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的药方：在书法中看中医与中国式思维

书法与中医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共通点是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态度。人们讨论中西医的区别，各执一词，而医学又是一个极其专业的话题，若没有实践经验，很难从技术角度真切的论证。笔者认为，讨论的关键并非仅仅在医术上，更核心的是中医背后的中国式思维。

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和中医背后的中国式思维也是一致的，而在自古而今的书法名帖中，也不乏中医药的身影。本文将从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角度，以古代书法名帖中的中医内容为例子，从四个角度谈一谈中国文化思维的话题。

欧阳修《灼艾帖》：“中医”名称古今不同，汉语依赖语境。

千百年来流传的书法作品，不仅仅承载了书写者精妙的书法技术，也成为了一个我们对古代文化了解的侧面。书法作品中也充满了生活气息：有如苏轼的《归安丘园帖》是随意数句的书信，也有如颜真卿《祭侄文稿》那样悲愤泣血的祭文。书法墨迹也有生活中痛患求医的记录。如欧阳修的《灼艾帖》。

释文：“修啓，多日不相見，誠以區區。見發言，曾灼艾，不知體中如何？來日修偶在家，或能見過。此中醫者常有，頗非俗工，深可與之論權也。亦有閒事，思相見。不宣。修再拜，學正足下。廿八日。”

此帖笔法超然而有文气，苏轼对欧阳修书法的评价是：“清眸丰颊，进退晔如。书写中体现了一种具有生活气息的自然。而此帖的内容正是欧阳修和自己的长子欧阳发介绍自己灼艾治疗的情况，又感觉其中蕴含医理很是有趣，还想要好好与医生们研究探讨。灼艾，即中医疗法之一。燃烧艾绒熏灸人体一定的穴位。

有趣的是，这里面竟然有“中医”二字，在传世的古代书法作品中，这可能是仅有的直接含有二字的书法作品了。可能很多人都自然认为，帖中所说“此中医者常有”即是在说中医。其实不然。

最早出现“中医”二字组合的典籍，来自《汉书 艺文志 经方》：“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里的“中”应该是读去声。这里表达的“中医”含义有两种说法，其一为“中等水平的医生”, 其二为“符合医理”。

而在欧阳修《灼艾帖》中表达的，应该里“此中”是一个词，“医者”是一个词。大意是说，这边医生很常见，水平都很高。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医”的名称产生于鸦片战争时期，是由东印度公司为了区别于西医而命名的，并于1936年由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医条例》法定下来。之前，古人一般称医术为岐黄、岐黄之术、青囊、悬壶、悬壶济世、杏林、杏林春满、橘井等等。从字面我们就能看出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古今“中医”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汉字组词虽然一样，但是内涵意境可能全然不同，中国人的表达，是很依赖语境的，虽然用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下是不同的含义，看古代书籍，不可一自己语境做为前提，这样非常容易误解。

这种外延小内涵深的表达方式是中国式思维的一种典型表达，汉字汉语都有这类特征，即构建了一种意象思维，与西方的抽象思维并不相同。在医学和艺术上都有表达。清末名医陆士谔在他的《士谔医话》就说：“中西医学说，大判天渊，中医主张六气。西医倡言微菌，一恃经验为武器，一仗科学为壁垒，旗帜鲜明，各不肯屈。”

王献之《鸭头丸帖》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鸭头丸帖》是王献之写给亲友的日常短札，寥寥数语的日常话，却成了千古名作。“鸭头丸”即是一味中药名。

这幅作品行笔流畅舒展， 结体妍美质朴。笔迹的转折清晰，笔势起落分明，线条气脉相连。而这种艺术的创造，完全是生活场景中不经意间达到的。即是随意写之，意不在字。古人认为好的艺术都有这种“不经意而为之”的特点，亦即法自然之意。

