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到赤峰——一本有着七十多年坎坷经历的书

在国内外出版的有关红山文化众多的图书当中，有一本书的命运很奇特。

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比较早：1938年用日文版出版的。但是汉文版却在日文版出来后整整七十七年后才看到！这本书应该是研究红山文化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然而大部分学者都不太愿意涉及它。

这就是日文版的《赤峰红山后：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简称《赤峰红山后》）

滨田耕作、水野清一执笔的《赤峰红山后》书影，东亚考古学会刊，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印行。

上世纪50年代赤峰城区。

新华小吃部里来了一个中年人，他点了一份油炸糕要带走。小吃部的服务员顺手从柜台下面一部又厚又大的书中撕下一页，把油炸糕包好了送给了中年人。这位懂日语的中年人，回去边吃边看，豁然发现这部包装纸原来是日文版《赤峰红山后》。在那个年代经济欠发达，大家都忙于生存的年代，对于赤峰市内研究红山文化的人少之又少。中年人的发现不久也就被人淡忘了。

时光来到了1989年的赤峰。

那一年的5月11日，赤峰市与日本稻泽市成了友好城市，时任赤峰市市长的王凤歧与日本稻泽市市长住田隆，在建立友好城市协议书上签字并互换文本。稻泽市政府将日文版《赤峰红山后》作为贵重礼品赠送给了赤峰市政府。

赤峰市与稻泽市缔结友好城市签字仪式

这样稀有的日文版《赤峰红山后》到上个世纪为止，赤峰仅有三个人收藏了此书。他们分别是：刘晓欣、李俊义、崔英杰。

《赤峰红山后》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1935年3月10日到30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了一支重量级专家组成的考察队，来到赤峰城区红山后进行调查挖掘。考古队汇集了日本考古学界的顶尖人物，他们当中有东京大学人类学教授赤崛英三博士、旅顺博物馆主事岛田贞彦、东京大学教授三上次男、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馆长三宅宗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等。甚至岛村孝三郞也参与了。

参加红山后考古发掘的全体人员合影（一九三五年于赤峰）

日本人当年来赤峰考古目的，是从文化根源上印证东北亚在文明起源上就不属于中国，为自己对满蒙的侵略找借口。由于当时有日本驻赤峰领事馆和大和洋行在哈达街刺探的情报作基础，还有日本军部和日本企业的支持，考古队员发掘和发现大量的出土器物和遗址。据日本人自己披露，这次挖掘行为共获得青铜器14件，陶器16件，骨器33件，玉石器380件。实际上日本人估测墓地分布面积至少有6000平，他们挖掘的面积是600多平，是否日本人手里还有大量没有公开的石器、陶器也很难说。因为在清末赤峰本地人在红山附近挖甘草，也挖过古玉，当时还不知道是红山文化遗物，被称为高古玉。

日本人对红山后史前文化遗存挖掘整整进行了21天，挖掘和发现的材料很丰富，有打制磨制的石器细石器，还有较完整可复原的彩陶器夹沙灰陶器，已经成为以后多年认识这类遗存的主要依据。

日本考古队在红山后挖掘的陶器、石器

在赤峰结束考古调查，经过整理研究，三年后即1938年，东亚考古学会主办的《东方考古学丛刊》发表了《赤峰红山后：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向世人宣布了赤峰红山后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遗传的重要信息。从此赤峰红山后与古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联系在一起。《赤峰红山后》遂成为红山文化的源头、北方文化的摇篮。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

对于这样史学界有分量的书籍，上世纪末一直成为赤峰民间收藏的热点。红山文化的学者（特别是赤峰人），也一直心心念念地想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中译本。

2015年经过漫长8年的准备，从策划、选题、搜集资料，在赤峰学院李俊义博士等人的费心努力下，中文版的《赤峰红山后》终于在赤峰问世了。

谈到这本出书的经历，李俊义写道 ：

二〇一五年七月，我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赤峰学院工作。在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会长、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于建设教授的鼎力襄助下，我又与戴顺先生等人商定，决定采取“众筹”的方式，斥资编辑出版《赤峰红山后》中译本，我们的工作随即卓有成效地展开。

中文版的《赤峰红山后》

戴顺先生与我在集中精力校改《赤峰红山后》译稿并详加注释（约十万字）的过程中，发现仍有大量留白和可斟酌之处。于是，我们委托合肥工业大学工学学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候选硕士研究生李彦朴君，填充了上述日文译稿之阙如（约八万字），并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赵令志教授审订；委托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赤峰二中教务处干事刘银成君修补了上述英文、德文译稿之不足（约五万字），并请赤峰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孙志永副教授、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韩丽娟君审订。尔后，由于建设先生、戴顺先生与我统稿（约五十六万字），由张阿泉先生与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原馆长邵国田副研究员、赤峰市原乌丹师范学校高级讲师范郁林先生、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崔岩勤副教授、赤峰市红山文化学者辛学飞先生、内蒙古散文作家王国元先生审订。

