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瓷器装饰镶嵌工艺的联系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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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镶嵌青瓷概况

高丽镶嵌青瓷是在加了刻、划、印、剔类装饰的器物胎体上，主要是在纹饰内用白色化妆土或高铁彩料作为加彩，再施以透明性良好的青釉而成的一种别具特色的青瓷[图一][2]。

图一：马岛三号沉船出水镶嵌青瓷梅瓶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藏

马岛三号沉船出水镶嵌青瓷梅瓶纹饰展开图

在刻、划、印、剔等几种不同的镶嵌装饰工艺中，又以划花和戳印纹填彩为多[图二]。韩国涧松美术馆藏一件镶嵌青瓷净瓶，被定为韩国的国宝，以划画的蒲柳水禽为纹饰，但大片的叶子和水禽则采用了戳印或剔刻，并嵌白彩[图三][3]。

图三：镶嵌青瓷净瓶

韩国涧松美术馆藏

图二：镶嵌青瓷葫芦形注壶

韩国胡林博物馆藏

镶嵌青瓷在工艺上有两项关键技术：

在划纹、印痕和剔刻形成的凹陷部填彩，所用的彩料一种是当时常用的白色化妆土；另一种是含铁量很高的铁矿石彩料，中国北方地区的窑工称之为“斑花”，用于画黑彩。镶嵌技术使用的关键是如何将彩料填入粗细不等、复杂多变的纹饰当中，与金属器上的镶嵌工艺和掐丝工艺有明显的不同。

在器物表面施一层浅淡透明的玻璃质青釉，这种釉在镶嵌工艺出现以前就已成熟了[图四]，釉的颜色基本上不影响花纹的呈色。

图四：高丽青瓷狻猊香炉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关于高丽镶嵌青瓷产生的时代，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目前所知最早的较可靠的证据是出土于高丽明宗智陵中的镶嵌青瓷碗、盘[图五][4]，属于13世纪前半叶。此外还有高丽熙宗硕陵（1237年）出土的多件镶嵌青瓷[图六][5]，马岛2号沉船出水的镶嵌青瓷梅瓶也属于13世纪前半叶。

图五：高丽熙宗智陵出土的镶嵌青瓷碗、盘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六：高丽熙宗硕陵(1211年 )出土青瓷

但它们都是带黑白双色复合彩的精致型镶嵌青瓷。韩国学者认为镶嵌青瓷的创制时间会早到12世纪中叶以后，其代表是一些仅在局部有镶嵌装饰的器物，如一件腹部是刻花，仅在口部镶嵌雷纹的碗[图七][6]和一件通体饰刻花装饰、仅在局部用黑彩镶嵌诗文的葫芦形瓶[图八][7]。

图七：内壁刻花口部镶嵌雷纹碗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八：刻花青瓷镶嵌文字葫芦瓶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所见所闻均有详细记录，而未记镶嵌青瓷。高丽仁宗（1133-1146年）长陵中出土了许多翡色青瓷，十分精美，但未见镶嵌青瓷[图九][8]，说明12世纪镶嵌技术还没出现或至少还不成熟。

图九：高丽仁宗长陵(1146年)出土器物

1964-1965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发掘康津沙塘里窑址，出土了一些青瓷瓦[9][图十][10]，在筒瓦瓦当的边部有两组双环纹夹着一圈小圈点纹，采用了镶嵌的工艺[图十一][11]，整器的主体装饰是刻花，仅在很小的局部采用了镶嵌工艺，带有非常明显的镶嵌装饰肇始的特征。

图十：康津沙塘里窑址出土青瓷瓦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十一：康津沙塘里窑出土青瓷瓦当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高丽史》中记载的高丽毅宗十一年（1157年）修建高丽宫城，提到“……其北构养怡亭,盖以青瓷,南构养和亭,盖以椶”[12], 1927年日本人小川敬吉氏在开城遗址采集到青瓷瓦，随后秦豪燮氏捐赠了一些同样的青瓷瓦给开城府立博物馆，日本人宫川肇在开城满月台高丽宫城遗址采集到青瓷瓦，与秦豪燮的捐赠标本相同。沙塘里窑址出土的青瓷瓦与开城采集的器物相同[13]，大体可以证明窑址出土青瓷瓦与开城的王宫建设有关，由此，将镶嵌青瓷产生的时间定在12世纪中叶前后是较合理的。但以黑白双色复合彩和大片的“面象嵌”为代表的成熟和精致生产时期应在13世纪前半叶。

