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世界化”的过程思考中国翼兽的萌生

一、前言

两河流域信仰的基础奠基于苏美尔，但在长久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不同族群的理解和形象再创造。根据现有的出土资料，苏美尔时期诸神造型未见带翅膀的形象。但是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建立阿卡德帝国的东闪族以及建立拉尔萨和巴比伦的西闪族亚摩利人，都开始用翅膀直接表达诸神生活在天上的意思。与此同时，也有几个翼兽造型固定下来，主要是翼狮和翼牛。

中国翼兽造型在汉代之前很少见，两汉时期大量出现，魏晋南北朝至唐均常见。目前关于翼兽形像传入中国的时间，学界基本有共识：春秋晚期战国至汉代；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波斯、中亚以及草原地区的斯基泰人中，“格里芬”形像颇流行，从此而传入中国。

但是笔者认为，华西地区更早知道外地有翼兽这种形象，且最早的传入迹象可溯源至殷商时期。此问题实有世界文化史的意义，是历史走向世界化的指标之一。中国文明消化、内在化翼兽形象的过程源远流长，而且战国、秦汉并不是接触他们的最早时代。翼兽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故事历时长久，包含几个不同的阶段。前文所述斯基泰人，只是到公元前第一千纪时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且成为草原地带东、西文化的联络者。因为斯基泰人已有半定居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且数次建立过国家，所以保留有较丰富的考古资料。但是历史走向世界化的时代并非从斯基泰才开始，而应溯源至公元前第二千纪，即驾马战车技术涵盖整个古文明世界之际，这也是中国接触翼兽最早的阶段。

因此，本文拟从这个角度，重新观察中国最早的翼兽，并思考与其相关的历史大背景。当然，第二千纪草原地带考古资料不足，所能看到的只是零星出土的器物，其之间似蜘蛛网般的东、西交流只是虚线的交错。因此下文将汇整资料的碎片，阐明几种趋势和可能性。

二、公元前第二千纪：

历史走向世界化

（一）马政、马商与远地文化交流

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不仅全面传承各种翼狮、翼牛的形象，还包括大量建筑这类大型石刻，并广泛影响其他国家都城、宫殿的建筑风格。循着中亚述、新亚述帝国的势力扩展，至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除了两河流域外，翼狮、翼牛的形象另多见于埃兰及后来波斯的造型中。同时，通过亚述马匹和铁料贸易的路线又传至高加索山脉和里海地带。

郭沫若先生在商代青铜器上发现一些与巴比伦艺术类似的构图。笔者观察认为：这种“类似”其实既像又不像。并不是各文化之间相互熟谙或互相模仿的结果，更像是互相“听说”，道听途说式地传播。这是斯基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交往尚未形成之前，东、西方已有着共同的中介和跨文化的背景，并经过非直接地交流，用本身文化的素材来创作似乎带有异域风味的奇特造型。

商时期跨文化共同背景的关键指标，乃是驾马技术。1957年在高加索亚美尼亚塞凡（Sevan）湖边的鲁查申（Lchashen）村发现公元前16—15世纪随葬马车的陵墓遗址，因为双轮马车结构与殷商马车相同，从而形成学界对早期东、西交流的认识。东方殷周和西方高加索及两河流域的马车有同源关系，都源自中亚草原，向东和西两边扩散。因此，年代颇为接近的鲁查申遗址马车和殷墟马车才会如此相似，两者都代表当时亚洲马车的基本形态，反映了东方和西方马车起源的共同背景和传入状况。这一背景即从公元前第二千纪起，得益于马匹驯化和马政的兴起，“游战族群”（nomads）开始登上“从里海到日本海”的广大亚洲草原的历史舞台，在各东、西文明之间扮演着极关键的联络者作用。从人类掌握驾马技术起，原本各地相对独立的历史才逐渐转变为互相沟通的世界史。因这种历史世界化的背景，西亚、中亚、东亚艺术造型也开始出现共同之处，代表其时各地文化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同时，少量可见远地器物的流动，以及制造文化因素混杂的形象。

