荒凉，寺前壁上有毕彦雄撰《净业禅师塔铭》……寺僧言，是塔上坠落者。”

两尊天王像

镶嵌在塔壁上的天王像（左），1906年关野贞所摄的香积寺已经从中开裂，岌岌可危

日本学者在该书的字里行间写道的“寻隐者不遇”的失落常可以点明某一处建筑在20世纪初年的状况。中国文物遗存中尤为重要者常以“时代早，造型独特精美”和“有丰富的人文、历史背景”为显著标志，前者表现在记述几处魏晋、北齐及唐代前期的石窟时，日本学者几乎通篇都是溢美之词，而对于宋代以后的建筑和雕塑进行描述时则平静许多。而后者则表现在，他们常会执着于不远千山万水去寻找一个有“典故”的建筑。

比如寻访茅山时，常盘大定在去之前就意图明确，他说：“之所以立志要探查茅山，除了希望考察道教中心地的现状以及探访陶弘景的遗址之外，还希望对佛教遗迹进行尽可能的考察。从与佛教相关的人物来看，这里是陈隋时明法师隐遁之地，明法师出自三论宗法朗之门，最能传师之面目。我是怀抱着看到这些遗迹的希望而前去探访的。”而最终常盘大定只是拍摄了一些水墨画一样的废墟的照片回来，他失望地说：“寻到了陶隐居的遗址，可是山中没有寺院，因此陈代的明法师、唐代的炅禅师的遗址已全然不见痕迹。法师和禅师的住处，就算在当时可能也不是特别引人瞩目，无非是普通的兰若而已。若继承者当中不出现一些大人物，则湮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茅山元符万宁宫前墟

“毁容式”修复

相比于散落在太原的荒野处，在1923年到1925年因为外国商会的介入，让几乎所有的雕塑都被损毁、切割、盗卖的天龙山石窟，云冈石窟则是另一种命运。

日本这一时期的另一位学者山下杢太郎的笔下，1920年，他抵达云冈石窟时看到的则是“在此地，在惨不忍睹地对雕塑进行反复修复，屈指可数的几座石窟的佛像，竟被弄得宛如粗鄙的喇嘛寺里的偶像或者曼陀罗一样，色彩艳腻、油光锃亮。”以至于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一把小刀缓缓剥除贴在佛像面部的油漆和颜料，由于那是一种在纸张类的材料上涂上油性颜料再涂画色彩，所以比较容易剥除。

菩萨像修复后的容貌（左），山下杢太郎剥除油彩后的佛像旧貌

云冈石窟当然不是个案，在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许多文物被打砸抢烧，在后期却以拙劣的面貌被修复重建。1920年代，日本人充满艳羡地描述这里有赵孟頫的题字和据传为元代雕塑名手刘元所塑东岳庙元代塑像。在1947年时有一批来自山西和东北的流亡学生住在庙里，他们以破除迷信为名进行了大规模洗劫，更加重了东岳庙的损坏程度。庙里的元代塑像也被砸毁。

建国后，东岳庙先是因为附近火药厂的爆炸而被震碎了不少塑像，后来整座庙又被北京市安全局占用，从而宣告关闭。直到1995年，北京市政府才决定恢复东岳庙，庙中所驻机关全部腾退，并随后建立了北京民俗博物馆，于1999年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东岳庙· 东岳宝殿· 东岳大帝，摄于1920年代，此像传为元代雕塑名手刘元所塑，如今已被毁

复建的东岳大帝

“精神上的故国”

《云岗日录》的作者木下杢太郎在晚清时在中国经历了四年的游历，将中国许为自己“精神的故国”。他们常在文章中有很多抒情的描述：“佛像本身所潜藏着的那些可敬的创造者们身上的空想、热情、喜好与魂魄，一如透过水沟的沟底我们依然能够望见冬日午后的惨淡的太阳一样。”“在熹微的晨光中或薄暮的夕阳下从远处仰望，内心总是不由得被大佛那庄严而又慈悲的容颜所深深打动。”

除了文物遗存，日本学者在拍照时，为了给建筑物找一个参照物，常常会将当地人拍进照片，于是可以看到很多憨厚朴实的、常常是面无表情地看向镜头的中国人。

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长达十二卷，十万多字的体量中，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写到中国人的笔触屈指可数。一来可能正如图片中所显示的，中国人背后由祖先们创造的精湛到几乎诡秘的艺术构成的庞大氛围中，局促地站在一边的人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们或者为散落在乡野的建筑的守门人，或者是主持、僧道、或者是日本人请的帮忙牵马跑腿的随从。而在大多数中国人脸上呈现出的不安、茫然、疑惑，或许正是那个时代最精准的表情。

当然，学者的性格和境遇不同，他们眼中的中国也不同。比如性格开朗活泼的山下杢太郎就回忆：“更有那些生动的人——我们从大同的旅店带上了一个小厮和一名伙夫出发了。小厮名叫白玉堂，伙夫名叫方喜。小白今年二十五六岁，干净利索而且聪明机灵，所以，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夜晚，旧历八月初八的月亮洒下了皎洁的清光，我们与小白和寺僧相伴，沿着静寂的山道散步，在走到丘陵南边尽头时，小白放开嗓子起头儿唱起了不知是什么戏曲中的某个唱段。”

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中，也可以看到这批学者们像朝圣一般去寻找建筑和文物遗存，以当时环境之艰苦，他们常常吃不到饭、住的环境也很恶劣，日复一日的寻找和行走，很多石刻因为在悬崖断壁上，探访也要冒诸多危险。虽然放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去审判当时他们的介入和在后来引发的对中国文物的伤害时，很难平息心中愤怒，但我们仍旧不得不承认，他们保存下许许多多的文物资料和影像，于历史有功。我们每次回看那段不忍卒读的历史时，在愤懑之余，我们或许真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没来，如果他们不曾着手记下详细的数据和留影，或许更多的文物都将成为无头公案，在之后的历史中也未见得能够有更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