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访之“大师的背影”】王元化百年：中国思想界曾经的“最佳射手”

思想家往往是被后人追认的，但有的思想家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融入了历史。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如果以百年为尺度，他的身后地位越来越受尊崇；如果以他88年人生岁月为视角，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就已经注定将以思想家的身份，留在历史的册页中。

1920年11月，王元化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岁时，母亲带着他来到清华大学南院，与在此任教授的父亲团聚。当时的清华园南院，清华国学四导师中除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都居住于此。孩提时7年的清华园南院生活，给他留下了愈老愈浓的“清园情结”。

王元化一生颇具传奇。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代理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随后的人生跌宕起伏，从革命者到“胡风分子”，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又从知名文艺理论批评家，最后成为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而这，也是王元化最终的自我认同。

奠定其思想家地位的，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五四”陈独秀的反思。这两大主题，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彼此缠绕，共同决定百年中国的思想性状。同时，它们又像两条独自波动又偶尔纠结的思想轨迹，构成百年中国激进思潮的“来龙去脉”。所谓“来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谓“去脉”，是指以“五四”先驱为符号的“激进政伦人格”构成。

王元化极具个性，在他朋友学生的印象中，他棱角分明、性格倔犟。他自己曾分析说，这是深受父母两方大家庭的影响。追溯他的父系，是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逃到了湖北。父亲王芳荃虽很有爱心但脾气暴烈，王元化小时候，有一次父亲不知为何生了儿子的气，当着客人的面，把一个盘子甩过去，碎了一地，吓得在一旁的姨父赶紧抱住王元化的头。他的外公是一个传教士，有一次为教会的事跟外国人争执，把脸胀了个通红，一口气喝了三大碗凉茶才压住火气。

1998年和2006年,王元化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在后者的颁奖礼上，他的感言是:“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但凡见过元化先生的人，都会对他那双极有神的眼睛印象深刻。尤其在谈到他感兴趣的学术思想话题时，他的眼睛更是闪闪发亮，瞳仁深处像不灭的炭晶那样在闪烁，极其炙热。

或许，这就是思想的光芒。

受访者档案：

夏中义：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胡晓明：195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博导，华师大图书馆馆长、王元化学馆馆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

蓝云：1950年生，王元化晚年主要助手，曾任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高级教师。

第一章：22年后

高渊：有人说，你是王元化先生晚年后来居上的知音。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夏中义：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春，第一次深谈是22年后的2004年2月。

1982年，我刚刚本科毕业，留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徐中玉教授看了我写的一篇论文，要我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第四次年会，并代表青年教师作大会发言。

那天我的发言题目是：评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当时元化先生作为资深专家，就坐在第一排。发言结束后，在走廊上正好遇到他，他很亲切地说，小夏，有空来我房间坐坐。中午休息时我就去了，他的房间只有两张单人沙发，元化先生正跟另外一个人交谈，我站了一会儿。这就是第一次照面，没怎么聊。

高渊：后来的22年中，你们碰到过吗？

夏中义：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但那些年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偶尔在展览会等场合遇到，他都认识我，叫我一声小夏。

高渊：2004年为何突然升温？

夏中义：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有个课题立项，约我来写王元化。我觉得很有必要做，就答应了。一开始，还想请先生的弟子写，但他们表示很为难，我只好自己来。临发表时，杂志社给我打电话，说文章要先送先生过目。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胡晓明打来的，当时我们都住在华师大三村。他好像练过美声，用醇厚的男中音对我说：老夏，先生说你写他的文章不错。我挺高兴，说那就好，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又接到电话，又是这个男中音：老夏，先生说你写得很好。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没好意思问到底好在哪里，又把电话挂了。

第三天晚上，还是这个电话，还是这个男中音：老夏，先生说你的文章很好。我是个对人情世故很木讷的人，但再迟钝，连接三个同样的电话，我也好像懂了，就问：是不是先生希望我去看望他？胡晓明说，就是这样嘛。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他说，这还用我来告诉你？