据亚述文献记载，公元前13世纪以来，从凡（Van）湖、尔米亚（Urmiya）湖到高加索亚美尼亚山脉（亚拉拉特Ararat两座主峰），以及往里海的方向有Nairi（那夷立）族群军事联盟，专门从事练马及马政，并卖马给亚述和其他国家。公元前9世纪，那夷立联盟发展到Biaina（乌拉尔图Urartu）王国，其主要经济依然是马匹和铁料的贸易。当时乌拉尔图的马质量优良，所以亚述、米底、波斯历来都努力合并乌拉尔图王国，以亲自掌握西亚地区的马政及马商。

高加索高原的练马技术显然与其靠近里海草原有关。他们与草原地带有频繁的人群流动和技术交流。因此，从马商贸易的角度思考，那夷立族群有足够条件成为亚述与中亚草原地带之间认识的桥梁。同时，笔者赞成学界假设，在两河流域翼兽母题传到黑海、里海及亚洲草原的过程中，高加索地带及那夷立族群具关键作用。鲁金科（S.J.Rudenko）等学者运用年代学和图像学的方法证明，亚洲草原及阿尔泰山区的狮鹫造型，很多是经过高加索的乌拉尔图传入，并源自亚述文化。

鲁查申遗址所在之地正好是那夷立族群活动范围，鲁查申遗址的年代比亚述文献有关于那夷立族群的记载早200─300年而已。因此不能排除鲁查申遗址的人群与后来建立乌拉尔图王国的那夷立族群有祖宗关系，至少二者的区域范围相同。因此，从马政的角度出发，还可以获得更多考古证据来支持前文所提鲁金科等学者的假设，即那夷立等高加索族群，确实在西亚和亚洲草原地区之间，曾经扮演桥梁角色。

中国对于西亚文化的认识应该也是通过里海地带传达中亚、东亚草原，最后一路传到中国地区。比如说，公元前16世纪占领巴比伦的加喜特人（Kassite）是练马族群，学界讨论他们的发祥地可能是里海以东的草原地带，南下到两河流域时带来了马车技术，犹如殷商王族把马车技术带到中国；加喜特人因为统治巴比伦而全面接受当地语言和文化，但同时为了输入马匹而仍然同自己的发祥地保持密切关系，由此巴比伦文化自然影响了中亚草原地带。同时从东亚的角度来看，殷商王族是另一种练马族群，亚洲草原也是其族团成员的发祥地之一。对于安阳殷墟的统治者而言，他们也离不开马匹自然生活的区域——草原。所以殷商时期，通过甲骨文所提到的“马羌”等人群从草原地带输入马匹。经由这种生意网络，草原上的讯息也传入殷商腹地。

（二）殷周之际世界史转折的时代大背景

就公元前二、一千纪之交的时代背景来说，当时西亚地区进入所谓“青铜时代陷落阶段”（Late Bronze Age collapse），中巴比仑帝国加喜特王朝没落，中亚述、埃兰短暂兴衰，同时有很多游战族群活动于两河流域之北，其中大部分后来被同化，没有建立国家，只有少数建立了国家（包括那夷立族群在内）。在族群流动背景下，两河流域的文化形象可在较广泛的区域内零星见到，包括向东远传到伊朗山脉及里海以东的大区域。比如说，乌拉尔图艺术中留下有加喜特巴比伦文化的形象，同时前文提及的那夷立族群文化对阿尔泰地区斯基泰人的文化可能有影响，当时亚洲南草原从黑海到日本海，都可以看到相近的兵器和装饰造型，包括相当于殷周时期的中国东北出现一些造型，其构图也与高加索那夷立族群的艺术类似。这种“类似”也是既像又不像，皆为在共同大背景下形成的造型。

