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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识千秋:刘贺墓中青铜器上的铭文鉴赏

Image 2020-08-07

中国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铭刻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籀(zhòu,音骤)篆文等。这种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汉代的青铜器已经从以祭祀为主的礼器,转变为以日常生活为主的实用器,其上的铭文从形式、内容到语言、文字,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近期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的青铜器,多有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它们普遍比商周时期的铭文易认易懂,且文字简炼、内涵丰富、刻制娴熟、书写优美,极大地增添了青铜器本身的气韵和品味,再次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西汉社会汉字书写的实物资料。

  1.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难道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yǒu,音酉),真的会出现在西汉的海昏侯墓中?没有错。海昏侯墓中还有一件东周的青铜缶,只不过上面没有铭文,不在本文鉴赏之列。

  在后世的墓葬中发现前世的珍贵物品,这并不奇怪。海昏侯刘贺是一位西汉时期的收藏家、鉴赏家,以他当过帝、王、侯的阅历,见识过宫廷顶极珍玩的眼力,家有千金万贯的财力,以及敢作敢为的魄力,收藏这件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提梁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有隆起的盖子,有弯曲的提梁,有较高的底座,它的文字就铸刻在底座上(图1)。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这件青铜提梁卣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距刘贺当海昏侯时已有1000余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是如何传承的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是铭文中却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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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青铜提梁卣底座铭文初看为三字,细辨为四字,即“子畯父乙”。畯(jùn,音俊),《说文解字》:“农夫也,从田”。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从事管理奴隶耕种的官员。

  “父乙”,粗看似一字,细看确为两字。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而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因为西周时期的贵族们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的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的。

  从铭文中可知,这件用于祭祀的西周青铜提梁卣的第一位主人是子畯,最后一位主人是刘贺。他们相距上千年,人去物在,提梁卣上的各种纹饰以及属于商周时期大篆体的铭文,诉说着时代的沧桑。

  2.“昌邑籍田”青铜鼎

  鼎,是青铜器中的最为重要的礼器,是权力的一种象征。昌邑籍田青铜鼎(图2)的出土,是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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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此鼎出土于东藏椁厨具库南侧,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昌邑。无疑是指昌邑国或昌邑王,证明这件青铜鼎属于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有两代,第一代是刘髆(bó,音搏),在位11年;第二代是刘贺,在位13年。这件青铜鼎似应在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如今北京的先农坛,就是明清两朝皇帝每年清明时节举行“籍田礼”的地方。《左传》说:“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汉书•文帝纪》诏:“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zī,音滋)盛。”看来,此鼎是为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这反映了西汉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取向。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hú,音壶)。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就是说,一斗约2000毫升,这件青铜鼎的容积是10斗,为20000毫升左右。商周时期的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而实用功能增强,于是可以用来盛水、盛酒、盛粮食,久而久之,便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有人错把“容十斗”解读为“容十升”。其实,无论是大篆体还是小篆体,斗与升两字都是有差别的(图3)。在斗与升之间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是汉代的容积单位大大小于今天的容积单位。以斗为例,汉代的一斗只有2000毫升,而现在的一斗却是10000毫升,相差5倍。因此很容易产生认知上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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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换算下来,此鼎净重量不超过现在的24斤。标明此鼎的净重量,一是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二是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家里的青铜鼎不止一件,至少有二件以上。事实上,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同类青铜鼎还有多件(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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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必须指出的是,汉代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而实现国家的高度统一,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郡县和王国,统一境内的度、量、衡。在青铜器鼎、壶、鋗、鉴等器物上,刻铸准确的容积、重量等铭文,使它们成为一个地区度、量、衡的标准器,对于纳粮交税、公平交易,进而实现国家的经济和行政的统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3.“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xuān,音宣)。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此件青铜鋗(图5)敞口,有流,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上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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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昌邑食官。是指昌邑国的食官。在刘贺墓中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有用针刻的“食官”二字。据查,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同庖)人。颜师古注明: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胞人主宰割。他们的分工十分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还会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量。与昌邑籍田青铜鼎相比,容积相同,均为十斗,重量却相差18斤,约合现代的9斤左右,主要是鼎的三足和双耳占去了相当的重量。由此可知,在相同的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这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第一代昌邑王刘髆,是汉武帝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立,第二年为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即昌邑二年。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估计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目前发现的汉代青铜器或漆器铭文中的年代,大体有三种纪年方式,即汉廷纪年、王国纪年与割据政权纪年。汉代从汉武帝开始有了年号,全国使用统一的年号纪年是汉廷纪年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各诸侯王国不但“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而且也有自己的纪年,他们制作的青铜器或漆器铭文一般使用本国纪年。纪年表示的是制作时间或铭刻时间,也有表示转送时间或购买时间的。不过,诸侯国分为王国与侯国,铭文中常见王国纪年,未见侯国使用自己的纪年。这也许是一项重要的制度性规定,只有王国可用自己的纪年,侯国不得僭越。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与上述铭文相差不多,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两 昌邑二年造”(图6)。说明这两件青铜鋗都是同一年制造的,而这件青铜鋗明显偏小,容积只有上件的五分之二,因此,净重量也只有上件的五分之二强。汉代一斤是16两,因此铭文中出现了“十三斤十两”这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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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4.“昌邑宦”银烛定