而从内容语气来看，是有人服用了鸭头丸，而感到效果不好，便想要约朋友聚会再次请教。鸭头丸其实是一味中药，传说王献之多病，故而其信中就多提到药。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人是把医学完全放入一个生活场景的，朋友之间也是在生活中采取调养的方法，更多是一种经验的探讨和积累。中国文化是一种经验传承而做类比的文化，其核心词即是“气”和“象”，“气“表示通感下的生命感受，“象”则是一种全息立体的宏观感知。气象聚合在一起，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核心思维的体现，即注重时间性的流变。

释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故而我们会发现，中国的艺术美学观念，也是和“气象”分不开的，好的作品即是“气象万千”而且完全是一种“不经意间”的获得。相比西方艺术的源头，古希腊艺术观中艺术的不仅包括美术和手工艺，甚至也包括数学和逻辑学。而中国文化去更注重自然和感知。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摹仿说”认为诗歌具有模仿性，与其他艺术一样，因而两者相关，且属同类。西方美学的源头是一种对艺术美的针对性看法，充满了思辨和分析。也如同此种思绪下后来发展的数学化学，都是一种合成的思维。而今天我没看王献之的《鸭头丸》却是取自然中的动物入药，不重合成而侧重调配。

由此我们就知道，中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侧重和方向。西方更加侧重抽象的思辨，而我们则是一种侧重经验感知的意象思维。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如“易”，就是以卦来立象，书法是以笔墨抒发立象，武艺以功法技击立象，

箫艺以呼吸音律立象。同时更要采集归纳天地自然之观察感受。目的，是为了尽意，得意。即晓规则，也明规律。即对“道”的认知。

中医也正是一种中国式思维的拓展，一些西方学者在不断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意象类比”特征。一位加拿大学者在认真研究了中医学基础理论后也说：

“古代的中国，把宇宙（巨大的世界）和人体（较小的世界），视作两个相似的系统，并按同一法则运行。”中医的阴阳五行体系，把宇宙视为一个大太极，人体视为一个小太极，人产生于自然，与自然界有共同的本源和相似的属性。因而以天地的大太极规律去揭示人体小太极的奥秘，用可见的规律去推测不可见、却必定存在的规律，是中医学类比方法的客观基础，也是“以天验人”的思维方式的体现，是极其聪明智慧的，是常识和常理所支持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式思维和认知系统，即中国文化认知世界的视角和人的身心感知调用的实践系统。对这个系统的陌生，导致了对书法、武艺、中医等系统衍生技术体系的偏见和误解。而因为这个系统还缺少现代土壤的有效生长，也缺乏清晰的客观验证模式，笔者曾经尝试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做了对比表格如下。

张旭《肚痛帖》：中国文化侧重感知，注重传承

人有两种认知模式：思维和感知。思维可以用逻辑演化。而感知则是一种需要体认的全息感官调动。中国文化侧重感知，很多艺术是有意的摒弃一种“刻意”“非自然”的理性，即是为了侧重表达这种感知性。即“以感为体”。《易经》云：“感而遂通而知天下故”则明显了说明了中国文化这一显著特征。

说到书法表达的感知，唐代草圣张旭的《肚痛帖》可谓最贴切了。这是一篇有趣的个人“痛苦”的笔墨记录，却成为流传千古的草书珍品。他说：“忽肚痛不可堪 不知是冷热所 致欲服大黄汤 冷热俱有益 如何为计 非冷哉”。这里提到的“大黄汤”即中药方剂名称。

这幅字笔走龙蛇，潇洒大气，却是因肚痛，在行笔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张旭的结字用笔由开始的理智走向高速飞动的笔势，似乎肚痛加剧之感。想到一个大书法家在如此痛苦的时候还要用笔墨记录这个感受，的确可爱，而这信息却通过书法穿越千年而到我们的面前。这种时间跨越的感知性，是书法的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质。

有人曾经讨论过，说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或者说缺点之一是“不精准”。这个话题其实太笼统，关键是要看“精准”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现代人大多已经都习惯了西方文化的一种数据的精准衡量，却不知中国文化是侧重感知的表达。故而对书法的视角是一种字体设计，而对中医的看法也是在西医的角度而看的。