近年来在中国出土了一些高丽镶嵌青瓷，其中多数可以排定在13世纪[图十二]，甚至14世纪[图十三]。

图十二：安徽滁县南宋后期墓葬中出土的高丽镶嵌青瓷龙纹罐

图十三：石家庄后太保史元天泽墓出土镶嵌青瓷梅瓶

有学者对中国出土的高丽瓷器进行了梳理，发现12世纪遗迹里出土的高丽青瓷都是素面或刻划花装饰的，13世纪以后才出现镶嵌青瓷，最早的镶嵌青瓷出土的点是南宋临安城遗址的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14]。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高丽镶嵌青瓷出现的时间。以上例证大多属于精致的镶嵌青瓷，说明高丽镶嵌青瓷在13-14世纪时处于生产的盛期，至少传入中国的时间主要在这一阶段。

综上所述，高丽镶嵌青瓷产生于12世纪中叶，一直流行至14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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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北方瓷器的几种镶嵌工艺

镶嵌青瓷的一项关键技术是在刻、划、印、剔装饰的沟槽和减地部分填彩，中国北方地区早在高丽镶嵌青瓷出现前两个世纪时就已创始，并且持续发展，有珍珠地划花、白釉划花嵌白彩、黑剔花刻填、青瓷镶嵌等种类。

（一）珍珠地划花珍珠地划花装饰是在用划线勾画出来的图案以外，用管状工具在主体花纹以外戳印小圆圈，使花纹以外形成布满小圆圈的地纹。珍珠地划花瓷器是其生产期间各窑场中的精品，也是中国北方瓷器诸多装饰手法中最具装饰效果的技法之一。因此尽管制作起来较困难且费工，但传播得较快，影响广远。

目前，发现生产珍珠地划花瓷器的窑场主要分布在中原北方地区[15]。根据现有的各种资料，生产珍珠地划花瓷器的窑场有20余处，都是当时生产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窑场。

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可知，珍珠地划花装饰产生于五代末期到北宋初，下限是金代后期。其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阶段，即10世纪后半叶或稍早。工艺较原始，新密西关窑的珍珠纹排列得较乱，珠圈较小，划纹内不填彩或只有部分填彩[图十四][16]。

图十四：观台磁州窑窑第一期前段出土珍珠地划花香炉

中期阶段，约从988年到1068年。这一阶段是珍珠地划花装饰的成熟发展时期[图十五]，不仅生产区域扩大，也对其他的装饰技法产生了影响，后面将论及的几种装饰都是在珍珠地划花装饰的影响下产生的。

图十五：新密西关窑珍珠地缠枝鹦鹉纹豆形枕

故宫博物馆藏

晚期阶段，即神宗朝以后。珍珠地划花装饰达到了全面的繁荣[图十六，图十七]，一直延续到金代前期，随后迅速的消亡，仅在山西地区持续生产。

图十六：鲁山段店窑“元符三年”铭珍珠地划花梅瓶

图十七：观台磁州窑北宋后期珍珠地划花枕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长方形枕就是此期的代表性器物[图十八][17]。

图十八：“家国永安”珍珠地划花枕

大英博物馆藏

2011至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天青色汝瓷生产区范围的周边地区（第Ⅳ区）[18]发掘出一些质量上乘的珍珠地划花瓷器，时代从北宋晚期到金代早期[图十九][19]。也恰恰在这一时期，高丽青瓷的镶嵌工艺也萌发了，并且在初创时期以单色的线镶嵌纹饰出现，与汝窑的珍珠地划花装饰有密切的关联。

图十九：2015年发掘清凉寺窑址IV区出土北宋末金初珍珠地划花梅瓶

定窑一带主要是在河南地区和磁州窑的影响下生产珍珠地划花瓷器的[20]。最有特点的是在河南和磁州地区的影响下，流行填彩的戳印纹器物[图二十][21]。其生产的时间主要是金代后期。应该也对高丽镶嵌青瓷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图二十：定窑四瓣形瓷枕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珍珠地划花瓷器在工艺上有两项重要的贡献：第一，在器物上的相关部分施用斑花彩料，这是首次使用特殊的高铁彩料，施加于器物的釉下，高温一次烧成。第二，在划纹内填彩的工艺使器物的花纹精美、鲜艳，又不似金银镶嵌细工那样复杂费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传播。

