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中出土11件同类文物,它是最特别的,被誉为国之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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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西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它存在的时间并不算短,而且在宋、辽、金时期还扮演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蒙古崛起后,对西夏文明进行了疯狂的灭绝政策,以至于它长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湮灭在历史长河里。
比如西夏的王陵,就被蒙古人破坏,地表建筑十不存一。直到明帝国统一之后,才被发现,但明清时期一直无人问津,无人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才开展了比较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六号陵显陵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打开地宫进行发掘的遗址。
遗憾的是,这座帝陵曾经被盗贼多次光顾,里面的陪葬品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连那位西夏皇帝的尸骨都无存。但是,即便如此,里面残留的文物,依然是十分重要。比如汉文和西夏文残碑、石雕人像碑座、琉璃鸱吻,都被列为了国家馆藏级二级文物。而且,还有一件石雕人像碑座,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其实,刚刚被发现时,这件文物并不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在西夏王陵中,同类文物已经出土了10件之多。它是一座石雕碑座,上面的石碑已经当然无存,只留下残座。碑座近似正方体,长为65厘米,宽为67.7厘米,高为57厘米。可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残件,却有几处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是图案十分生动,它是圆雕的男性力士图案。力士的面部滚圆,浓眉大眼,仿佛在用力将石碑高高举起。它的颧骨高高凸起,鼻梁宽大,这与壁画中西夏人的形象十分吻合。为了表达负重的艰难和力士的勇猛,人像中还露出了两颗獠牙,夸张地显示力士的威武。
另外,雕刻师将力士形象勾勒之时,除了胸前的肚兜外,将其设计得几乎全裸。这不仅是大胆地赞颂人体健硕,也是当时西夏民风的表现方式。
我们知道,在中原文化中,石碑之下也会有底座,也会有雕刻物。那一般都是古代神兽霸下,又称赑屃、龟趺、填下、龙龟,相传为龙所生的第六子。这块基座,表现出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互相影响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
在西夏王陵区发现的10多件石碑基座中,有不少是这种力士图案的,甚至就在六号陵同坑出土的,还有一个女性力士图案的基座。但是,这个基座之所以被称为国宝文物,是因为它还有另一个特征。
在这件石碑的顶部左上角,有3行共计15个阴刻的西夏文字。经过文字专家的破译,第一行是“小虫旷负”四个字。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柳宗元的一篇散文,说的是小虫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扛”。在此处,应该是赞颂底座的力士天生神力,力能扛鼎。
第二行是“志文支座”,“志文”应该指的就是墓志铭,也就是上面的石碑,“支座”是底座的意思,说的就是这件石碑基座的功能和用途。
第三行的七个字,相对复杂一些,叫做“瞻行通雕写流行”。“瞻行”是按照标准的式样的意思,“通雕”指的是雕刻手法,“流行”中的“流”,应该是“留”的通假字,意思是留下来。整句话表达的就是按照标准的样式,以透雕的方式,将其制作并保留了下来。
不光如此,在“志文支座”的后面,还有一行阴刻的汉字“砌垒匠高世昌”。也就是说一个叫做高世昌的工匠,而且很可能是汉人工匠,制作了这件作品。可见,当时西夏国,也流行着“物勒工名”的制度。
就是因为这15个西夏文字和6个汉字,让此文物的重要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它本来和另外10来件同类基座一样,被称为“人像碑座”,在1996年,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的认定,将其改名为“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千年以来,它忠贞于自己的使命,风雨不改信念,就如余秋雨先生参观时的感慨:
西夏人像碑座是大力士形象碑座,是一种力量的象征。虽然碑没有了但它依然在挺立着,承担着失去责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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