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男宋仁宗，一个矛盾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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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古建筑散记》

推荐理由：读过这本书再游意大利，更能珍惜你眼前看到的历史珍宝。

作者: 陈志华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年7月

这段时间除了关注疫情发展，也在跟踪另一条国内新闻：山西元代古桥铁梁桥的修复。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看了这样的新闻以后特别揪心，但又无能为力。其实类似事情在生活里比比皆是，我们都急于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至于念旧和乡愁，值几个GDP呢？

古建筑保护是专业性强，要求复合知识的领域，有一套深刻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原则，老百姓很难深入其中。但所有官方里的专业（或者无能），都和民间的强大（或者不屑）有一定关联，所以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假设有一天，对文物保护也成为一种风尚习俗，类似山西古桥这样的新闻会少一些。

意大利在文物保护领域，可以算世界的领军国家之一。截至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只有约云南省面积大小的意大利拥有和中国同等的世界遗产数量，一共55处。仔细看意大利的55处世界遗产，不乏将整个城市作为一处世界遗产的情况，比如维罗纳城、威尼斯城、翡冷翠和那不勒斯古城中心，把许多还提供着现代生活的古城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其中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小城卢加

在长期的高强度文物保护实践里，意大利发展和摸索出了许多重要的文物修复经验和理论，也见证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很多历史时刻：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奠基之作《修复理论》（Teoria del Restauro）由意大利文物保护专家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在1963年发表；文物保护领域很重要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又称《威尼斯宪章》）1964年在威尼斯通过；196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国际文物保护研究所（ICCROM）在罗马成立。攥写《意大利古建筑散记》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就是1981到1982年在这个研究所学习，并且游历了整个意大利，写下这本散记。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往返欧洲许多次，意大利是我最流连忘返、意犹未尽的国家。陈教授这本书提供了许多深挖意大利在文化和建筑艺术上的线索，而且他在中意两国的文物保护工作里的亲身经历，也点出了两国从官方到民间对文物保护政策和态度的不同，比如文物保护不为经济效益服务的态度、文保工作者的耐心和专业、文保专业人员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地位、民间自发对文物保护的专注和热情等等，每一点都让人深思。在此分享两处我顺着书里介绍游览的地方，它们都不是大众的景点，背后也有和古迹保护有关的故事。

陈志华教授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但一心惦念建筑学的他，在旁听了梁思成的北京古城保护讲座后，心潮澎拜，直接找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清华园内的居所，表达了转系的意愿。在这本书里，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的导师梁思成的那种既有文化底蕴又有深厚人文关怀的建筑观。梁思成在1949年提出了把北京城墙建设成“城墙公园”，将城楼和城墙全部保留，在城墙上建造长椅石桌路灯和绿树，建成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这个想法被完全否决了。陈教授在书里提到了托斯卡纳大区的一座小城卢加（Lucca），离翡冷翠不到一小时车程，它完整无缺地保留了城墙，建成了一个环城绿化公园。我在翡冷翠游玩了几天，便去参观了这个梁思成未能实现的“城墙公园”。

书里的卢加城(Lucca)城地图，黑色划线的是保留完整的城墙和城楼，城墙建于十六至十七世纪。

作者实地拍摄的卢加城墙公园。

卢加城里建筑物，除了钟塔和教堂比较高，其他都比较低。离墙一百米之内不可以建建筑物。

书里的卢加城（Lucca）地图，黑色划线的是保留完整的城墙和城楼，城墙建于十六至十七世纪。陈教授在这一段提及了梁思成的“北京城墙公园”，我当时站在卢加城墙上不禁浮现了梁思成在北京老城墙改造时描述的景象：“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茶点铺；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现在那个地方高楼林立，寸土寸金，到底是短期获得还是长久失去，我想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

另一个例子是阿庇亚古道（Via Appia Antica），这个古道的保护可谓意大利在文物保护上，官方和民间从博弈到协商再到达成共识的一个优秀案例。

古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阿庇亚古道就是最重要的一条，始建于公元前312年，公元前190年完工，从意大利南部的卡普亚（Capua）直达罗马中心广场，恺撒大帝凯旋归来要走这条路，斯巴达克斯和起义的6000个奴隶在这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是古罗马的一条典礼性大路。