  在海昏侯墓的不同部位,出土了各式各样的青铜灯具,包括雁鱼灯、连枝灯、豆形灯、釭形灯、行灯等。但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它们有喇叭形圈足,有圆形灯盘,有纺缍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 银烛定 重六斤十四两”(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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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昌邑宦。是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仕也,从宀,从臣。”也就是说,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的,由昌邑国的官员管理着。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

  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从照片上判断,这件器物并非纯银,很可能是银、锌、铅、铜的合金,只不过银的成分相对大一些。

  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人们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说文解字》注:“定,从宀,从正。”“锭,镫也。从金,定声。”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是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定(锭)的标准器型一般由盘、柄、喇叭状足三部分组成,好像一个顶天立地的伞盖。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的燃料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松脂油、煤油、花生油或者其他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豆形灯盘上的支钉,就是用来插烛的。汉代时烛是贵重物品,穷苦的老百姓是点不起烛的,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这是银烛定的净重量。汉代一斤等于十六两,六斤十四两也就是差二两不到七斤,相当于现在的三斤半弱。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图8)。看来,这个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是非常隆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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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在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青铜豆形灯的喇叭形底座,虽然已经残破,但其上有铭文“南昌”二字(图9)。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带有“南昌”字样的器物。但它是否就是指海昏侯国所在的如今南昌地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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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5.“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十二枚,为一套。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共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十枚左右。而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一共有十二枚,是最多、最完整的(图10)。这对于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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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铜环权就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砝码。然而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衡器中并没有天平、砝码、杆秤和秤砣之类的称谓,只把这类器物统称为权、衡,并且“称”与“秤”也常常互用。颜师古注:“锤者,称之权也。”高诱注:“称锤曰权。”《汉书•律历志》说:“谓为锤之形如环也。”这种铜环权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江南地区,而在楚国境内使用较多。秦汉时期全国通行的主要是鼻纽形权,但从出土文物看,在江南以及四川、甘肃等地仍在使用铜环权。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当时有个俗号,叫“肉倍好”。肉,是指整个铜圜;好,是指中间的孔。“肉倍好”是指这种铜环权的圜的厚度是孔径的两倍。《汉书•律历志》说:“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上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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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大刘。是刘贺在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平民百姓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玉印:“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再次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当过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是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的。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量。从图片上观察,这套12枚铜环权可以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现在已知最大铜环权为一斤即16两,而最小铜环权为5铢,与汉五铢钱的重量相等,其余四组推测应当分别为8两(半斤)、4两、1两(24铢)、半两(12铢)。据此判断,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使用它们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中国历代度量衡考》指出:“这种小型权衡器当是伴随着称量货币的通行而大量制造,以供商品交换使用的计量器具。”这就进一步说明,当平民百姓的刘贺,一直热衷于经商赚钱。

  6.“见日之光”青铜镜

  目前所知,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计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图12),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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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旋可辨别8字,为“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中早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见日之光。这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由于有“见日之光”的铭文,这里姑且把它命名为“见日之光”青铜镜,简称“日光镜”。据史料记载,这种“日光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千百年来,许多学者都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无法破解。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才找到答案。原来,所谓透光,不过是一种映象,当研磨镜面时,镜背凹凸的纹饰就会因物理原理产生镜面曲率变形,形成与镜背相应的但肉眼无法看清的起伏纹理,当阳光照在镜面时,那些与镜背相应的起伏纹理便会反射出来,自然放大,产生神奇的效果。

  ——相忘长毋。是“长毋相忘”的倒装句式,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当时的镜工很可能不明其意,颠倒过来刻在范模上,成了倒装句式。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

  这面日光镜的外圈栉齿纹之间也有铭文,从右向左旋,共计32字:“盥絜清而白,事君怨污之,弇明玄锡之,流泽疎,而日忘,美人外,承可兑(悦),靈願永思绝”。大体意思是,生前以清白之身跟随着君子,死后还要像每天洗脸后照镜子一样取悦于君子,永远相思相爱。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一面为31字,一面为24字,与上述铭文大同小异,只不过有多处增字、删字、减句(图13)。在这三面铜镜的铭文中,共同表达的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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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此外,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还有“海”字青铜烙马印(见光明网发拙文《烙马为记:见证古代马政管理的刘贺“海”字大铜印》)。特别是在一套七件的青铜甬钟上,有多处铭文(图14)。由于图片不清,很难辨认,因此这里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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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汉语与汉字,是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传承不息的血脉。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汉字书写在西汉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以往的青铜器铭文,多以铸造为主,刻字为辅;而西汉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却相反,以刻字为主,铸造为辅。除了镜铭是与纹饰一起铸造上去的以外,其他铭文大都是用锋利的刀子雕刻在青铜器上的,而且刀法异常流畅、圆熟、自然、深刻。其实,从书法艺术的源头上看,最早的中国文字就是以刀为笔,刻在甲骨上或石头上的。因此,古代刻出来的字,比铸出来的字或写出来的字,更能体现早期汉字的真实面貌和时代神韵。

