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狂士，他对北大学子说：敝人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深

近代中国的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不仅涌现出各种思想，也涌现出了许多颇有“魏晋风度”的“狂士”。

其中，“京派文学”鼻祖、周作人弟子废名便是一位比较“狂”的名人。

废名（1901-1967年），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童年时家乡的枫柳、沙滩、小桥流水，县城外的四祖寺、五祖寺等禅宗圣地，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记忆。

1922年北上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

周作人是1923年9月第一次见到废名。那时，冯文炳在北大校园里已小有名气。读其文，周作人发现有些“涩"，但却喜欢，破例主动为废名《竹林的故事》作序。这让一直崇拜周作人的冯文炳，喜出望外。

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

1930年，骆驼社创办《骆驼草》时，周作人让废名做实际编辑者，很好地贯彻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隐逸的文学思想，《骆驼草》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之一。

废名受聘于北大后，他给北大学子留下怎样的印象？他的学生柴扉在《〈莫须有先生传〉的作者》一文中这样形容废名：

“他说话时不住地摇着他的脚。他的口音很低，好像喉间腻有许多痰。我从他的装束--黑皮帽、呢大衣、驼绒袍——和短短的平头，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看他好像是个拘谨的商人。”

废名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摘掉头上戴着的黑皮帽后，用深陷的眼睛扫了扫课堂里的年轻学生，然后出声，声音虽然不高，却震耳欲聋：“敝人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

讲台下的学生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然后是人声鼎沸。待课堂安静下来，废名又讲得头头是道，他指出《狂人日记》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又都写“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自己是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

学生们听了他的讲解后，觉得这狂放的老师，还真是有学问、有见识的。

有时，废名确实有些狂傲。一次，他给学生讲修辞炼句，不讲唐宋八大家，也不讲明清小品，而是以自己的（当时还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桥》中的句子为例说， “日头争不入”一句，就是托出诗境的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

学生们提问说：“先生是否认为自己是大笔了？”废名笑不作答。

抗战爆发后，废名告别留在北平的老师周作人，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一所小学谋得小学教师之职。

从全国文化中心避难到寂静的有禅宗圣地，诵经声萦绕的山村乡野，废名的灵魂是寂寞的，他的心开始向佛，于是，写出了《阿赖耶识论》。

后来，废名将《阿赖耶识论》拿给诗人卞之琳看。当年废名从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卞之琳刚入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废名对卞之琳说，《阿赖耶识论》是自己“对佛的一种认识”，是“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

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1885-1968年，现代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研究佛学的，闻此论，大为不屑，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高声辩论，常常对这两位书呆子一笑了之。

有一天，论争之声戛然而止，众人前去一看，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相互拳打脚踢。众人忙将二人分开，然后掩嘴窃笑。

同为二人老师的周作人，还将这段有趣的故事写进了《怀废名》一文中：

有余君与熊翁同住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两位书生憨直的举止神态及文化精神，皆现于笔端，是不是有一种“魏晋风流”的感觉呢？

废名

废名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并加以实践，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以及后来的贾平凹等文学大师产生过影响。

本文参考自：《民国清流之大师们的中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