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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看,这个现代的人

Image 2020-06-27

今日分享作家弋舟的一篇读书随笔,解析了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的第十一篇小说《悲痛的往事》(又译《一桩惨案》)。弋舟关注这篇小说,与其说出于喜爱,不如说因它彰示了“人类来到了倒霉的现代以后,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秘密”以及“唯有在小说里才能够成立的现代逻辑”。

看,这个现代的人

文 | 弋舟

《悲痛的往事》是《都柏林人》中的第十一篇小说。也有译者将其译为《一桩惨案》,这太令人惊讶,让你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学无术,以至于完全无从甄别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篇名,在英语中是否会有通约的可能。

以我的阅读体验,用《一桩惨案》来命名这个短篇,实在是非常烂。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短篇小说的篇名何其重要;其二,我们那饱受世界文学浸染的经验,实则充满了误读的风险——谁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以讹传讹,读到的仅是二手赝品,而一手的真迹,还有可能永远遥不可及。

但是冷静下来,你又会觉得《一桩惨案》似乎也未尝不可。这个新闻标题一般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反倒更接近这个短篇的气质:中立,淡漠,直白,客观,它只陈述一个讨厌的事实,不解释,绝不解释,就那么硬生生地甩在你面前。

如实说,这也是我并不喜欢、至少是没法非常喜欢这个短篇的缘由之一。我的不喜欢,更多是情绪化的,作为一个读者,阅读小说的时候我当然也有情绪化的权利,没谁能要求你必须不带情绪地去对待一篇小说;实际上,当我们打开一篇小说时,更多的时候,就是在期待着各种情绪的来临。

不,我并非是在排斥和否定一种写作方法。如果一定要让我在热情洋溢与客观冷静之间做出抉择,多半我还会拥护后者。我想,令我难以喜欢的,并不是乔伊斯的笔法,而是他以这样的笔法塑造出的这个人,以及当他表述这个人时,所暴露出的文学的现代困境。

看,这个现代的人。

——这人叫詹姆斯·达菲。不仅我没法喜欢他,我想,在一百多年前的都柏林,也没人会喜欢他;并且,尽管其人总是处在一种经不起检验的良好感觉之中,事实上,恐怕连他自己也是难以真正喜欢自己的。

但是有一位女士竟爱上了他。

说到“爱”,在这对男女的关系中,并不能令人信服,但至少应该是“喜欢”吧,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前提,我们那意义的链条就无从成立。我们只有预设,他们之间至少是有着“喜欢”的,于是,才能理解随着关系的破裂,那“一件惨案”的发生。女士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问题也接踵而至——有谁,会仅仅为了“喜欢”,便搭上一条命来?

因爱而死,或者爱而不能,便上演一出又一出的悲剧,对此我们是理解并习惯了的,我们的文学,在这个路数上已经行之有效地运转了数千年;但是到了乔伊斯这里,情况变了。看上去,那女人之死确乎与一桩失败的情感有关,但你完全无法将之与“爱”联系在一起,甚至,连“喜欢”都令人犹疑不决,最终,你只能忍住不适,将她的死,只和人本身的羞耻与绝望相关联。

他们貌似是“喜欢”了彼此。除了饮食男女间“人生盛宴”一般的性诱惑,最初的时刻,他们的精神与灵魂也参与其中,获得了部分的满足。他因此“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物”,而她,变成了他的“忏悔神父”。可实质上,他们各自所“喜欢”的,全然皆是朝向着自己。他们喜欢自己,绝不喜欢他人,即便喜欢自己时,也喜欢得犹犹豫豫。这样的状况,原本是无从交集的,人和人各自平行,甚至背道而驰,但他们撞上了,在彼此的借用当中,发生了误会,从而导致出了“一桩惨案”。

误会的暴露竟源于一个寻常之举——她在神魂颠倒的时刻,在“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的驱使下,“居然热情奔放地抓起他的手去贴紧她的脸蛋”。

这个动作可怕极了,简直就是引爆真相的导火索。

谁会料到让情人摸了下自己的脸蛋就会送命呢?至少我们朴素的祖先不会料到他们的子孙将变得如此不可理喻。莎士比亚不会,托尔斯泰也不会。罗密欧与朱丽叶无疑是彼此相爱的;渥伦斯基与安娜·卡列尼娜也是相爱的,即便他们相爱相杀,比起从前纯真的爱侣已经多出了浑浊的不堪;但是如今,到了乔伊斯这里,他会将这“摸脸送命”的事儿陡然亮在了你的眼前。

