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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学人生”:命运多舛,文采风流,内道外儒,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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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理政才能,不亚于他的文学才华,可惜他仕途不顺,经常被贬,难有施展的机会。作为多情才子,他的爱情同样不顺,一生钟爱的三个女人皆英年早逝。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官越贬,文越佳,命越多舛,文越精彩:诗堪比李杜,词开一派之风,文自成一家。

01 苏轼的诗:“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

苏轼很注重作品的社会功用,曾在《凫绎先生文集叙》中说:“言必中当世之过。”因而他的某些诗作,的确深具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譬如对对宋虎视眈眈的辽和西夏,他主张应英勇抗击而不是妥协退让,他在《和子由苦寒见寄》中写道:“庙谋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哪怕在被贬谪期间,他仍心忧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他在《谢陈季常惠一指巾》中说:“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

苏轼也有诸多如杜甫般表现民间疾苦的诗,如早年写的《许州西湖》,表现了百姓连年歉收仍被征做劳疫开浚西湖之苦;任杭州通判时作《都厅题壁》,表达了对因违反王安石新法而入狱之人的同情,他说:“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他认为这些人其实和自已差不多,都不过是为谋食而已。他在晚年被贬岭南期间,更是写下了纵叹古今、对民间疾苦寄予深切同情的著名的《荔支叹》。诗中揭露了当权者不顾人民死活“争新买宠”的丑态,甚至敢于讥讽在位的宋哲宗,比如他开篇写道:“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苏轼性情洒脱,豪迈奔放,诗风其实与李白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更相近。譬如他入仕前作的《咏怪石》就已尽显幻想奇特、纵横驰骋之本色;仕途受挫后作的《游金山寺》,也是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可见他并不因挫折而消沉,反越挫越勇,诗情勃发。如他在诗中写道:“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不过,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黄州后,他的诗风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诗作质朴平淡、清新自然,风格与陶潜诗相似。这固然因他备受磨砺、锋芒渐敛所致,但可能更与他的创作理念有关。他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丽,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因而他的诗歌,以被贬黄州为界,经历了一个由“峥嵘”到“平淡”的发展过程。譬如1092年他任扬州知州时,曾和陶《饮酒》诗20首;远谪惠州、儋州期间,更是几乎遍和陶诗。苏轼对自己的和陶诗甚是满意,他在《子膽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说:“吾前后和其诗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当然,苏轼因频频被贬,越贬越远,也并非毫无怨气,故他偶尔也会写诗抒发心中的郁闷,比如这首《洗儿诗》:“人家养子爱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

苏轼一生,因不肯“俯身从众,卑论趋时”,屡遭贬谪,写了大量抒发个人情绪的诗篇。他写诗,自由洒脱,不拘一格,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体、今体皆备,尤以七言古体见长。现存诗作2700余首。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这样评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

02 苏轼的词:开创豪放派,让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1071年,苏轼因得罪王安石被调任杭州通判。1072年,他写了一首《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一般认为,他就是从此时开始写词。任职期间,他还写了《蝶恋花・京口得乡书》、《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南乡子・送述古》等词。因他性格豪迈,胸怀广阔,一步入词坛,便突破了“词专写儿女私情”的藩篱,初显苏词的豪放本色。

词自中唐初兴,至晚唐、五代,内容渐窄,格调渐低;宋初,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等人拓展了词的题材,词风亦有所改变,渐形成“以婉约为宗”的宋词特色。苏轼在前人的基础上,首开豪放之词风,让人耳目一新。

1074年,他任密州知州。自此他更是自觉地创立豪放词;且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作为音乐附属品的传统,让词如诗一样成为一种可独立抒情言志的文体。

1075年,他因怀念亡妻王弗,再加上仕途失意的感伤,他写了一首以哀婉凄凉为基调的抒情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他在词中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同年,他写的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豪迈粗犷,是苏轼豪放词形成的标志。他之所以写这首词,是因其时北宋国势积弱不振,常受辽与西夏侵扰,他借词抒情言志,表达了想为国效命的爱国情怀。

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这期间,他尽管政治失意,境况艰难,却迎来了一生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其中完成了一系列词作名篇,尤其是1082年他游黄风城外赤壁时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成了他豪放词的巅峰之作,千古传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的豪放词,除了粗犷豪迈,有的也显得沉郁苍凉,比如他在贬黄州期间写的《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和1089年任杭州知州时写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就是这种格调的代表。这种沉郁苍凉的格调,后来被南宋豪放词派的代表辛弃疾继承和发展。

苏轼词现存340余首,绝大多数仍是婉约词,豪放词居少数。有人这样形容: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是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而苏轼的豪放词,却是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03 苏轼的文:有“孟轲之风”,成“一家之言”

1057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写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主考官欧阳修看后赞赏不已,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另一主考官梅尧臣也称此文有“孟轲之风”。苏轼写此文时刚二十岁,初出茅庐,便已出手不凡,名动京师。

苏轼作文讲究“文贵自然”,坚持“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文风,强调“成一家之言”。他在散文方面也是开派人物。比如“文赋”,杜牧开文赋之先河,他却是文赋的完成者,使“文赋”成为一种更自由、更有生命的抒情赋。他在被贬黄州后写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就是其代表作。“记”,以前多以记叙为主,而苏轼写的“记”却以议论为主,有的甚至几乎通篇议论,极符合宋人好发议论的特点;他在元丰元年写的《思堂记》和被贬官黄州后写的《石钟山记》便是这种“记”的典型之作。

苏轼的散文创作也是成果斐然,现存散文4000余篇,大部分是在贬官期间完成,无论数量、质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都是首屈一指。他在贬官期间撰写的《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最让他看重,甚至自认为这三本书超过了他的其它成就。因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

苏轼之诗、词、文,既有杜甫之沉郁,又有李白之飘逸;既有儒家之坚毅刚正,又有道家之自然洒脱,佛家之出世达观,可谓“内道外儒”,独领风骚。

纵观苏轼一生,如果说他的“贬官人生”是失意和暗淡,那么他的“文学人生”则是得意和灿烂。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感叹“文章憎命达”,说的大概就是如苏轼这般命运多舛的天才文人。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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