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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书做学问,还有意义吗?

2020-06-17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提问:“穷人家的孩子想读博,怎么对抗愧疚感?”

的确,在现代世界,纯粹的学术并不能带来相较富足的生活,也很难再带来显赫的名望。

从去年的翟某“不知知网”却获得博士学位,到今年仝某爆出“改身份”参加高考,再到前几日博导之女“改成绩保研”,教育公平失衡,学术之路也扭曲成了权力与地位角逐的工具。

那么,今天学术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学术作为志业》的著名讲演。

这场演讲以及不久之后的《政治作为志业》演讲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

那时候德国刚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昨日世界已然崩塌,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尚未建立,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当时的德国年轻人一方面在政治上相当激进,带着一种左倾的浪漫主义。

与此同时,他们之中也弥漫着一股迷惘的集体情绪。

他们期盼着有人能告诉他们:今天的德国该怎么样往下走?年轻人应该找到什么样的人生使命?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这是当时年轻人的普遍困惑。经历了一战,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文明、对进步、对理性都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渴求着意义与先知。

面对此,韦伯登场了。他并没有给年轻人灌以“鸡汤式”鼓励,也没有去满足听众的期待,发表对时局的洞察。他反而以一种极为冷峻克制的态度,去回应台下炽热的目光。

他直白地说,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工作投入很大但回报很少,作为谋生手段性价比实在太低。

但是,韦伯转而说道,学术是值得作为精神上的志业。作为“志业”,即相当于将个体的生命意义寄托于它之上。

可以说,韦伯以极为审慎的态度回答了关于学术的意义,这种审慎与冷峻其实正是基于他对当时社会局势的一种悲观判断。

他企盼引导人们走向清醒,认清现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处境;而与此同时,学会在良好的现实感中寻求有限的希望。

作为人群焦点的韦伯

《学术作为志业》及《政治作为志业》这两篇演说,发表在韦伯生命最后的两三年内。1920年6月14日,韦伯因感染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引发肺炎去世,年仅56岁。今年,正是韦伯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年。

今天重读韦伯,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你可能会发现,百年之后,我们所经历与面对的困扰和迷惘,都未曾远离韦伯思想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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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思潮和观点,彼此之间纷争不休,走向对立分化,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

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

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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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

文 | 刘擎

(节选自理想国出版《学术与政治》)

1917年11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艺术厅(Kunstsaal Steinicke)举办过一次演讲,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听众席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还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因为主讲人是当时德国负有盛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

一年多之后,韦伯在同一个地方又做了一场演讲,题为“政治作为志业”。这两篇演讲后来结集出版,被称为韦伯的“志业演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文献,获得了经典地位。

1.

祛魅的“梦醒时分”,

也让人在精神上“格外荒凉”

韦伯的学术贡献丰富而卓越,其中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洞察尤为重要。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著名段落:“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 ffentlichkeit)隐没。”

在这里,“世界被祛除了迷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极为凝练地表达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判断,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

但“世界的除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用简单的比喻可以这样说:现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解除了古代迷梦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

在现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其中有神存在,有精灵和鬼怪出没,灵性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有灵性,甚至万物有灵。这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所谓“超验”的存在,是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事物,却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古代世界笼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参透,也因此让人敬仰和畏惧。恰恰是这种神秘精神,将人类与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

古代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根本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托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基。

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

科学是理知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反对迷信。

在这种理性化和理知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各种“神神道道”的话语。世界被理知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

比如,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日食或月食曾被视为神秘的天象,而当现代天文学揭穿其中奥秘,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变得清澈而简单,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处。

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人们相信,即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在原则上终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奥秘迟早会被破解。

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

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除魅”。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的除魅”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

韦伯并没有说这一转变是值得庆幸的,也无意去赞颂除魅之后的世界。实际上,韦伯对此怀有复杂暧昧的态度。

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终极价值不再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会让人茫然若失。

因此,“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然而,世界的除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

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

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都变成了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

2.