阿庇亚古道

古道在接近中心广场的一段被改造成现代化的马路，但是从罗马城南郊初进城门和城门外的路段，保留了石板路和两千多年金戈铁马留下的车辙，现在这里有一个迤逦十里，宽度两公里，且免费游览的国家公园，见不到现代建筑，没有商业，只是进城门有个一百年的小餐馆，开在14世纪的建的一个驿站里。

1930年起，有许多地产商想开发这处黄金宝地，能够把这片旅游和商业价值极高的地方保存成世界遗产该有的样子，在宁静中思古幽情，是几代人努力的成果。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是一个民间发起的非政府组织Italia Nostra（我们的意大利），成立于1955年，宗旨是保卫历史遗产和自然环境，专职给政府“施压”，保卫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阿庇亚古道公园。他们挫败了大批有势力的地产商，促使国家制定法律，在1967年的罗马城总规划里，将罗马城外的阿庇亚古道建成两千五百公顷的国家公园，所有想用这批地发财投机的想法都被遏止了。

这本书还介绍了不少文物修复的知识。文物修复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保存他们携带的丰富历史信息，这种历史信息不能歪曲。所以意大利在很多修复上，绝不允许造假古董，与其让真古董淹没在赝品里，不如放大新旧之间的比例和构图，拉开时代的距离。

20世纪初的

2019年12月，作者找到类似角度拍摄，和一百年前基本没有变化。

会有牧羊人在这里放羊，有一种穿越回古罗马的感觉。

这个位置大约出古罗马南边城墙 2 公里，相当于罗马的南二环到三环之间。

罗马大角斗场是灰白色石灰石建造，十九世纪的加固结构用红砖，支持面也看得出是新的建筑，新旧历史片段间隔清晰，最大程度复原可验证史料的视觉效果。

我曾经听过一位意大利的文物修复者说：“我们是在历史的薄层上工作。”我对这个描述的理解就是：要保护文物的历史片段，在修复里新的时间片段要和老的时间片段区分开来，而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要思考如何建立这个薄层，如何让新的历史片段保护老的，又不干扰它承载的历史。这个理论听起来很玄乎，这本书也给出了不少例子。

这些修复的案例不一定都适合开篇所说的铁梁桥修复，我并不是一个古建筑修复专家，但我知道一件文物的修缮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多方考核，是专业人员长期甚至几代人努力的工作。

陈志华教授在意大利交流之后，回到清华开了文物建筑保护课程，可惜仅仅一年就因为各种原因停办了，这之后，陈教授一直在为中华乡土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上奔波，主持了十多个古聚落的记录和绘测。他说过一句话：“将来大家会慢慢认识到古建筑的价值，但‘慢慢’两字多可怕，等你认识到的时候，可能已经破坏完了。” 陈教授在书中多次提到他感受到的意大利平民百姓在文物保护上表现出的关注和热情，拆掉旧城建新城对于他们是无法想法的，因为这些古物承载的是他们的情感寄托和历史记忆，是他们的乡愁。我在卢加城墙上想到梁思成的“北京城墙公园“，就感到这种“慢慢的可怕”毁掉的是金山银山也换不来的珍贵。近几年，古迹开发又火了起来，仿古建筑层出不穷，就像林徽因当年预言的那样：“你们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再想盖，也就只能盖假古董了。”

今年陈教授已经91岁了，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读完这本书，不但收获了许多有关意大利建筑的知识，也浅尝到古建筑保护专业里面涉及面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对做陈教授这项工作的人们充满了崇敬之情，谢谢你们的努力，为乡愁找个安家之处。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威尼斯一处府邸里新加的钢结构，很容易拆除，也不会损害古建筑的一丝一毫，完全可逆。“可逆性原则”是古建筑修复的基本原则之一。

梵蒂冈博物馆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扩建的部分是完全新颖的，也达到一种具有当代气息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