公元前13－11世纪，在西亚青铜时代陷落的同时，东亚地区也经历了区域势力的变化兴衰，以及政权重建之事。首先殷王武丁军队引起大中原地区的震荡以及诸国历史地图的重建，接着历史进入殷商王国的兴衰过程。在康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上半叶）短暂中兴之后，殷商进入势力衰落、国家崩溃时期。与此同时，其西部边缘黄河中游地区的经济却愈来愈坚强。传世文献保留有相关记载，描述“西伯”（文王）时期周经济兴盛、百姓生活富有。在殷商末期，周国因掌握通商要道而富强，并由此逐步扩展己方政权的势力。在这种商业要道中，掌握马匹贸易是周人致富的关键。（周之后，秦人也因此地理位置而获得优势）。夏含夷先生发现，周人的马车不是继承殷墟的马车，而属于另一种技术传统。这是因为，殷商王族入侵中原之后，自己没有进一步发展驾马技术，反而慢慢改成由甘肃陕西方向引入马匹。居于陕西的周人有更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从“西戎”、“马羌”等族群的手里交换马匹，便从他们学会与殷商不同更加进步的技术，以建设战车部队、训练兵员，最后领军反抗殷商。西北的马商路线遂成为主流，并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

就在西亚“青铜时代陷落”和东亚西北马政势力走强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境内第一次看到四肢哺乳动物有翅膀的造型。

三、中国最早的翼兽形象

及其年代考

目前中国境内所见最早疑似加翼的动物造型，见于殷商晚期、周初青铜礼器上。其中一件出自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三件出自关中地区殷末周初的墓葬里。（见图1）；三件见于关中地区殷末周初的墓葬里，是宝鸡石鼓山墓和西安张家坡墓出土带小翼的牺尊（羚尊，见图5、图6）。

关于三星堆文化绝对年代问题，虽然发掘中测了几样碳十四，但是因为地下水环境中富含碳酸钙等古老的碳，数据都表现偏老和异常颠倒，不能直接用来定年；也没有其他确凿无疑的标准，因此学界有很多辩论。此外，无论是三星堆祭祀坑还是关中地区出殷末周初墓的青铜器，其塑造的年代和埋藏的年代都会有落差。讨论这几件青铜器的形象和其历史背景之前，我们需要尝试厘清其塑造的年代。

（一）三星堆第二庙像设的独角翼尾马铜坛座

三星堆遗址从1980年起至今数次发掘，都发现过大型建筑，其中也有结构上类似大型庙者，可是庙里并没有发现神像和其他陈设。曾摆在庙里的像设，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全部被仪式性地埋葬，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应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两个祭祀坑内的器物原是国家神庙的“成套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礼用品。这意味着祭祀坑里所出器物，都不是专门为埋葬而制造，其在被埋之前已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陈列和使用。所以，器物制作的年代早于祭祀坑的年代，而且依礼器的形貌来判断，制造时间有早有晚。

发掘报告将三星堆文化分四期。就埋葬年代而言，将一号祭祀坑视为三星堆文化三期晚段，相当于殷墟一、二期；而将二号祭祀坑视为三星堆文化四期，相对不早于殷墟三期或晚到殷墟四期。至于两个坑中被埋葬礼器的制造年代来说，一号坑里有很多早于三星堆一、二期甚至更早的器物，即制造年代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早中期；而二号坑里大部分器物制造年代不早于三星堆三期，即限于公元前14—前12世纪内。换言之，大部分二号祭祀坑埋葬的礼器，在一号坑埋葬时才制造。这种情况使我们思考，一号祭祀坑埋葬神庙礼器之事，代表三星堆神权的大变革，两个坑代表早晚不同的神权国家，故属于不同主庙神像及礼器。换句话说，我们也许可以将一号祭祀坑的礼器称为“第一庙像设”，而二号祭祀坑的礼器称为“第二庙像设”。

至于绝对年代，虽然用碳化植物标本来测年，出现很多无规律的误差，但确可以抽出一些核心数据表现相对有规律的误差系数。笔者通过参照川西地区战国西汉墓葬的情况，评估该地区碳化植物标本老化系数约10%—16%，通过中位数字以10%—16%校正（见表1），得出中位数据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13世纪初期，所反映的年代范围与大部分器物的制造年代吻合，且年代下限与发掘者判断三星堆三期时代也基本吻合，可用来补证。第一庙像设应该在公元前13世纪初被埋葬，大致符合盘龙城六、七期和殷墟一、二期之际，在历史上或相当于殷王武丁大规模战事所造成大区域诸国震动的时代。