赤峰学院李俊义博士

应笔者之请，赤峰市政府原市长、内蒙古文化厅原厅长、著名书画家、诗人高延青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以增光辉。于建设教授与张阿泉先生为本书撰写序文，而壮声闻……

中文版《赤峰红山后》出版发行后，赤峰文化学者见到这本书之后，既对日本人考古的专业、严谨感到惊讶和佩服，也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人自己未能发现这种重大的考古遗存而感到遗憾。特别是日本考古学家对红山后考古挖掘的时间，正是赤峰被日本占领称为“满洲国”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

对于这一点赤峰人张阿泉先生这样写道：

截至目前，国内外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专著已出版甚多，滥于赤峰本土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中国内蒙古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名副其实地成为赤峰地区最具代表性与招牌性的顶级文化类型，可以说“提起红山文化，就是提起赤峰”。然而作为红山文化研究之“开山”，早在1938年即公之于世的日文版《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在漫长的时间里，竟迟迟没有出现中译本，不得不说是奇怪的事。我揣摩，国内专门研究红山文化的某些知名学者不可能越过或绕过这本“打底”的必读书，欲“必读”而又日文，想来知名学者们一定日文水平很高，可直接研读日文原著，而闷声不翻译的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忙于“立一家之言”，无暇做翻译苦差；二是为了信息资源独享，不愿与他人分享；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既不懂日文也坚决不参考日文版《赤峰红山后》。

赤峰红山遗迹鸟瞰图

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编辑出版的日文版《赤峰红山后》虽被中国学术界冷落多年，但其独有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以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这两位日本考古学家为首的日本考古团队在 1935年对“濒临损毁”的红山后古遗址进行的这次“抢救性”发掘，采用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体质人类学”一路治学方法，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的考古资料。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化”这一概念，而实质上红山文化研究从1935年就“深度”开始了，日文版《赤峰红山后》向外界公布了红山文化（即该书副题所示“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的存在。记得民间有一句戏说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这里也可再克隆一句“红山在中国，红山文化研究却在日本”。这当然也是戏说，不值得争辩，但道理还是有的，至少说明日本学者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起步比中国学者早。一门学问往往博大精深，不可能轻易被某一次发掘活动、某一本考古报告所穷尽，但“抢占先机”从来在“以发现为第一要务”的考古行当中极具竞争力。一直关注红山文化的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永、裴文中等“考古大咖”，后来翻阅这本日文版《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时，不可能不怀有尴尬、遗憾的心情。

梁思永先生

其实迷人的学问都是世界性的“公器”，譬如蒙古学、匈奴学，国际上有几十个、上百个国家的学者都沉醉其中，乐研不疲，这也是衡量一门学问是“真显学”还是“伪显学”的重要标准。学术无国界，考古无国界，它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为全球人服务，实不必在意好东西、好货色究竟是出自哪国学人之手（钱钟书先生有“你如果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一句幽默，这里也可“篡改”成“你如果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计较那只下蛋母鸡的国籍”）。放下其他因素和背景不谈，仅从学术角度讲，面对日本学者在1938年就奉献出来的这本高规格红山文化考古报告，我们的中国同行心里应怀一份“见贤用齐”的敬重。

以苏秉琦，郭大顺等学者为杰出代表的红山文化研究，目前不单是赤峰显学，更是国际显学，越是显学其基础工作越要做扎实，及时译介国外有关红山文化的经典学术著作便是基础工作之一，这方面我们做的还很不够。日文版《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在问世七十七年之后，今天终于有了优质中文本，从此红山文化研究的“中文学术著作拼图”会更完整一些，这是嘉惠学林的一件盛事，而这件盛事的发起就源自赤峰学院的李俊义博士。

梁思永先生绘制的英金河对岸北沙坨子地形地貌图

在日本考古队挖掘之前，我国老一辈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于1930年，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探索中华民族起源的强烈愿望，克服战乱、鼠疫、交通不便等种种困难，毅然赴黑龙江转道通辽入热河境内。经过开鲁、天山、林西、经棚到达赤峰。梁思永先生在赤峰英金河北岸和英金河南包括红山嘴（红山前）在内的沙窝中进行考察，并采集到了细泥红陶片、夹砂灰陶片、新石器、打制石器、骨器及青铜器等遗物。1934年8月，梁思永先生完成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的调查报告。梁思永先生已注意到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区的重要性。可惜的是由于战火原因，梁思永先生中断了考察。

梁思永先生是第一位来赤峰红山实地研究考察的中国学者。

本文根据《赤峰红山后》《红山文化》等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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