于是我就去了。没记错的话，是2004年2月16日下午，我还买了一束鲜花。

高渊：当时先生住在庆余别墅？

夏中义：对，210房间。我走进去，他已经在小客厅里站了起来，我有点战战兢兢。他叫我“老夏”，我一下子很感慨，想起他比我大29岁，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22年了。

然后他说，精神病是我犯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犯这种病，上海最好的精神病医生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听了有点尴尬。他又接着说，我后来精神病确实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好的，医生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高渊：他讲这话时，神情很严肃？

夏中义：严肃中带着点诡异，我已经手足无措了。他马上笑了笑，让我坐下，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生的病，也不知道怎么好的，但读了你的文章，我愿意采信你对我的分析。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我就成了先生的忘年交，常去拜访。他也对我很重视，我每次去他都闭门谢客，跟我一对一单独聊。先生过世后，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也算是对他的思想和学术的一种梳理。

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学馆里的王元化头像雕塑（吴晓隆 摄）

第二章：精神病

高渊：对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好的，可能有不同解读。但对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犯的，不是很明显是受“胡风案”的牵连吗？

夏中义：这是一般人的解读，当然这确实是直接原因。

1949年后，元化先生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后来担任新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就是今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在他当总编辑期间，确实和“胡风集团”在人脉上有交集。应该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的文学观很接近胡风的理论。但他们都个性极强，胡风比较霸，元化先生比较飚，两人都比较狂，他未必接受得了胡风的那种小宗派情结。

当时上海在处理元化先生和胡风案时，有些人很爱惜他，知道他跟胡风没什么关系，暗示他只要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没事了。但元化先生是多么倔的人，他的人生原则就是“向着真实”，坚决不肯说。于是就被隔离审查，他陷入了沉重的精神幻灭，而且他不会拐弯，很快就疯了。

高渊：在这个直接原因背后，还有什么隐藏原因吗？

夏中义：他的父亲王芳荃一开始是清华大学教授，后来是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00大洋。他18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这种家庭出来的人往往是最革命的，他们不是被逼上梁山，都是热血青年。

1942年，先生22岁就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的代理书记，这个文委里都是读书人，讲话也比较随便。他在党小组的会议上经常提意见，有的跟组织精神不符。那年因此受到组织处分，被撤销了代理书记职务。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1945年，他热爱的作家罗曼·罗兰去世，先生撰文说，三年前在他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形象，把他拯救了出来。抗战期间，他在上海储能中学任教，曾跟一个学生通过七封信，内心也是充满了挫败感。所以说，1955年发病的诱因之一，可以往前追溯到1942年。

高渊：你认为他的病又是怎么好的呢？

夏中义：元化先生一生中最全神贯注读书的时期，就是在他被隔离审查时。他在现实中看到了跟他心灵格格不入的东西，自己无法解释，就希望从前人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他当时主要读马克思、黑格尔和莎士比亚，特别是黑格尔的《小逻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他以前是不读抽象哲学书的，尤其不读德国哲学。但隔离审查时期实在无聊，就试着读以前没读过的书，反反复复读就读进去了，获得了一种思辨运演的快乐，渐渐排解了一些内心的幽暗。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有三个环节，分别是感性、知性和理性。先生认为这个提法跟马克思很接近，因为《资本论》指出，一切科学研究都要分三步走，先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资料或资源，这就是感性，接着要对那些资料分门别类，这就是知性，最后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这就是理性。元化先生发现这个“三段式”后，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高渊：这个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为什么对他的病有疗效？

夏中义：因为当时国内流行的是“二段式”，就是从感性到理性，并没有知性这个中间环节。元化先生由此意识到，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不一定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答案。这样推演下来，在胡风问题上，他未必就错了。

他想通了，病也就慢慢好了。这样的思维环节，精神病医生怎么可能了解清楚。甚至先生本人，当时只觉得精神枷锁获得了解脱，未必细究其中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原地下党上海文委老同志合影，左起：蓝瑛、王元化、刘人寿、郑仲芳