等不过去的黑夜,

去与狂热和绝望两面作战

古今中外许多为人传诵的演讲辞大多具有激荡人心的力量。而韦伯的这两篇演讲则相当不同,没有去激发共鸣、感染听众,反倒是刻意回避听众的期待,抑制他们的激情。

因此,这两篇演讲都有一种格外冷峻的风格。领悟这种冷峻的基调,是解读韦伯思想气质的入门钥匙。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两篇演讲的开场与结尾都是精心布局的,它们的开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学术作为志业》的开篇,韦伯说他习惯用一种“学究气”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对于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学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没有直接告诉听众所期待的答案,而是要用一种迂回的、有点学究气的方式,慢慢进入主题。

类似的,在《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中,他开场的第一句就说,“在好几个方面必定会使各位失望”。这里“失望”这个词对应的德文单词“enttauschen”意思有点复杂,同时有“失望”“幻灭”和“挫折”的意思。

韦伯知道,听众非常期待他能对当时紧迫的政治现实发表明确的见解,但他从一开始就坦言,他不准备去满足这种的期待,相反,他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挫折和失望。

那么,韦伯为什么拒绝迎合听众的期待?为什么要故意采用带有“间离效应”的修辞策略?在我看来,这是源自他对当时历史背景和德国局势的洞察和忧虑。

韦伯所处的时代,见证了德国的巨大变迁。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在1913年超过了英国,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次年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思想文化方面,当时的德国出现了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流派,有左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右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还有文化悲观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等。

各种思潮和观点,彼此之间纷争不休,走向对立分化,德国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

在战争的阴影下,在思想界充满争议的氛围中,年轻人普遍感到迷茫,迫切希望有一位伟大的导师,能以先知般的确信为他们指明方向,对纷乱的问题给予明确的答案。

韦伯是德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且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讲者,他完全有能力满足年轻人的心愿,做一番才华横溢、俘获人心的演讲。但他刻意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辞,有意识地选择了格外冷峻的方式。

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精神氛围的危险。

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

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要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

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

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倒。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

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罕见的审慎与均衡感才可能达成。志业演讲的冷峻基调正是来自韦伯的审慎。

一方面拒绝虚妄的信心,因为他明白,在除魅之后的现代世界,以往单纯的信仰和价值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坚固性,而在德国陷入战争的危机时刻,所有紧迫的现实问题也都不会有简单明了的现成答案。

在这样的处境中,无论是从事学术还是政治,前人信奉的那种明确而伟大的意义不再可信,而且在实践中会面临艰巨的挑战和考验。在此,谁要是宣称自己能够提供确定无疑的信念,给出可靠无误的答案,那就是在蛊惑人心,就是假先知。

另一方面,韦伯同时又要抵制极端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他需要在复杂而不确定的时代中,细心分辨什么是“可知的”与“不可知的”、什么是“可为的”与“不可为的”,以及两者之间的界限,从而论证,我们在放弃虚妄的信念之后,并非无路可走,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因此,韦伯同时要与狂热和绝望两面作战,他试图在各种蛊惑人心的喧哗之中发出冷峻的告诫,引导人们走向清醒,认清现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处境,从而在良好的现实感中寻求有限的希望,在审慎的判断中付诸积极进取的努力。

马克思·韦伯(1864.4.21-1920.6.14)

明白了韦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信奉的“智性的诚实”,就能够理解他冷峻的基调,并发觉其中也蕴含着审慎进取的品格。这突出地体现在演讲的结尾之处。

在《学术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圣经·旧约》的一段经文,那是《以赛亚书》中与守夜人的问答:“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

守望的人回答说:“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他由此告诫听众,如果你想要期待新的先知,期待新的救世主,那还为时过早,黑夜还没有过去!这是击碎虚妄的梦想,唤醒你面对现实。

但韦伯同时也劝导年轻人,黑夜是等不过去的,在黑夜里我们仍然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是激发和鼓励一种踏实而审慎的积极态度。

而在《政治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段十四行诗,那是赞美萌生在春天的爱情成熟于夏日的诗篇。然后他说,政治的情况若能如此就太美好了,但坦言“事情不会如此”。

德国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却仍然没有出现。韦伯预言十年之后再来回望,情况可能会更糟,那时很可能“反动的时代早已开始”,今天的大部分希望都会落空。

的确,历史应验了韦伯的忧虑,此后的十年,正是纳粹势力从发端走向兴盛夺权的反动岁月。

他说等待我们的不会是“夏天锦簇的花丛”,而是“冰暗苛酷的寒冻冬夜”,这是相当暗淡的前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阐明了“政治成熟”的标准,并坚信唯有达到这种标准的政治家才值得最高的敬意。

两篇志业演讲分别以“夜晚之黑暗”与“冬日之寒冷”的比喻收尾,韦伯以智性的诚实坦言,无论投身学术还是从事政治,你都将陷入艰难的局势,会经历严峻的考验。

韦伯没有掩饰自己悲观的判断,但在他冷峻的告诫之中,饱含对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志业的深切敬意,也因此蕴含着诚恳的激励,期望年轻人在认清艰巨的挑战之后不陷入绝望,仍然能以热情的心灵与清醒的头脑去直面挑战,怀着踏实的英雄主义,致力于这两项值得献身的事业。

3.