这种稀奇事儿,是假以“现代”这个名目来到的人间。只有作为20世纪初的小说家,乔伊斯才能够天才一般地洞察情人之间这个最寻常不过的亲昵之举,在某个决定性的瞬间,将要石破天惊,有如阿基米德用来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一般,撬动人物的命运。这是人类来到了倒霉的现代以后,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秘密,所彰显的,也是唯有在小说里才能够成立的现代逻辑。

所有的不可思议,都在不可思议的现代涌现了。

嫌弃都柏林“现代化”的达菲先生,就是在这一摸之下,从“天使的地位”回到了“可耻又臭气冲天”的人间,“这使他感到幻想破灭”,对于洋溢在欢爱中的情人,还有那种近乎古典而愚蠢的爱欲表达方式,深恶痛绝,唯恐避之不及。达菲先生,这个现代的人,讨厌“现代化”,但又鄙视古典的庸俗,他将只能如同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游魂一般,活在凄凉的现代人间。

好了,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唯有在现代小说里才能成立的逻辑:

自命不凡的达菲先生“厌恶一切显示物质上或精神上混乱的事物”,但他又无法全然忍受“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于是他主动出击,去勾引一位有夫之妇,“抓住机会同她亲热一番”;被丈夫弃之如敝屣的辛尼科太太欣然接受,不但从中品尝到了未曾体验过的“冒险生活”,大概丧失殆尽的自信心也得以部分地复原。

他们的结合毫不费事儿,三次见面,便一拍即合,这是全然“现代”的节奏,与古典的罗密欧、朱丽叶相距万里,与距今不远的渥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也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的他们直接果断,足见需要之迫切。而在这迫切需要背面作祟着的,竟依旧是生命那古老的、令人惊颤的物种事实——他们都太孤单了。

他们都太孤单了,这原本并不稀奇,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很孤单,渥伦斯基与安娜·卡列尼娜也很孤单。

辛尼科太太的孤单不难理解。婚姻生活里中年女性的危机,我们大可参考包法利夫人,参考安娜·卡列尼娜,尽管那里面包罗着人类亘古未变的虚荣与自恋、软弱与神经质,但只要我们理性与感性并举,总能从心底里为之发出一声叹息——我们也将此称之为“共鸣”。

达菲先生的孤单理解起来就要稍微费点劲儿了。这个“忧郁型的”现代男人,觉得“那些工人都是相貌严厉的现实主义者”,觉得“愚蠢的中产阶级是把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交给警察,把本阶级的美好艺术交给歌剧团经理的”。总之,没有哪伙儿人放得下他。这类人物,无论在文学的世界还是在现实的世界,原本也不鲜见,他们自我神圣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就免不了要承受与世界格格不入所带来的孤单。

鲜见的则是,乔伊斯于此竟写出了一个我们经验之中从未有过的、一丁点儿都不令人同情甚至还要让我们心生厌恶的男人。简单说——这个人无法引起我们的“共鸣”,甚至,他还是彻底拒绝与你达成共鸣的。他连情人的脸蛋都视为恶心,遑论你的共鸣。他的难以共鸣,不仅仅源于他的德行,要知道,讨厌鬼葛朗台我们都受得了,但是他我们却受不了。我们受不了他,更多的还是受不了他那种“我管你受得了受不了”的幽闭劲儿。

这就是乔伊斯与前辈们的不同了,他所书写的,是人类“现代的孤单”。而这种“现代的孤单”,直接挑战的却是文学与人从一开始便签订下的“共鸣”的契约,当这份契约面临着被撕毁的风险时,文学存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便前所未有地变得岌岌可危。

辛尼科太太的孤单是带着烟火味儿的,是人的孤单,毋宁说,还是一种带有古典风格的孤单,所以即便庸常,却也令人为之叹息;而达菲先生的孤单高蹈玄奥,并没有令他因之深刻,反而令他有种惹人作呕的“非人”之感。这个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男人,能够克服肉欲的宰执(也许还因为已经索然无味),仅仅由于那女人暴露出了世俗性的欣悦,便断然切割,重新回到他“坚持要灵魂过着无法补救的孤独生活”。就是说,同样是因为孤单,这对男女之间的诉求,竟然完全是逆向的——孤单的女人想要摆脱孤单,而孤单的男人想要通过摆脱孤单重新找回孤单,并以此申明自己那种孤单的高贵傲慢和不容玷污。