第三章：文心雕龙

高渊：也正是那段孤寂的日子，成就了他后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龙创作论》？

夏中义：1979年11月，元化先生去北京参加文代会和作代会，就在大会现场，他接到通知，被正式平反了。而在这年10月份，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我后来遇到古籍社总编辑钱伯城，我说先生还没被平反，你们怎么就敢出他的书？钱伯城50年代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一直很同情元化先生。他笑着说，当时是拨乱反正的氛围，我相信先生迟早要被平反。

这本书的写作是从1961年开始的，就在此前一年多，先生结束了四年的隔离审查，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然后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管理图书资料。

高渊：为什么他选择从解析《文心雕龙》入手？

夏中义：他年轻时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就喜欢读《文心雕龙》。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担任讲师，为学生们开过这方面的课。他到了文研所后，担任所长的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是当时中国文艺批评史这个学科的首席专家，郭先生也鼓励他研究《文心雕龙》。

而对元化先生来说，被打成反革命是很沮丧的。有一次他对夫人张可说，你不要认为我没用了，我被打翻在地，但还可以通过学术研究重新站起来。张可不大相信，先生说我要做给你看，于是，他写了分析《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文章。

高渊：这篇文章的命运如何？

夏中义：元化先生用苏联日丹诺夫的反映论，对《文心雕龙》中的“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做了分析。在谢灵运写山水诗之前，中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玄言诗，比较公式化，读起来味同嚼蜡。庄老告退后，活灵活现的山水诗出现了。

先生的解读是，庄老告退说明唯心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失去主流地位，导致更接近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模山范水诗显露出来，这是谢灵运对玄言诗的胜利，也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胜利。

文章写好后，先生送给当时少数还跟他交往的朋友彭柏山看，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并建议他寄给北京的周扬。周扬看后大笔一挥：此文甚好，马上推荐给《文艺报》，6000多字的文章全文发表。先生很开心，他对张可说，你看我不是说我还有用的嘛。所以后来他做《文心雕龙》研究特别来劲，全书在1966年春天写完，很快“文革”爆发，当然没法发表了。

高渊：1979年全书出版后，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是否也对元化先生的人生路径产生了影响？

夏中义：这本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中国出版的学术著作很少，元化先生又曾是“胡风分子”，刚刚被平反，有点传奇色彩。很快，他就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同组的有吕叔湘、王力、朱东润、钱锺书等，那年他61岁，是里面最年轻的。合影时，他自觉站在第二排，被前面的钱锺书先生抓住领子一把拉过来，说你躲在后面干什么，到前面来，和我站在一起。所以那张照片上，元化先生的左领子是歪的。

1983年5月起，他开始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做了两年多。据说在考察干部时，部分原因是元化先生这本书名震四海，被视为党内出色的文艺理论家，而成为宣传部部长人选。

第四章：“最佳射手”

高渊：那时候的元化先生，称得上思想家吗？

夏中义：《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后，元化先生已经是一位了不起的文艺理论家，但要称思想家，那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了。这并不是说，他在七八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中，没有闪烁思想家的光泽。但是，在若干文章中闪烁的思想光泽，不一定就能让大家一下子看出他是一位思想家。

这里涉及怎么界定思想和思想家。在我看来，所谓思想，是一位智者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原创性的警示之说。如果这位智者连续发出原创见解，他就有可能被追认为思想家。思想家都是被追认的，不能自己说自己已经是思想家了。

高渊：后人认定元化先生是思想家，关键证据有哪些？

夏中义：现在回头看先生88年人生岁月，他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反思过程。第一次是在他青年时期，逐步确立的价值根基，可用“向着真实”四字来概括。简单地说，就是在人格层面的“向着真实”，即“做真人”；以及在创作层面的“向着真实”，即“写真实”。第二次是在他壮年时期，就是在隔离期阅读《小逻辑》等著作后，所获得的精神自救。

第三次是在90年代，晚年王元化的思想境界更深更远，达到晚境思想的最高峰。这次反思包含着两大主题，就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五四”陈独秀的思考。没有第三次反思，就没有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