第二庙像设制造年代的上限应与第一庙像设埋葬的年代大致相同，其下限则可能与制造成都金沙礼器的年代大体相同。至于三星堆文化最晚阶段和第二号坑埋葬的时间，或许可以参照东城发掘区的数据。从表2数据范围来看，可以旁证发掘者的看法，第二庙像设所代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二期后段到殷墟三、四期，大体有200年左右的时间范围陈列和使用在神庙里。大部分礼器的制造时间应在公元前13—前12世纪，而埋葬时期应不早于公元前12世纪晚段，或晚至公元前11—前10世纪黄河地带周代殷政时期。

（二）关中地区出土三件翼羚铜尊的年代问题

关中地区的三件翼兽铜尊中，两件出自石鼓山M4墓（M4：212；M4：214，见图5-1、图5-2），一件出自张家坡M163墓（M163：33，见图6-1），后者还刻有短铭文，据此称为“邓仲尊”。三件铜尊的造型都貌似羚羊，故笔者称为“羚尊”。关于这三件羚尊的年代和文化属性，一方面可以参考碳十四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对照其他青铜器风格。

石鼓山M4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133±56BC；张家坡M163号墓，碳十四测年结果与前者完全一致，为1124±112BC，都相当于殷商晚期。但从出土器物的风格来看，张家坡M163明显晚于石鼓山M4。石鼓山M4所出土的随葬器大都符合殷末风格，但张家坡M163只有部分随葬器风格符合殷末时期。其余随葬品年代应该落于殷商末期（如掔父辛卣盖等）至西周早、中期交界年代，即约公元前12─前10世纪。不过，张家坡测年结果偏老的原因很容易理解：石鼓山测年标本是鼎里的炭灰，测年的准确性高；张家坡测年标本是用大树做的椁板，制造椁板的树木年龄影响碳十四测年偏老，墓葬实际年代应晚百余年。但是张家坡M163随葬的部分青铜器年代较早，我们认为，邓仲尊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三件羚尊的创作年代应该相差不远，甚至三者之间可能有密切关系。换言之，石鼓山的两件羚尊年代应该与该墓测年的年代基本一致，而邓仲羚尊制造年代应也差不多，即在公元前12世纪末或公元前11世纪初。就邓仲羚尊的风格来看，其也符合殷末周初时期，经过铭文的对照也可知，其内容和字型都相当于殷商或周初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以邓仲羚尊的年代早于墓葬年代，而接近石鼓山M4羚尊。张家坡M163除了这一件羚尊外，还出土了一件羚尊盖M163：43，尺寸比M163：33略小一点，尊器已遗失（见图6-2）。这说明，张家坡的羚尊原本与石鼓山一样，也是成对制造的两件。

除了这两对羚尊外，伦敦戴迪野行（London Galerie Christian Deyrier）收藏一件尺寸更小的羚尊，整体器型与石鼓山的两件特别相似，应该代表时代接近的同一家铜匠的工艺（见图6-3）。不过，其器壁上没有刻纹也没有小翅膀。这一件羚尊上的“亚此”族徽表明这是殷商王族族团某个家族的器物。而亚此族徽自西周早期以来就不再看到，所以这一件羚尊能补正其他羚尊的制造年代差不多于殷商末年。

（三）小结

上述分析显明，三星堆第二庙礼器与关中出土三件翼羚尊的制造年代相近，大约公元前12世纪前后，应该晚于殷商武丁时代，早于周成王时代。

就中国所出最早翼兽的时代背景而言，三星堆一件独角尾翼马和关中三件翼羚的塑造时代，大致相当于西亚所谓“青铜时代陷落”时期，也相当于殷商在东亚的势力从迅速引起很多古国的震荡，到走向没落的转变，而且由于依靠马政等远程贸易的缘故，使得华西地区的势力走强。这时候，一方面西亚巴比伦、亚述文化形象，经过北方流动族群扩散到较广的区域，包括中亚草原；另一方面，东亚之西域发展马商，以增加与草原地带交流。虽然考古资料很零碎，使我们无从精确了解两河流域造型题材的影响范围，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翼兽的出现，视其为可溯源于西亚的间接远程传播见证物。