其实，中国文化的精准是一种“感知的精准”。就如同中国享誉世界的美食厨艺，关键的技术描述总是说“少许、若干、片刻”这类词，这其实是一种在默认的相通感知前提下的“精准”。真正的“内行”一听就懂在说什么。而外行则是一头雾水。故而，注重感知的传承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

“以感为体”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关键。而受现代人有时候总是认为古人所说的“玄”，“神秘”，其实，他们所说的可能非常精准，只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外行，缺乏理解的根本前提——感知和传承。比如，都遇到疼痛。中国人是会深入模拟那个痛的经验表达，因此会有经验医学,西方人则会用跳出来的视角观察这个痛为什么会让人感觉痛.由此会有神经学。

病痛在中国人眼中会把经验看作一种感知积累，由此去找应对方法.这是一种"象"的观察和总结的方法。而西方并没有持续走经验观察的路，而是把经验变成一种控制实验室的方法，跳出来观察一个生命体的运行规律。这是两种文化认知方法和解决方案，也是两种文化思维。

黄庭坚《制婴香方帖》：要在共性认知前提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内容

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有一个《制婴香方帖》，直接就是他写的药方。这幅字结体匀称，行草兼备，用笔干净，结体萧散自然，轻重得宜，十分有趣。笔者不通医理，不知这个方子现在是否还有药用价值，而如果实践证明有效，就应该用开放的心态去研究，不是盲目的肯定和否定。

古人留下的墨迹，至今依然在审美中引起共鸣，而医学留下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古代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貌环境，故而才能孕育一个自成系统的伟大文明。而在当今世界已然互通，我们看待古代文化，既要尊重古人的经验，也要有现代的世界视野和格局，不能偏执一隅。

当今对中医的解读，其实是一个文化胸怀和视野的问题。它是需要中西文化共通的视野，从更宏观的人类认知共性角度去有理有据阐释其中的规律。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那个山水隔千里了，不能只是崇拜经验的自说自话，而是应该用有效性的实践证明能力，而用宏观共性的态度去细心研究。现在到未来，人类的认识越来越形成一个整体的认知，站在更高的格局去探讨各自的文化类型，将来会越来越成为必然趋势。

释文：婴香，角沉三两末之，丁香四钱末之，龙脑七钱别研，麝香三钱别研，治了甲香壹钱末之，右都研匀。入牙消半两，再研匀。入炼蜜六两，和匀。荫一月取出，丸作鸡头大。略记得如此，候检得册子，或不同，别录去。

我们会发现，在最近不远的历史中在不同领域已经出现了这样有宏观视野的杰出人物。比如清末的经济学家陈焕章，他是清代的进士，是标准的儒生，同时又在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孔门理财学》让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佩服，更因其中记载的宋代常平仓制度而深深影响华莱士，将其写入美国的《农业调整法》。

中国千年前宋代的经济制度为什么会让现代的美国经济学家接受并且学习采纳？为什么陈焕章介绍中国古代农业制度就可以引起这么大的世界影响力？因为他具备两个文化体系的融通理解和表达能力。更关键的是，他具有宏观的世界性的胸襟和视野，以及学贯中西的学力。

同样，闻名世界影坛的李小龙先生，他所创编的“截拳道”武道理念为什么能深刻影响西方乃至世界的格斗搏击理念和模式？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追求共通性共性规律的能力和视野。他用电影影响了全世界，树立了崭新的中国人的荧幕形象。他用一种共性认知的能力表达了民族文化的优势和魅力，是伟大的文化传播者。

同样，旅法的雕塑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对书法的理解和阐释也颇为独到，看似他这种“跨界研究”却视野独具，影响非凡。他的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深深影响了当代书法理论的研究领域。这源于他能够从更高的视野看待文化，既有理解感情的尊重，也有相对客观宏观的视角。

这个时代，人类已经是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从宏观的视野和开放胸襟的态度去学习研究，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是思维方式和特征。进而从跟深处了解书法，武艺，中医等文化特征，进行新时代新视角的创新和适应性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