特别应指出的是，珍珠地划花填彩工艺，几乎在其创制之始，也同步应用于单纯的划花装饰和戳印纹上。河南地区较早在单独的划花纹饰中填彩，例如新密西关窑出土的五代到北宋早期的划花填彩宝相花纹枕片[图二十一][22]。

图二十一：新密西关窑出土白釉划花枕片

（二）白釉划花嵌白彩划线内填白彩的工艺是在珍珠地划花装饰的影响下产生的，目前仅见于河南地区。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藏一件北宋前期的划花填白彩梅瓶就是典型代表。由于器物胎色很深，在肩、腹部形成的白彩的花纹，十分明快清新[图二十二][23]。

图二十二：白釉划花嵌白彩盘口瓶

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该瓶是河南登封白沙窑的产品[24]，在该窑址出土过许多类似的标本[图二十三]，如一件元宝形瓷枕的残件，枕面有戳印填白彩的鸟纹[图二十四][25]，鸟纹以大片的白彩表达，其工艺技术基本就是高丽镶嵌青瓷中的所谓“面象嵌”技艺。

图二十三：登封白沙窑址出土白釉划花嵌白彩瓷片

图二十四：登封白沙窑址出土白釉戳印嵌白彩鸟纹元宝形瓷枕

珍珠地划花装饰是在化妆土上划纹后填彩，而划花填白彩是在胎体上划花或戳印，刮去（擦去）化妆土后使花纹显现，这一点与高丽镶嵌青瓷的早期产品更接近。

（三）黑剔花刻填

黑剔花刻填是磁州窑白釉黑剔花装饰的一种，其中最精致的一类是含有镶嵌工艺的，即剔花留地，形成黑地白花。其制法是，施白色化妆土后，即划画出主体花纹和花纹的细部，施黑彩以后小心地沿着主花纹的轮廓剔去黑彩，原来划画出的纹饰内仍保留有黑彩。这种装饰在观台窑主要流行于金代后期的第三期[图二十五][26]，更多的是在修武当阳峪窑生产[图二十六][27]，生产的时间约从北宋末至金代（12世纪）。磁州窑只有少量生产，应是受到当阳峪窑的影响。

图二十五：磁州观台窑出土黑剔花刻填开光兔纹筒形罐

图二十六：河南新乡旧城出土当阳峪窑黑剔花刻填装饰瓷片

（四）青瓷镶嵌这类器物与前述白釉划花嵌白彩的装饰在工艺上基本相同，只是最后在器表施青釉而不是透明釉。199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浑源界庄窑址辽晚期到金前期地层中出土了许多这种镶嵌青瓷标本[图二十七][28]。这类瓷器的生产源于河南中西部地区的白釉划花填白彩装饰，经焦作地区的窑场传到了耀州窑和山西地区。耀州窑和雁北的辽窑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青瓷器上。

图二十七：1997年发掘浑圆界桩窑出土青釉嵌白彩折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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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北方镶嵌工艺瓷器的联系

中原地区在花纹中填彩的工艺兴起于五代至北宋初期，到北宋中后期时已相当发达，宋末金初达到了极盛，成为北方地区众多装饰技法中较重要的一类。产生于12世纪中叶的高丽镶嵌青瓷，受到中原地区镶嵌工艺的影响，是十分可能的。关于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北方采用镶嵌装饰工艺瓷器的联系，有以下几点需要强调：

高丽镶嵌青瓷产生初期主要采用单色镶嵌，并且都是在划线纹内嵌彩的“线镶嵌”。而同期中国的单色镶嵌瓷器已相当成熟，从工艺发展到扩张的规律考虑，二者的影响、传播朝向是不言自明的。

高丽镶嵌青瓷在其发展的主要阶段具有相当独特的纹饰题材，看上去与中国北方地区瓷器的纹饰有较明显差别。然而在高丽镶嵌青瓷的初创时期，其纹饰与中国北方地区纹饰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崔淳雨指出的可能早到12世纪前期的镶嵌青瓷雷纹碗（参见[图九]）上的雷纹实际上是一种由磁州窑流行的连续回纹变形而来的曲带纹，是北宋末至金代磁州窑十分流行的纹样[29]。而定窑在金代后期特别流行这种纹饰，成为金代定窑瓷器的标志性边饰纹样[图二十八]。