因为翼兽这一题材不是中国文化内在发展的结果，故不可否定其受到了远方来的影响。不过，这些“翼兽”与同时期西亚翼兽的相似程度，大致相当于郭沫若所论述的殷商器物与巴比伦造型的相似之处，既稍微像，又不像，应是本土工匠塑造略有远域趣味的造型。这些“翼兽”造型相当独特，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大传统，但其在独特时空背景产生的形象，使我们思考历史走向世界化的迹象。

四、独角翼马和三件翼羚

的翅膀形状暨时空背景

（一）三星堆二庙像设中独角翼马铜坛座

在先蜀文明遗存中，三星堆第二庙器物的风格最独特和多样，既有巨大的礼器，亦有非常小的礼器，形状自由而复杂，包括独有的巨大人像、神树（扶桑）、神殿、神坛等最特殊的青铜器，其面相造型也颇为多样，数量及种类远比第一庙更丰富。礼器的造型和纹饰自由发展及搭配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的宗教艺术母题，并且包含一些首见的创作。可见，第二庙所处时代正是三星堆文化巨大创新及最后高潮的发展阶段。

仔细观察，在第二庙像设的礼器中，亦有些似乎源自远地的主题。比如说，扶桑神树造型，一方面，其造型与扶桑神话颇为吻合：神树枝上有九只小鸟休息，好像九日的形象，象征第十只飞走了正翱翔而使天空明亮，剩下的九只将轮流代替它；另一方面，商文明本身没有塑造扶桑形的礼器，而且三星堆一号大型扶桑造型（K22：94）蕴含着东亚传统未见过的含意：神树下有一条龙开口，似乎备于吞日，即第十只鸟晚上回来时，先进入龙口，黑夜在龙的身体里死亡，只到了丹霞另一只起飞时，神龙吐它再生而坐在扶桑树枝上。虽然这种形象与商文明将神龙的身体视为死生信道的功能并不相抵触，但在东亚造型和神话中，却未见龙在地下吞日的形象。龙在夜间吞日的信仰反而见于距离很远的古埃及和古印度文化中。我们很难考虑古埃及对三星堆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不能排除古印度文化的影响。

在印度文明信仰中，在水与天之交界处有龙吞日以不让它发光的形象，并且这意味着龙有凶恶力量可以不吐出日，以造成天地灾祸，因此在后期吠陀文化中因陀罗神王骑白马而杀龙。这种形象迄今仍留传在中亚和北亚族群一些神话中；而在亚太地区的神话里，这类形象还包含长在海边的大树，西边落日入海后，经过龙或大鱼而上升到日树。三星堆第二庙像设曾有几套扶桑神树铜礼器，但其中只有一号大型扶桑才在根部有龙，这或许说明，夕阳进入龙口并非固定的典范形象；而且，当然在非中国的神话和造型中只能见到一个太阳，而三星堆的神树造型，确实是符合扶桑十日的信仰，只有根部的神龙，或许蕴含着西来的影响。

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晚段的（所谓Cemetery H Culture）发展脉络来看：公元前第二千纪，年代与长江中游盘龙城的势力扩大同时，印度河流域聚落越来越集中且向东边扩展，而农业也转变成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从此可以看出，此时印度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呈现增加的趋势。稻作亦发达的三星堆文化所在的成都平原，通过山间东西向及南北向的通道（包括后来所谓“蜀身毒道”等古道），跨越横断山脉，与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均有可以来往的交通线。因距离远、路线复杂，早晚来往一直不甚多，属于经过漫长中转的传播关系。不过，自公元前13世纪以来，在整个亚洲族群迁移大事件背景下，确实有些印度文明的形象开始传入长江流域。

