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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与引领——董其昌与明末清初画坛

Image 2020-08-02

文/凌利中

  晚明杰出的上海籍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集前人之大成,融会贯通,洞察时弊,及时且明智地提出划分“南北宗”的画学审美观,并在实践中加以充分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又一高峰。董氏拈出“笔墨”论,昭示“笔性”论,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亦造就了其于画史上自出机杼、承上启下的重大历史意义。

  【明】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二 上海博物馆藏

  【明】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六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所处的明末画坛,面临并需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四大问题:一是反思吴门画派及其后续的局限;二为总结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需摆脱史无前例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冲击;四是需从艺术史发展高度梳理前代画史,并寻求出超越的理论。尽管此时“吴门画派”之深厚传统,依然是一个重要渊源,但客观上,诸遗民画家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对董其昌画学思想的继承,并造就了以八大、王原祁、石涛、吴历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家,达到了又一高峰。无论是以集传统之大成、注重在笔墨中实现心境与表现的四王(如本展中王原祁《仿高克恭云山图》轴),还是“搜尽奇峰打草稿”、注重以天地为师的石涛、弘仁(如本展《新安六家山水图》卷),以及金陵诸家等,大都是对“笔墨论”各取所需式的个性化演绎与创造。如龚贤发展了董氏积墨法(如本展《木叶丹黄图》轴);恽寿平疏简了董氏笔墨,笔性高洁,空灵高逸(如本展《仿古山水图》册“毗陵半园唐氏所藏董宗伯小册”);吴历亲受王时敏指导得南宗正脉,又融以实境另辟蹊径等等(如本展《湖天春色图》轴)。

  本文欲指出的一个画史现象,即明末清初之画坛,无论是吴门、松江、娄东、新安,还是金陵、武林、姑孰等地,在时局动荡的朝代更替之际,随着遗民间往来更为密切,涌现出各画派互动之潮流。这种现象肇自晚明,如:浙派健将金陵画家蒋嵩之子蒋乾弃乃父画风不顾,全以吴门画风为宗;而吴门张宏却受金陵画家影响,欲以实境改造纤弱笔墨,作品亦有为董其昌入目鉴赏者。这种趋势至清初可谓更为突出,若追溯各家各派之传统渊源,多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情形。

  与张宏类似的吴门画家沈颢,所作山水尤得沈周隽永笔法,自称“家石翁”,为吴门后续中坚。据其自述,万历三十七年(1609),与陈继儒拜访于董氏宝鼎斋,时受画艺教诲(题陈继儒《山川出云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晚年又专注整理画理。其题跋中透露极多,如曾聆听董其昌畅谈古代笔法,并作记录:“北苑、巨然,善用浑墨、积墨、飞墨、焦墨、破(墨)五种家法。”(同上),又如顺治十八年(1661)题叶欣《山水图》册:“玄宰谓予王右丞有韵文无声诗,直从禅悟中来,七破蒲团,不独人功诣极也。故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竟空隔阴之迷,渲墨吮毫,政其养摄圣胎处也。”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董氏画学史料,其情形如冒襄(1611—1693)康熙十九年(1680)《行书董其昌画旨》册、高士奇题董氏《山水画稿》册,两册皆属传世较早的节录《画旨》墨迹。

  对新安画派影响极大者倪瓒,以及在融合黄山实景渐成风尚过程中,往来于吴门、新安间的詹景凤,嘉定程嘉燧(1565—1643)无疑亦甚为重要。程氏原籍歙县,侨居嘉定,早年受吴门画风影响颇深,与沈周凝练磊落之笔性尤合,此后其上溯倪瓒,参融黄山实境,形成了劲健简括、气象清疏之风格,亦为受董氏影响者之一。

  孟阳于倪氏画作多有收藏,且时有透露:“倪云林画似陶韦诗,所谓淡而味深,雘而实腴,今人罕知其妙。余家藏《霜林远岫》《秋溪迭嶂》,皆第一神逸名迹。”(崇祯三年(1630)《仿倪山水图》扇,上海博物馆藏)程氏少时,董其昌曾过其家“索观倪云林《霜林远岫》”(《偈庵集》卷二),更是引以得意。程氏与黄山,可谓乡缘、画缘兼有之。据《十百斋书画录》录其《方舟话雨图》页透露:崇祯十四年(1641),程氏游黄山,自桐庐至榆村,宿新店,下富阳。其作品,身后已为清初新安画家关注,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郑旼《高冈远眺图》页(上海博物馆藏)“尝见程孟阳……偶然摹此,神理不隔,不觉与萧君尺木(萧云从)长歌朗发”。倪瓒与黄山,系新安画家艺术两大源泉。程氏之画风与画学追求,于彼时彼地能得到共鸣,恐非偶然。

  而一生以董其昌画学思想为艺术追求的查士标,于新安画家中颇具代表。其画尤重元人,且为阐述与发扬董氏画学的重要实践者之一。难能可贵的是,查氏不泥于古,于宋元诸家中,找到最为契合自己秉性的小米云山、倪瓒作为生发点,并参融宋元各家,形成了萧疏明洁、简淡清润的独特风格。其逝后不到三年,石涛题于郑旼《仿倪瓒狮子林图》卷(上海博物馆藏)曾评:“余故追思昔时师倪者,渐江名胜,人称独步。梅壑(查士标)、允凝(江注)诸辈犹效之。”可见其沉迷倪瓒,推动了清初新安画家的风气。

  又如武林蓝瑛,早年亦受董其昌影响,如其29岁所作《溪山秋色图》卷(天津博物馆藏)。中年后,通过广泛交游,如杨文骢、孙克弘等,尤于诸鉴藏大家如张觐宸等处观宋元名画极多(其题跋透露很多),遂上溯宋元,尤于黄公望情有独钟,自谓学之“四十余年”(《仿大痴山水图》卷,尤伦斯夫妇旧藏),终不为董氏画学所囿,兼容南北,自成一家。不仅获陈继儒“谓子久化身作怪”之赏,亦为董其昌认同,曰“笔墨纷飞”(董元行题,同上)。而籍贯会稽,活动于武林的姚允在(1624—1641间有作品),亦为清初画坛互动潮流健将之一。“简叔初学于田叔(蓝瑛),中年笔力过之,名誉大噪”(龚贤题姚氏《仿江参山水图》卷),后流寓秦淮,对金陵诸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与籍贯金陵、寓居吴门的蒋乾形成鲜明对照的云间叶欣,选择金陵作为其艺术探索的滋生蒙养之地,其山水近师姚允在,参以金陵地貌气候,形成了淡远静谧的独特画风。若追溯上述各家渊源,董其昌之身影若隐若现。

  有关董其昌的研究课题,空间十分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难度与复杂性不亚于甚至超越于赵孟頫之相关研究。希冀上博举办的此次董其昌展,及相关学术研讨,能成为董其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倘有可能,甚至可能将其列为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红楼梦》研究),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经典学问之一。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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