图二十八：2009年发掘定窑遗址出土的金代后期EI型白釉印花碗

另外，高丽镶嵌青瓷上非常流行一种

状的戳印星纹，正是北方地区流传有序并十分流行的装饰。在河南巩义大、小黄冶唐代三彩窑址中就发现了这种用蓝、白、绿等彩点画的五点或六点星状纹[图二十九][30]。

图二十九：黄釉绞胎枕

扬州博物馆藏

这种纹饰在宋代首先出现于河南中西部地区。北宋后期在磁州窑成为最流行的纹饰，金代仍十分流行[图三十][31]，定窑地区也十分流行，只是时间稍晚，从北宋后期至金代。由此可见，高丽镶嵌青瓷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的纹饰都与中原北方地区北宋末到金代流行的纹样相似或相同，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只是在其发展阶段以后，才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纹饰风格。

图三十：观台窑出土北宋后期到金代白釉酱彩瓷片

有学者认为，高丽镶嵌青瓷是模仿高丽流行的嵌银丝铜器而创制的[32]。然而用瓷器工艺模仿其他手工业品，是瓷器初创时期的特点。而当制瓷业本身发展成熟后，就会开创适合于瓷器本身的装饰技法和纹饰。高丽的制瓷业至北宋末期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学习嵌银丝铜器而开创一种新的装饰工艺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据徐兢所记：“燕饮之礼……器皿多以涂金或银，以青瓷为贵”[33]，青瓷比鎏金镀银器还贵重，未必需要去仿金银铜器。 12世纪并非高丽金银铜器生产的盛期，并没有一个大环境促使制瓷业去仿金铜制品。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出使宋朝的郭元在介绍高丽王朝时曰：“民家器皿，悉铜为之”[34]表明高丽并不缺铜，用瓷器仿铜器缺少动因。

11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是高丽青瓷快速发展的时期，其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仿制中国以都城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制瓷业成就。高丽纯青瓷在器具的品种和造型的选用上明显的与中国北方的汝窑[图三十一]、耀州窑相关，而比镶嵌青瓷稍早产生的青釉黑彩绘画的“铁画青瓷”[图三十二][35]则与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密切相关[图三十三][36]。

图三十一：清凉寺汝窑址出土成熟期瓷熏炉及盖

图三十二：青瓷铁画折枝草叶纹梅瓶

韩国光州博物馆藏

图三十三：观台磁州窑址出土金代白地黑花梅瓶

仿制一种工艺技术不一定要连带艺术风格一同仿制。在中国，一种装饰工艺的传播往往表现出不同地区有十分不同的纹饰风格。高丽镶嵌青瓷在纹饰图案上与上述中国的镶嵌工艺瓷器有较大差别，仅在初创时期有仿制迹象可寻，因此，高丽镶嵌青瓷从中国北方镶嵌工艺瓷器中所吸收和借鉴的应主要是制造工艺。

高丽镶嵌青瓷在仿中国北方地区镶嵌瓷器的工艺之后，结合高丽制瓷业已经形成的艺术风格，对这项工艺进行了改进、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丽镶嵌青瓷创造了黑、白复彩镶嵌，在一件器物上同时有白彩和黑彩的镶嵌。第二，从工艺上说，在中国主要是用浆状的彩料涂满器身，经刮或擦去后，仅留下了嵌在纹饰中的彩，剔花填彩也是用彩浆填涂。而在高丽则使用了泥片状的彩料贴在花纹处，再经刮剔，形成镶嵌的花纹。

这种方法更容易控制填彩的部位，也使黑、白双色镶嵌成为可能，其产生时间估计差肩于黑、白双色镶嵌产生的时间。第三，在纹饰方面，高丽镶嵌青瓷较多地采用了大面积的戳印纹，构成了“面象嵌”的图案。中国北方的戳印纹则多以线来构成图案。

以划、剔、印、填彩为主的镶嵌工艺，继承汉唐以来的胎装饰，开启了元明以降的青花和五彩等彩绘、彩釉装饰。而高丽镶嵌青瓷在朝鲜半岛制瓷业的发展史上，也起到了相同的过渡和转折作用，只不过比中国晚一个阶段。高丽窑工们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工艺，使其成为高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

转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