除了扶桑神树外，三星堆第二庙的铜神坛造型似乎也表现出本土文化、商文化和远地西来文化素材的混合形象。神坛上有很多变形的龙纹、夔纹是商文明的主要母题；坛上的老鹰是长江中上游都遵守的崇拜对象；人形的神像虽然包含长江中下游的信仰元素，但最后是在三星堆文化成型的形象。上述造型母题及特征，在第一庙像设中已存在，但是原来未曾见过的、最独特的部分是双神兽的坛座。坛座上的两个神兽造型蕴含几种动物的特征：头部下颏下勾形的纹饰或许像公山羊胡，但其他部位都不像羊。蹄、尾反而非常像马蹄和马尾，整个身体也近似马属动物（马或驴）的形状，可是头顶上却有独角，而在臀部上有一个翅翼向上扬起，神坛在两边置于独角和独翅之上（图1）。这种神兽或可以称为“独角独翼马”。

图1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神坛K2 3 ：296，全残高53.3厘米

在晚期的记载和造型中，独角兽似乎是一种神马，如古希腊克特西亚斯（Ctesias，公元前5—前4世纪）《印度史纪》（Indica）中纪录了印度独角驴的存在，但在较早的造型中，哈拉帕文化晚期的印章上只见独角牛的形象（图2）。从这些印章图案来看，有可能只是因为侧面造型，而导致只有一角的映像，但是后来在波斯、亚述等造型中这种形象已明显固定为独角牛（图3）。

图2

造型独角神牛的哈拉帕文化印章，约公元前25世纪：

2-1、2-2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

2- 3、2-4、2-5藏于大英博物馆

图3

3-1. 亚述滚筒印章：尼努尔塔神与一对翼牛；

3-2. 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大帝皇宫楼梯石刻，西元前530年

三星堆独角兽不像牛反而像马属动物，除了向西南有进入印度河流域的通道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向西北经过甘肃或青海，亦通到中亚及草原地带的道路。秦岭间“古蜀道”，是经陇上江南、白龙江（长江上游二级支流）自甘肃进入成都平原西北角的阴平道。通过蜀道，向北可以经渭河上游到兰州盆地及河西走廊，或向西北经黄河上游、青海、新疆，一路到中亚。这都是青铜时代练马族群频繁活动的大地。

中国陇北、陕北、蒙北草原边缘地带，从公元前第二千纪初的遗址中偶尔开始出现马骨，但是马政交通网络只从殷周起才扩展到黄河流域，因此长江流域包括成都平原的人们在殷王武丁之前很难知道马，更不可能做似马的造型。这一点也能够旁证，三星堆第二庙礼器的制造年代，应不会早于公元前第13世纪，其中部分可能晚到公元前第12世纪初才制造。不过，殷周以来中亚文化因素，通过上述路线，在漫长的岁月里，陆陆续续传入蜀地。三星堆第二庙似翼马的神兽，可以视为在此路途上所见到早期的草原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并没有发现马骨，但是因为殷周时期，秦岭间的“古蜀道”把蜀地连接到马商的交通网络，由此人们已知道，山外有马这种坚强、厉害的动物。

可能因上述时空背景，三星堆第二庙神坛形状，除了先蜀文明和商文明的形象外，还蕴含着可能源自印度的独角兽，以及殷人所带来源自亚洲草原马的形象。三星堆第二庙神人像，头上有独角兽首，从形状来看，与神坛的是同一种怪马神兽，两个耳朵之间的独角很明显，但只有首部，所以有无翅膀不能看到（图4-5）。至于神坛座之怪马被发掘报告称为“翅翼”的部位，或许可以考虑通过草原源自西亚翼兽形象等非常多元的素材。不过，仔细观察怪马似翅翼的部位，首先其有符合商文明的夔形；类似的“夔翼”见于宝鸡眉县窖藏出土铜镈虎形的扉棱上（图4-6）。其次只有单独一个而不成对，且从臀部扬起，故或像扬起的第二个尾巴。三星堆第二庙礼器中有几件马蹄怪兽（图4-1、图4-2、图4-3），其中一件保存相对完整，头部像鹿并保有残断的鹿角，四足有马蹄，臀部有两个尾巴，一个尾巴像马尾，一个向上卷起，这种动作均代表猫科或犬科动物（图4-1）。双尾怪兽与神坛座的怪兽比较，有一定相似之处。或许翼兽形象传播到成都平原后，在三星堆人的造型中，改变成为带夔形尾翼的独角怪马，是属于三星堆独特风格的造型。

