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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读《论语》

Image 2020-06-13

作者:王宁

孔子和记录他言论的《论语》,在中国,稍有文化的人都不会没有读过;但通读全书的现代人却不会很多。《论语》因为不是孔子的亲笔,所以古代被定为“经”的时间较晚,但从西汉起,就已经有了专门研究它的“博士”,解读《论语》的书不在少数。《论语》言简意赅,句短情长,十分符合中国国情,在民众中口头流传也很广泛。在古代典籍里,论普及度之高、影响力之大,《论语》当居榜首。

《论语讲析》周志文 著 北京出版社

孔子值不值得崇敬?《论语》应不应当阅读?这是无需讨论的问题。但是怎么读《论语》这本书,也不是都能得其要领。

周志文的《论语讲析》采用按原书通读的办法加以注释、翻译和讲析。他古文根底深厚,又是文学家,在他解读的《论语》里,我们读到的不是那些供人们引用来说教的格言警语,而是一个老师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不同的学生所说的话。

在《讲析》中,有老师,有学生,还有作者自己,不是用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进行说教,也不是对一个空灵的神人顶礼膜拜,是理解,是抒发,构思可谓别开生面。

《讲析》一开篇就布下了教育的情景,把《学而》的三句话解释成三种境界——“学而时习”指的是初学,时习而所得益多,所知益广,自然内心欢喜。

“有朋自远方来”,指学问达到一定程度,有友人自远方来同游共学,可收砥砺、切磋之效,求学迈入更高境界,更为可乐。

“人不知而不愠”,涉及学成以后的入世态度,指的是一种学问与生命的境界。这已经摆开了一个教育的大主题。

作者接着又用钱穆的话说:“学而时习”乃孔子十五志于学时之自况,“有朋自远方来”,是孔子三十而立后始以当之。而“人不知而不愠”则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后达于最高境界。这个说法更加把教育和人生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升华了学习的意义,勾勒出一个师生互动的真实情境。

在这个情境下,孔子是老师——一个有着教育情怀又境界极高的老师,既不是在香烟缭绕之中被奉为神明的“教主”,也不是虽不着官服却被推上权势宝座的“素王”。

作者把孔子看成一位曾经活在历史上的“人”,所以非常注意他的阅历和心理的时间跨度。“子入大庙,每事问”,历来把孔子神圣化的解读者都在这里缠绕不休。他们既要把夫子说成无所不知,又要解释既知又何必发问,不免矛盾重重。但作者一句话就解决了其间的矛盾,他说:这“显然是孔子较年轻时的经历”,接着,他用青年孔子的怀疑精神和求知欲来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对所有的事都觉好奇的态度,在他看来,凡事都有疑问,一切既有的答案都不见得正确,必须要亲自尝试,才知道结果。”

他还合理地想象说:“这章里的孔子,充满了初起生命的活力,不怕错,也不怕难,更不怕别人用有色眼光看他……对不知的或知之不透的知识,想问也敢问。”一个生活化的孔子,一个有志、有为的青年,很有说服力地跃然纸上。但是说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作者认定“这是孔子在晚年自叙他一生的重要过程”,他从孔子一生的际遇深刻地阐释了孔子的“天命”观: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知道“天命”的世界并非操之于我,是无法掌控的,知道了这一点,也算是知道了一部分生命的真实。

然而面对这无法完全明白又无法掌控的世界,西方世界求之于宗教信仰;而孔子不说“信天命”,而说“知天命”。“知”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知道有天命这回事,人无力掌控它,但天既生我,也让我与闻天底下最奥秘的真理,可知我之存在是有意义的。另一层是,除了天命之限以外,这世界还留下了不少可供我奋斗的余地,人生有限,这是天命,但有限的生命不妨碍我让它变得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往往是操持在自己手上的。这两层解读,从孔子一生的阅历、追求与奋进来看,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但我们已经读出,这也是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孔子对已经消失的文化历史的珍惜和怀念。对这一点,持有泛政治化观点的评论者,都会指责孔子“保守”“复旧”。但作者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八佾》篇曾谈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告朔之礼”是一种每月初一国君于祖庙宣告政事的礼仪,自鲁文公开始,这种仪式已经不再延续,但有司还照样提供祭祀的羊,子贡因此想取消这种供应,孔子则认为保留供应,还会有恢复这种礼的可能。这是一种“复旧”的心理吗?作者不这样看,他说:“对已消失或将消失的文明,明知恢复无大望,孔子总抱着无限珍惜怀念之思,这叫做有情。”

有时候,怀旧如同乡愁,是人的心理最柔软的地方。作者是从“人情”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孔子多次感慨由于文献不足,前代的文化历史难以验证和还原。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但是,“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这里有他作为历史学家深深的遗憾。

《讲析》抱着无限的同情说:“此章有另一含意,即是对历史间隔、文化断层所发出的叹息。尤其孔子是殷人之后,面对时代的动乱、文化的沉沦、归属的无依,‘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他的感受比一般人更重”。作者提醒读者“读此须想到孔子对历史文化的沉痛感”。

作为一个极有历史担当的“人”,《论语》也表现了孔子消沉与无奈的一面。“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讲析》丝毫没有回避孔子内心的忧伤和消沉。作者通观《论语》,他看到,书中到处弥漫着圣人刚健自强、勇于担当、“仁以为己任”的激进态度,但他又说:“孔子所处的,确实是一个礼坏乐崩、阢陧难安的时代,孔子是有血性的人,偶尔反应出消极或沮丧的心情,其实也是人情之常,却究竟不是常态。”孔子是一个看到和悟到中华文化高峰的圣人,圣人超乎常人,但也是“人”!

《讲析》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通读《论语》的示范。不是碎片式的零星拆解,不是将孔子神化后的无谓之谈,更不是用泛政治化来窄化孔子的人格。这些个人的抒发和感想,充分说明作者对《论语》的解读不是纯客观而置身事外的。他面对这个人格伟大的智者,听其言,观其心,追溯既往,体会今天。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之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来源:齐鲁晚报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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