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的盛唐壁画

唐朝28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受人称道的一段历史，盛唐又是李唐王朝在文化上最有成就的时代。无论诗歌、文学、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都出现一派超越前代的表现，杰出的诗人、作家、塑工、乐师、画家、舞蹈家，男男女女，大家巨匠灿若星群，名标史册，被后人视为典范。

可见，盛唐是一个充满艺术热情的时代。群众在寺院里不完全是为了信仰，也是为了对绘塑艺术的审美。然而，经过一千二百多个岁月不断的兵燹干戈和江山易代，许多宏伟的寺院、著名画家的绘塑，早已荡然无存。虽有个别被视为凤毛麟角的传世石刻、摹本，大都是充满疑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

莫高窟第217窟北壁贵妃的高髻 盛唐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化城喻品 盛唐

惟独远在西北、处于荒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却能较为完整地保存了81个盛唐石窟。若以每窟东、西、南、北、顶五个壁画计算，大约保留了盛唐丹青近四百壁，约占莫高窟壁画总数的六分之一。暂且不谈它灿烂多彩的内容，仅观数量，如此庞大丰富的煌煌巨制，也会令人产生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惊讶。

这些珍贵的壁画艺术，虽经历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年风沙的磨蚀、阳光的曝晒、战火的摧残，至今尚金碧耀眼、粉墨逼人，一派盛唐气象，动人心弦。它解决了我们仅以文字记载来了解艺术的悬念，满足了我们仅能从想象中去推测那些充满竞争的时代气氛。更重要的是这四百壁壁画激情地、艺术形象地反映了8世纪时这条漫长而又动荡的丝绸古道上，人类历史艰辛的足迹和心灵颤动的余波。

莫高窟第148窟涅槃像

按照敦煌地方的历史制定莫高窟的艺术分期，现在已经约定俗成，把唐代分为初、盛、中 （吐蕃时代）、晚四期。四期中盛唐历史最长，建窟最多。盛唐是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因此佛教与佛教艺术非但与此相关，而且关系十分密切。寺院与石窟的兴建从未停止，而且是日兴月替，绘塑超前，风格变易，不断翻新。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到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七十余年间仅现存有年代可考的就有：

神龙元年—三年（公元705—707年）敦煌州城内建龙兴大寺。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沙州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25米。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莫高窟第41号窟建成。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莫高窟第180号窟建成。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莫高窟第185号窟建成。

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莫高窟第148号窟（涅槃洞）建成。

莫高窟第444窟窟檐外景

此时莫高窟崖壁中层已布满了北朝、周、隋、初唐各代所凿石窟。到8世纪初，岩面隙壁已经不多，除相继锲入一些中、小型洞外，开始向上下发展。今天上层的第444、445、446一组精美石窟和下层的第44、45、46、79、23、31窟一连串毗邻的优秀洞窟，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北大像以南除少数隋、初唐石窟外，大量崖壁被8世纪中、后期所利用。其中一些洞窟是著名的代表洞。著名的南大像（公元721年）以南，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开凿的第148窟涅槃洞已成为盛唐艺术的压卷名作。盛唐76年中虽仅存81个洞窟，按后代重修诸窟推测，实不止此数。这一时期除一些特殊窟型外，大多为覆斗顶、西壁开龛的方形殿堂窟。偶尔也有三面开龛、中心方坛、中心塔柱龛而后置涅槃龛的特殊题材。不过，一些洞窟出现零星佛龛、单铺变相、个别造像，比比皆是，反映了这一时期信仰者们的戎马倥偬、羽书火急和下层士卒在生活中充满恐惧，充满徨惑的信仰心情。

若说思辩性佛学义理是高级学问僧的研究对象，形象思维的佛教艺术的对象却正是广大人民群众，不管当时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和思想的深浅，寺院、石窟里的佛教艺术对他们都有吸引力。优秀的壁画、塑像往往使群众留连忘返，踊跃布施。顾恺之在江南瓦棺寺画维摩诘，吴道子在景公寺画《地狱变》等故事，使群众动容的并非全因宗教的威力与信仰，而是壁画艺术的感染力撞击观众心灵的结果。

莫高窟第217窟法华经变之山水人物 盛唐（史苇湘临摹）

盛唐早期艺术袭承初唐开始萌变，以整壁青绿山水作为经变背景，比初唐有了显著的进步。从第321窟（初唐）的《宝雨经变》到第323窟（盛唐早期）的《佛教史迹画》，再到第217窟（盛唐早期）《法华经变》的渐变迹象，清晰可辨，能够看出，在追求人物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无论比例、透视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壁画在表现山峦、河流、树木、花卉和城阙、寺塔、殿堂、屋宇及人物的活动，逐步形成境界，呈现出比7世纪更为成熟的审美观，较明显地脱离了“人大于山” 的古老传统，形成了一派新风。

人物造型继承了初唐的头颅方圆、容颜开朗、大眼厚唇、四肢丰圆的雄健风格。建筑成群，力求统一透视，描绘准确、细腻，榱桷、斗拱、枋柱、栏 楯 、窗棂、卷帘十分写实。装饰、服饰、器物比初唐更加重视精描细染。叠晕层次增多，色彩浓厚，对比鲜明。

莫高窟第103窟维摩诘图 盛唐

唐人在屏风上贴书法、诗篇是生活装饰之一。佛教艺术不仅刻画出一位典型的精通佛法的唐朝士大夫形象，而且如实地描绘了他生活的环境。第103窟维摩诘像和屏风上的草书也同样是反映当时上层社会的爱好和文化风尚。

强大繁盛的唐朝在天宝初载，已露衰相。这时候，石窟结构，更加趋于佛堂化。如第66、79、74等窟西龛出现了帐形龛的新格局。佛、菩萨座后，衬以屏风画，画出了屏风的缥缃装裱和折叠的绞链。明洁的屏面上画出云天、鸟树，把作用于生活的艺术应用于佛窟。79窟的彩塑佛陀、弟子、菩萨，济济一堂，共住在盝顶帐形龛内，被围绕在画屏之中，安置于佛（胡）床之上。这种生活化、世俗化的表现，不过是希望佛陀、菩萨和苦难的人间更近一些，希望能生活在他们之中。

敦煌盛唐壁画是唐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多角度来考察它的意义，就会发现，它除了宗教属性，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属性和社会属性。特别是它的艺术，为一千二百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保存了如此丰富的，用绚丽的色彩、流畅的笔墨绘成的历史画廊，记录了以敦煌为中心的在大西北活动的人物的信仰与感情，刻画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幻想与生活。从文化分类的角度来看，它是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史的总体高度来看，它又是历史的形象。它是用造型手段，描写了历史，反映了历史，和大量的同一时期的文、史、诗、赋、俗文、歌辞一样同属重要的文化成果。正因为有了全国各地同一时期的佛教艺术与敦煌壁画，使我们的盛唐文化遗产不但有丰富的典籍，精深的哲理，铿锵的音律，优美的诗情，而且还有生动的形象、灿烂的色彩，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史保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面貌。

来源： 敦煌书坊，作者：史苇湘，文章摘编自史苇湘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