图4

4-1至4-5为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怪兽：4-1. K2 3：193-10怪兽，高4厘米、长7.8厘米；4-2. K2 3：193-7鹿头，高2.4厘米；4-3. K2 3 ：193-14怪兽马蹄，高8.1厘米、长11.7厘米；4-4. K2 3：193-62怪兽耳，高12厘米、宽4.6厘 米；4-5. K2 3 ：264兽首冠神人像，全残高40.2厘米。4-6. 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西周中期的铜镈（独角夔翼虎形的扉棱单元）

（二）关中贵族墓翼羚铜尊

关中地区的三件翼羚铜尊（图5、图6），也算是在特殊时空背景下产生的独特宝物，蕴含着异于商周礼器发展大脉络的特点。三件羚尊的造型，头上有两对形状不同的角使我们考虑印度四角羚为原型（图5-3），不过一对大型角的形状与商时期常见龙的角相似，一对小角从大角勾起来，器物的全身刻有夔龙饕餮纹，而四脚都有像猫科动物的爪。张家坡的羚尊身上还有三条龙，两边有龙形扉棱，器盖上有鸟形耳。石鼓山两件器物的后部双侧都有凤纹，M4：212的后腿才有羚羊腿的特征。我们很难确定古人是否将这些器物视为羚羊的造型，这实际上是一种龙、凤、虎、羚羊造型混合的神兽，而且这三件神兽在两侧都有很小的翅膀。

图5

5-1. 宝鸡石鼓山M4出土的羚尊M4：212（包括照片、拓片及线图），通高41.5厘米、通长43.3厘 米、宽13.2厘米、重7.85千克；

5-2. M4：214（照 片）通高32.3厘米、通长31.1厘米、宽9.5厘米、 重 4.65 千克；

5-3. 印度四角羚羊（Tetracerusquadricornis）的头部

图6

6-1. 张家坡M163出土的羚尊M163：33，通高39.9厘米、通长40.5厘米、壁厚0.3厘米；盖高12.7厘米、长12.5厘米、宽9.5厘米；

6-2. M163：43羚尊盖，通高11.8厘米；

6-3. 伦敦戴迪野行收藏羚尊，通高21.1厘米、通长24厘米

观察三件器物的造型技术及风格可见：它们都体现了殷商时期长江地区所谓南方青铜礼器的风格和技术，可能是由掌握这种技术的工匠制作的。全身有商时代传统的夔纹和凤纹，整个器物形状类似于江西、湖南（当时可能是虎国文化）流行的兽形铜尊，而且湖南地区恰好流行制造两两成对的神兽铜尊，如成对羊尊、水牛尊、虎食人卣等。此外，张家坡羚尊盖耳上有小鸟，这也与湘赣出土的豕尊、虎尊的做法一致（图7-1、图7-2）。这种风格的礼器循着汉江和秦岭古道传到关中地区，影响了先周及周初宝鸡、周原地区的多元青铜器风格。类似风格又见于晋侯墓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孔雀尊。孔雀尊在较短的孔雀翎之下，鸟臎变形为大象头，而象鼻另似鸟尾下垂，均是南方动物形象。（图7-3）

图7

7-1. 湘潭县出土殷商时期铜豕尊的线图，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7-2. 新淦祭祀坑出土伏鸟双尾铜虎的线图，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7-3. 晋侯墓114：210孔雀尊

在与关中地区交错的马商路线上，可以看到先周时期黄河流域与草原地区的文化往来。不过，羚尊在江南青铜艺术脉络中也表现出独特形貌。首先，这种似羚羊的造型颇为罕见。一般的羚羊是山岭或疏林地带的动物，秦岭、巴山、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古代为多种羚羊的自然分布区，不过四角羚生活在湿润亚热带丛林中，中南半岛、印度、中国西南部，中国早期考古遗址发现过羚羊骨头，较多分布于华西地区，所以这种形象的区域来源应在秦岭的南侧。因这种造型，我们又可以考虑古蜀道的路线包括从成都平原到宝鸡及关中地区。考古资料表明，此交通线在新石器中晚期已可看到初步的迹象。后来，大约与西周同时及以降的巴与蜀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道路，由此远地之间的关系也产生贸易、战争、经济与政治上的重要需求。