高渊：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元化先生是怎么思考的？

夏中义：从1992年开始，他连续写了四篇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文。最后一篇是1996年在杭州完成的，写了一个星期，基本进度是每天2000字，写得很快。这组论文是比较学术化的，也比较完整。在先生晚年，很少有文章能达到这个高度。

衡量论文的学术纯粹度或成熟度，很重要的是看它的关键词，因为文章的细节和动力都来自关键词。元化先生抓住了“公意”一词，等于抓住了《社会契约论》的“牛鼻子”。重估社约论，是他晚年志业的重中之重，实质是要寻找百年中国激进思潮的基因。

高渊：元化先生生于1920年，就在五四运动爆发一年之后，他对“五四”的思考是否更有切身感悟？

夏中义：他认为自己是“五四”的遗腹子，吸收了“五四”的重要思想给养。他把“五四”遗产切成三块: 一块是“五四精神”，包括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等正面思想遗产，这也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价值共识; 另一块是“科学与民主”，他认为“五四”先哲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第三块是“五四”留下的负面遗产，主要是“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言行峻急”和“启蒙心态”。说白了，“意图伦理”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庸俗进化”就是凡是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言行峻急”就是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启蒙心态”就是自以为真理在握，从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

高渊：他由此对陈独秀有了新的评价？

夏中义：先生专门研究了杜亚泉，他是“五四”时期上海《东方杂志》的主编，可以跟北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峙。先生认为，用今天不带偏见的眼光去看，用一般的文化史的眼光去看，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时，杜亚泉更有学理，更有修养，他也更愿意采信杜亚泉。

在先生看来，高高举起科学与民主大旗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启蒙的先驱，在和杜亚泉进行文化命题争论时，态度不够民主，表达也不够科学。

高渊：元化先生从陈独秀身上，进一步提出了“激进政伦人格”？

夏中义：1993 年8 月，先生可能读杜亚泉读累了，想换换口味，在休息时读了林毓生教授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越读越有滋味。最能打动他的，是《转化》一书第129 页开始出现的“意图伦理”这个概念。“意图伦理”就像一把金钥匙，随后转化为先生剖析“激进政伦人格”的第一构成要素，由此发现了百年中国激进谱系的精神密码。

如果把对“五四”的思考比作一片思想史的绿茵场，那么，元化先生的最大贡献是在禁区前踢进了两粒金球。一粒是剖析以“意图伦理”为第一元素的“激进政伦人格”，另一粒是为“五四精神”注入法治观念基因。凭借这两粒金球，王元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20 世纪9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最佳射手”，而最佳助攻是林毓生教授。

2004年，王元化宴请林毓生教授夫妇，陈平原教授夫妇等作陪

第五章：酷与飚

高渊：作为元化先生晚年的主要助手，你是因为什么机缘走到了他身边？

蓝云：我跟先生可以说是前世有缘。我父亲蓝瑛不到14周岁就入了党，他15岁时到上海，和20岁的元化先生接上了关系，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让我去跟张可阿姨学英语，她在上海戏剧学院教莎士比亚戏剧，英语非常好。所以我一开始是“母党”，每周都要去一次，张阿姨每次都给我做好吃的，夏天还会让人去买简装冰砖，这在当年是很高的礼遇。

高渊：什么时候从“母党”变成了“父党”？

蓝云：张阿姨59岁时突然中风，虽然救了回来，但语言和行动能力都出现了障碍。她这一病，家里很多事都要靠先生了，他自嘲真是赶着驴子当马骑。

我父母看在眼里，就决定把我派到先生身边，尽心照顾他们的生活。父亲还特别关照我，要珍惜在王伯伯身边的日子，因为他学问好、有思想，要向他多学习。

高渊：他们夫妇的个性是不是差别很大？

蓝云：先生的口头表达比较尖锐，在激动的时候，是很情绪化的。但他认真思考时，还是很斟酌分寸，书面表达非常冷静，不带一点情绪。先生让我看他的书，还问我看了后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的文章更讲道理。