现代学术恰是通向“意义破碎化”的道路,

是通向“怀疑”的道路

《学术作为志业》的主题似乎很明确,针对在场的青年学生来讲解如何从事学术工作的问题。但我们后来会发现,韦伯实际上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从“如何做学术”转向了“为何要做学术”的发问,最后切入根本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中学术本身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演讲一开始像是“就业指南”,似乎有点琐碎,相当“学究气”地探讨学术工作的外部条件,告诫年轻人,现在从事学术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学术工作依赖于制度环境,而现在大学的体制条件不容乐观。

德国本来有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理念和传统,但现在的德国大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非常专业化,学科分工明确,像是工厂里的劳工。

而且学术象牙塔的等级严密,年轻人向上晋升的过程艰辛而漫长,常常听凭运气的摆布。

讲述学术外部条件的严峻现状,是要对渴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学术工作投入很大而回报很少,作为谋生手段“性价比”很低,像是“一场疯狂的冒险”。

韦伯告诫年轻人,不要对运气心存幻想,如果选择了学术这不归路,那就不要郁闷,不要怨天尤人。

既然外在条件如此严峻苛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身于学术生涯?这必定需要来自内心的支持

因此,韦伯把话题转向了“把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就是对学术的热爱与激情,这种“局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标志着真正学者的人格气质。

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项表演事业”,不是对学者自身的沉湎自恋,而是朝向学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奉献。

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德语的Beruf)这个词的意思。“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含着“召唤”(calling)的涵义。

志业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有点接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如果将学术当作志业,那么问题好像就解决了。献身于学术似乎就有了明确的理由:就是对学术本身不计功利得失的激情,来自“为学术而学术的”的信仰。

但恰恰在这里,更重大的问题出现了:凭什么学术能够作为“志业”?学术本身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以至于能让人对它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

由此,这场演讲就从一个“就业指南”转向真正核心的问题: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

韦伯接下来的长篇论述,既出人意料,又摄人心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是否定性的论述,论证学术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些价值和意义。在揭示了种种错觉和误会之后,韦伯转向了肯定性的论述,试图最终阐明,学术还可能有什么意义、为何还能作为“志业”值得我们奉献。

韦伯的否定性论述可以称作“学术之不可为”。他出乎听众的预料,没有去为学术的神圣价值做辩护,相反,他试图揭示,通常人们对于学术抱有的那些信心和信念是未经充分反省的,传统所确认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世界中可能根本不可靠。

他首先将学术界定为“理性化和理知化”的工作,然后逐一反驳人们对学术价值的流行理解和传统认知。比如,学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吗?韦伯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认为,理知化进程中,人割裂了与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性地、充分地来把握世界和自我。

再比如,学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完满的人生吗?韦伯认为不能,相反,由于学术发展,我们的人生反而难以完满了。

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对世界是相对熟悉的,过完了一生会有一种“享尽天年”的感觉。而现代知识的不断更新,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感受,一切都是速朽的,于是我们过了一生,也只能理解人类文明进程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

死亡不再是“圆满”而是中断,生命的意义未曾充分实现,因此有一种残缺的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从讨论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开始,韦伯打破了人们长期信奉的关于学术的传统神话。

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讲述的洞穴寓言中,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阳,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个寓言是西方思想“启蒙”的原型,而理知化的进程就是从洞穴向上攀登、迎接光明的历程。

因此,以理知化为特征的科学或者学术一直被认为具有“道路”的意义,由此通向真理、善和美、“通向真实的存在”、“通向艺术真实”、“通向自然”、“通向上帝”或者“通向真正的幸福”。

而韦伯以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分析,阐明了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向“意义破碎化”的道路,是通向“怀疑”的道路。

因为理知化发展的结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学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的指南。

因此,所有以往对于“道路”的理想都不过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信心。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当时台下的一名听众,会不会有一种幻灭之感?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

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帮助人们“计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

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

最后他阐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

但“清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知化已经让世界袪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的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

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自我的清明”。

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在“内心上一致”,形成完整的人格。

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

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除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4.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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