不过，关中出土三件神奇的羚羊都有翅膀。这在商周艺术中见不到，后来也并不流行，带翼的造型并非秦岭本土产生，也不能从南方学到，依然牵涉到草原、中亚来的远风。

关中地区自然是秦岭与草原之间的核心区，而且从殷商以来，关中地区经济与政治文化发展根本离不开马商的交通网。就陕西所出土先周文化遗址来看，此地贵族有浓厚南与北、东与西混合的因素。那些在靠近秦岭北麓、宝鸡地区定居的族团，逐步发展出一种混合经济形态。一方面，由于宝鸡等地紧邻南下路线，经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等，他们与汉中及南方汉江流域发生交流，从南方农人那里吸收到许多先进的农耕技术，奠定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生活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周边山地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间的联络者，利用其地理位置发展商业。也就是说，周室依靠其在远程贸易网络中的核心位置，获得势力，又经过两百余年与殷商王族的通婚，最终形成大的势力，得以克服殷室。周文化形成的区域恰位于很多文化来往及商业要道的交接之处，包括通过渭河上游、河西走廊以及黄河中上游通到亚洲草原地带，又包括通过秦岭褒斜道、陈仓、金牛道、米仓等古道通到成都平原先蜀文明之地，还包括通过汉江路线通到楚地，以及包括通过渭河到三门峡而进入东部宽阔平中之地。

这些众多来往的网络上，黄河水系为马商通道，靠近黄河南下或在其有水路连接的地方，殷商、先周时期增加了人群定居和活动据点。迄今在秦晋地区已发现很多殷商时期遗址，如陕西的李家崖、碾子坡、朱马嘴、辛庄、王家嘴、贺家、高家村、纸坊头、郑家坡、沣西，山西的下辛角、城关、庞村、高红、八亩垣、曹家垣、后兰家沟、二郎坡、贺家坪、义牒镇、褚家峪、圪堵坪、桃花者，等等。虽然这些遗址发掘不足，但在少量经过发掘的遗址中，兽骨中普遍发现有马骨。笔者认为，这其中有不少是因马商经济而发展起来的聚落，从殷商晚期以来，黄河中游的河道网络发展成马商贸易路线的核心区域。

与此同时，通过草原的传播作用，远地西亚文化的器物和素材也偶尔出现在黄河流域的遗址上，如靠近黄河东岸山西柳林县高红村八亩垣遗址出土的“靴型器”（图8-1）。这种器型在商周等东亚文化中都未曾见到，是典型的赫梯人的“神靴”造型。

图8

8-1. 山西柳林县高红村八亩垣遗址出土铜靴形器，高6.3厘米、筒口径1.3厘米、脚长4.1厘米、宽 1.1厘米，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

8-2. 赫梯古都卡内什（Kanesh）出土公元前19世纪赫梯王靴形酒杯，现藏于安卡拉安那托利亚文明博物馆（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Ankara）

在赫梯文明里，这种靴型并非普通人所穿，而是崇拜神或帝王的神靴，如赫梯首都哈图沙（Hattusa）城墙上雕刻的十二位保护神的脚上就穿着这种靴（图9-1）。在赫梯文化中，也用这种靴型制造奉献的酒杯或其他礼器（图8-2）。公元前第二千纪初建立的赫梯王国，在公元前15—前12世纪成为西亚地区军权势力特别强的上古帝国（图9-2），对周围地区，包括中亚及草原地带都有影响。到了公元前12世纪，赫梯帝国崩溃是“青铜时代陷落”的主要迹象，当时帝国势力分裂及扩散，但仍有很多小国家在继续传承赫梯文化和神像造型（图9-3、图9-4）。黄河流域出土奉献性的赫梯铜靴的年代，相当于赫梯帝国进入分裂的历史阶段。在现有的资料中，这是最东边发现的赫梯文化的器型，代表当时已有人群能把西亚文化的礼器远程带到东亚黄河中游。在此背景上，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此地出土神兽造型中出现几件带翼的神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