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吧!古代清明也有“云祭扫”……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杨柳
制图/范英兰
梨花落后清明,疫魔仍然猖狂。尽管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国人仍不可掉以轻心。毕竟,这波疫情专治各种不服,大洋彼岸的“特靠谱”先生对此应深有体会。不过问题来了:假期宅家,今年清明如何祭扫?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云祭扫”服务。祭扫仪式从线下转移至线上,自然会有部分人难以适应。然而,如果从历史上看,祭扫形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宽泛地说,古人也有作为权宜之计的“云祭扫”……
一
公元809年,对于谪居永州的柳宗元来说,命运就像叶问的一波咏春拳,捶得他直翻白眼。这一年,他给时任长安市长写了封信,吐槽自仕途失意后遭遇过的种种社会毒打。其中特别提到:“近世礼重拜扫”,而自己已连缺四年,每到清明,在郊外看到扫墓的人群,便“北向长号,以首顿地”。
从这则典故可以提取两个知识点——一方面,清明祭扫在唐朝时已渐成重要礼俗,重要到“不能祭扫我就哭”的程度;另一方面,对于柳宗元这样的游子来说,这一礼俗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却难以完成,“以首顿地”也没用。
然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古人看来,清明祭扫是必须的,但祭扫方式则可以打商量。和正在刷手机屏的你一样,当时僻处南方的柳宗元也不知道,在遥远的长安城,已开始流行一种新型祭祀方式。
永州柳子庙/永州日报
柳宗元的同龄基友、后来的宰相段文昌,祖籍在四川,出生于荆州,因此先祖故第与先人坟墓均在荆蜀,在长安任职时也面临着与柳宗元一样的问题。不同的是,段文昌久在长安得风气之先,另买一套房专门设立当时流行长安的“影堂”,在重大节日时远程祭祖。
所谓影堂,即悬挂着先人画像的居室。影堂祭祀简单易行,可以专门建造,也可以设在正厅;可以只悬挂祖先遗像,也可以增添先人手泽(先人留下的书画作品等)。最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祭祀方式作为庙祭、墓祭的补充与替代,使背井离乡者也得以年年拜祭祖先。
有学者如此描述影堂的功能:“官员调任外地,其家族共有的祭祖场所无法迁移,于是官员建造影堂充当临时的祭祖场所,承担供奉祖先之职能。”如此看来,这种远程祭祀方式,简直可以视为古代版的“云祭扫”……
因流风所及,唐朝后期不仅士绅群体流行设立影堂,皇室也“不能免俗”。
唐代宗的“小棉袄”华阳公主聪慧可人,可惜十四岁时便因病香消玉殒。爱女逝世后,代宗皇帝伤心欲绝,数日不上朝,后来为公主修建了一座影堂,常常在其中祭奠悼念。白居易曾写诗吟咏此事:“帝子吹箫逐凤皇,空留仙洞号华阳。落花何处堪惆怅,头白宫人扫影堂。”
电影《大唐代宗》剧照
二
到了宋朝,影堂祭祀在民间开始普遍流行。但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思想奔流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理学家们事事抬杠的时代。于是关于影堂祭祀是否合乎礼法的问题,就成了各大学派的争论焦点。
理学大师程颐曾描述当时的影堂祭祀风气:“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尽管如此说,程颐并不鼓励影堂祭祀,理由十分令人费解。他认为,画像毕竟是画像,与先人容貌不完全一样,“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因此,他坚持庙祭才是唯一合乎礼法的祭祖方式。
程颐像
程颐的观点其实是符合儒家古典理论的。在儒家看来,人死之后,灵魂既不在墓地,也不在画中,而是寄托于家庙之内。因此无论是墓祭还是影堂祭祀,都不是正道。
对此,霸气砸缸的司马光童鞋表示不服。不仅不服,司马光还专门写了一本礼学专著《书仪》,详细论述影堂祭祀的各项规范,并且认为影堂的功能不应仅局限于祭礼,还应扩大到冠礼、婚礼、丧礼……总之,就是将影堂定位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家庭礼堂。
因此,当司马光的另一个死杠对象王安石筹备变法时,其弟王安国劝阻不得,便到影堂向祖先哭诉:“吾家灭门矣!”宋人周密甚至记载,当时亲旧串门,“必先拜其家影堂”。此外,影堂还成了惩罚熊孩子的场所。宋人赵鼎记载:“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
王安石,电视剧《苏东坡》剧照
当时,影堂祭祀甚至传播到了宋境以外。史载,蒙元宰相耶律楚材之孙耶律希亮常年漂泊四方,“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尽敬”。塞外人民纷纷赶来围观,有人叹道:“此中土之礼也。”一座影堂,一声慨叹,饱含着无尽的家国沦丧之感。
三
明清时代,影堂祭祀之风更盛。明代藏书家徐熥曾写道“感君犹有山河意,追念先人拜影堂”,将物是人非的茫茫之感,寄托于一座装满先人故物的影堂。
而在清杂剧《春波影》中,被木心称为“女版少年维特”的冯小青请画师为自己画像,像成后挂在塌前,整个卧室便成了一座小小的影堂。下面便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冷艳、最诡异、也最感人的一幕——小青举着酒杯祭奠画中的自己,并唱道:“卿须怜我,我也怜卿……”
古画中的冯小青,清·顾洛《小青小影图》
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更是从理论上驳斥程颐等理学家的缪见。
针对“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的“奇葩说”,清代学者阮葵生反驳道:难道家庙里供奉的“神主”就“尽似吾亲”?他还说,设立影堂只不过祭祀者“出于思慕之极,无聊不得已之情,而有洋洋如在之义,况吾先君行之,又何病于礼乎?”
然而,在如何祭祀祖先这个问题上,古人的口水仗远不止于此。
其实墓祭(今俗称上坟)在汉朝才开始流行,此前的主流祭祀方式是庙祭,东汉启蒙斗士王充就说过“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因此在历史上,关于墓祭是否合乎礼法的争论时不时就会上热搜。
在这个问题上,宋代哲学界“汪峰”程颐童鞋再次抢占头条。他激烈反对墓祭,并称“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朱熹的态度则稍微温和:“墓祭非古,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前文说过,传统儒家认为人死之后,魂依于主(家庙中的“神主”),魄藏于墓,魂有灵而魄无知,因此圣人祭祀于庙,而不祭祀于墓。
古画中的程颢、程颐、朱熹,元·刘敏叔《三夫子相》
不过,民间才不管理学家们的堂皇之词。对于“庶人”而言,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条件建立家庙,墓祭便成为最可行的祭祖方式。因此唐玄宗曾下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寖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随后在历史上首次规定清明祭扫为合情合理且合法之举。
纵观祭祖方式的历史演变——从庙祭到墓祭,再到影堂的出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祭祖方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适时调整,以至于古人也有了自己的“云祭扫”。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形式如何,在祭祖活动中,我们对逝者的哀思、对先人的敬意,始终不变!
所以,既然古人能接受影堂式“云祭扫”,我们为何不能接受网上“云祭扫”呢?
参考资料:
1. 毛国民:墓祭“非礼”与“成俗”研究
2. 刘雅萍:唐宋影堂与祭祖文化研究
3. 胡书玲:中国古代墓祭及扫墓礼俗考述
4. 田兆元:墓祭的文化功能探析
5. 李学辰:《红楼梦》拜影考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