张阿姨性格跟他完全相反，非常慢，非常耐心，是位温婉善良的女性，充满了母爱，即便是先生受迫害的那些年，他们家也总是弄得干干净净。在余秋雨写张可的《长者》一文中，先生曾做过一些修改，他说“张可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

高渊：你正式放下手头工作，专职当元化先生秘书是什么时候？

蓝云：那是2003年春节，上海市领导来给先生拜年，他提出希望调我当他的秘书。于是，市委宣传部给我的工作单位发出公函，把我正式调到先生身边工作。

从那以后，我每天吃过早饭，就到先生住处上班，帮他处理文稿信函，他还教我怎么收集资料、分类编目、校读清样，还让我参与编辑了《九十年代日记》《清园文存》等书。他经常鼓励我说，我的学生们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

高渊：有人说，元化先生的性格不仅酷，而且飚。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是什么感受？

蓝云：这话是李子云大姐说的，她当过夏衍的秘书，是先生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说先生年轻时恃才傲物、颇为自负、不苟言笑，发言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所以形容他的性格，要用俗话“很飚”才行。

先生是个思想家，他的学问对我来说，实在是高不可及。在他身边工作，确实让我学到很多。不过，除了李子云大姐，我可能是另一个敢跟他说不的人。有时候，他会跟他的学生或者家里的阿姨生气，我就跟他说，作为长辈应该多点宽容。先生说，既然你觉得我是个恶人，为什么还要在我身边？

我一赌气就走了。他会让人送鲜花来，隔一两天还会送饼干来，托人问我最近好不好。而且他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好。我想这个老人离不开我，就回去了。

1999年，王元化与助手蓝云在新落成的徐家汇公园

张可与蓝云

第六章：师者真传

高渊：作为元化先生的五位博士生弟子之一，他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印象？

胡晓明：我是1987年起，在先生门下读博士的。他的教学方式是每周见一次面，一起吃饭、散步、聊天、会客、讨论问题。第一年，他非常强调乾嘉学派、文字训诂和文献考辩。后来一起做近代学人课题，他强调中国思想和学术史，尊王国维、陈寅恪和钱宾四之学。对于西学，他强调思辨哲学，喜爱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推崇莎士比亚和契诃夫。

高渊：也就是说，他不是系统地给你们上课？

胡晓明：不算系统，而是根据他最有心得、最得受用、最切近他性情的东西来讲。他不喜欢单纯讲艺术和美学，注重思想优先，讲究思维方式。

而且，先生从来不讲“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话。因为第一，他觉得这只是口号；其次，文化要超越时代，思想家不是批评家，不仅要盯住现实问题，还要回应现实背后更大的问题。他是一个为思想而生，也是为思想而累的人。他跟我讨论过的问题，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

高渊：先生曾说你是“较得他真传的弟子”，你觉得具体得了哪些真传？

胡晓明：今天回想起来，从先生那里所得比较重要的有三点。首先是为现代中国思想问题而读书治学。正因如此，我心中的古典是活在当代的。受先生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的引导与熏陶，自觉不自觉地，不单纯为知识而学习，而更为思想而学习。中国文学不是一个知识的对象，更是一个思想的对象、当代的对象。

其次，先生一生有几次大的变化，我亲历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次，就是从反传统到不反传统。从80年代的《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到90年代的《关于“五四”答客问》，先生对“五四”的看法变了，对传统的看法也变了。一个“五四”之子，晚年回归中国文化的认同。我把这个看作是严复、王国维、李叔同等人从西学到中学的回归一样的世纪之谜。

还有，先生的思维方式里最大的特色，就是独立思维、复杂思维、区分思维、辩证思维。对一个问题，他永远不会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哪怕是一个人人都接受的观点，他也要不断提出疑问。我深受其影响，喜欢复杂思维，不喜欢黑白二分。说到底，对人的理性能力，有确然的相信，但也有深深的怀疑。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挖几个层次，尤其是那些大家公认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