这太古怪,也的确有点儿拗口。可这也正是这个短篇的特异之处。如果说,女人的孤单依然还处在有迹可循的传统脉络里,那么,这男人的孤单就完全深陷在荒诞而绝望的现代泥沼里了。

令人感慨的是,乔伊斯竟是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写出了这古怪的现代性。译成中文后不足八千字的篇幅,他将相当的笔墨用在了场景描述上,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刀阔斧,压根无意于细微的渲染与交代,显得突兀。但线索却是清晰的:一场失败的偷情之后,女人搭上了性命;男人感到了恶心,间或有一些忏悔之情。这令这个短篇都像是一则古老的劝谕故事了——教导读者,这事儿万万干不得,干了就没好果子吃。

可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你必须知道,20世纪初的乔伊斯,已经不是那个围坐在火堆边的、我们人类古老记忆中的说书人了,这个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和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的爱尔兰人,用这种近乎古老的简陋方式,完成的已经不是那种充满着道德善意的古代劝谕,而是冰冷的,乃至不乏恶意的现代嘲讽与厌弃。

《都柏林人》出版于1914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写《悲痛的往事》之前,乔伊斯一定读过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不仅仅在于两个偷情失败的女人最终都选择了同一种赴死的方式,更在于,我确信在人类文学演进的长河中,乔伊斯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历史性的必然延续。

在我们那漫长的故事讲述史中,托翁或许是前现代最后一个崛起的奇迹,他赓续了古老而简单的善意,又将人即将到来的巨大的困境以及人的无力移交给了后来者。接下来,乔伊斯们闪亮登场了。他们一上场,便放弃了将人间烂事婉转告知的耐心,借助这个行当最初围坐在火堆边的简单粗暴的形式,毫不迂回,直接将人打回了滑稽与羞耻的境地,继而还冷漠地宣告了这其实也并不值得同情——你,达菲先生,现代的你们,注定孤独并且活该孤独。

看上去,乔伊斯干得挺漂亮。而且也真的是漂亮和真的了不起。由此,文学饮鸩止渴一般地发生了新变,在日益懊糟与破碎的时代面前,用恶意与厌弃召唤回来了重新解释世界的能力与特权。

然而且慢,即便像达菲先生这样的“现代非人”,也会在最后的时刻,“感觉到自己的德行已经丧失殆尽”,从他那习惯于作为旁观者的自命不凡的孤独中短暂苏醒,那么,作为被人类从古老时代就交付上了深重托付的文学,焉能一味地冷漠与凶恶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乔伊斯,意识流,后现代,等等等等,必定不会是文学最终的结论。我们要相信,只要人的历史未曾终结,那种对于围坐在火堆边儿、被故事抚慰的古老依赖,就不会终结,人就会顽固地、不断重回对于那遥远的、充满着道德善意的劝谕的盼望之中,因为那依然有效,并且还将始终有效,一如现代人达菲先生良心发现的瞬间——“耳朵还听得见机车吃力的、深沉的嗡嗡声,反复唱出她的名字的音节。”

这也正是我更愿意接受这个短篇被叫做《悲痛的往事》的原因,因为相较于那无情的《一桩惨案》,它或多或少触动了人的情感,它还有那么一点古老的人味儿。尽管这人来到现代以后,够蠢,诚如辛尼科太太一样,沦为了“文明培育起来的一个废物”,但当她在遭到羞辱后酗酒赴死——“他为什么不给她留一条活路?他为什么判她死刑?”

这也是文学正在面临的现代之问。这也是现代小说的困局,阅读它,你的情绪除了要在喜欢与不喜欢之间摇摆,当你一旦试图想要稍微分享你的心得,面对它区区不到八千字的篇幅,你还得至少说上四千字。

(本文发表于《四川文学》2020年第5期,由作者授权转载)

《四川文学》2020年5期

内附詹姆斯·乔伊斯 《悲痛的往事》

弋舟

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 《蝌蚪》《战事》《春秋误》,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刘晓东》《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黄河文学奖等。现居西安。《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4期选载弋舟《人生的算法》(原发《野草》2020年2期)。

本期微信来自“中华文学选刊”微信公众号

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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