  二、西汉时期是汉字书写变化最迅速、最广泛、最活跃的历史阶段,这与国家的统一和强盛、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文化的提升、外族的融冾以及对外征战的胜利,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青铜器上的铭文看,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海昏侯墓青铜器上的“鼎”、“造”、“两”等字,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图15)。特别是镜铭上,常见反书、缺笔、简划、省偏旁、漏字等文字缺陷,几乎没有什么规范。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如“重”和“籍”两字,差别就显而易见(图16)。再如,“大刘”二字在玉印上写的与在铜环权上写的,差别也不小(图17)。有的专家做过统计,汉代铜器铭文中简化的方式主要有五种:即省略笔画或偏旁、整体简化、截笔、借笔、草化;繁化字虽然不多,也有两种方式,即增加表意偏旁与加饰笔或赘笔。这些简化字、繁化字大都没有得到传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被淹没了、淘汰了。汉代铭文上的通假字也很多,有的本字与借字并见于铭文,有的则只见借字而不见本字。其实,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规范也是一种“规范”,即允许人们按照实际的需要去创造,去使用;创造多了,使用多了,再由专人去分析,去对比,约定俗成,最后才逐渐统一规范起来。这样,文字是鲜活的而不是僵死的,完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脚步变化着、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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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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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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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三、西汉时期汉字书写的最大变化是字体走向多样化,从而奠定了各种书体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战国时期各国使用大篆体的基础上,由李斯等人创造了小篆体,然后以国家行政的力量,颁布天下实行,成为官方文字的规范。汉承秦制,官方通行的文字仍然是小篆体,例如海昏侯墓出土的两方玉印:“刘贺”、“大刘记印”;一方青铜印:“刘充国印”;以及青铜烙印:“海”,都是非常规范的小篆体。但从同一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看,这种小篆出现了明显的变体,而变化最大的是字形由长变扁,笔画由圆变方。“昌邑籍田铜鼎”上的铭文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实例(图18)。人们把这种字体称为篆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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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篆隶体虽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字体,但却是汉字发展的一次重要蜕变,也是西汉时期的一次重要文字改革。这次蜕变与改革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篆隶混杂。有时是篆中有隶,有时却是隶中有篆。多见隶书中残留着篆书的笔画。像银烛定中的两处“燭”字,都将“勹”的后一笔拖长写成圆弧状,完全是篆书的笔法。这说明,当一种新的字体脱胎于旧的字体时,往往会带有旧的字体的许多基因和痕迹。汉字书写既有遗传性,又有变异性。遗传久了会产生某种变异;而变异多了又会在新的遗传中得到巩固。

  二是自下而上。篆隶体并非像当年的小篆体那样,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广开来;而是依靠它书写简便,易于识别的优势获得民间的认可,从而广泛传播。刘贺作为昌邑王、海昏侯,属于西汉上层社会的精英,他的家族在青铜器物上使用篆隶体,说明当年这种字体的使用已经相当广泛了。

  三是相对混乱。篆隶体的存在期,就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文字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反映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就是文字的讹误现象,包括缺笔者、漏补者、漏而不补者、错讹者、衍文者、讹混者、穿笔与连笔者。汉字书写总体上是稳定的,这样的混乱现象只出现在西汉时期,其他时期则很少见到。

  四是延续百年。篆隶体在青铜器上大量出现,最早是汉武帝时期;到新莽时期已经完全成熟;至东汉时期便被真正的隶书取代了。这期间经历了大约一百五十多年之久。对比百年前后青铜器上的字体,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篆书笔法逐渐褪去,完全演变为隶书。与此同时,篆隶体在退出历史舞台前又催生出汉代的竹简体、隶草体和行草体,甚至是黑体字,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上的“上、中、下”,就是非常典型的黑体字。汉字字体的演变进入到一个最为繁盛的时期。

  四、在汉字书写的历史上,当一种字体被另外一种字体取代以后,并不会永远消亡,仍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像小篆取代大篆、隶书取代篆书、楷书又取代隶书,这个过程并没有使那些古老的篆书或隶书完全消失,而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面貌代代相传。这是因为汉字书写的历史,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源头与流派不断汇集起来,延续着、滋润着、壮大着漫长的江河水滚滚向前。而汉代出现的篆隶体,尽管是一种过渡性的字体,流行仅有百余年的时间,但这种字体毕竟处于汉字书写的源头位置,属于一种早期的流派,因此,它的生命力不仅保留在汉代青铜器的铭文上,而且融入到后世的书法中。只要认真挖掘这种篆隶体中各种有价值的书写成分,就能使二千多年前的古老字体,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当今汉字书法的一股源头活水。

  2018年10月8日

  本文摘自王金中著《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汉镜铭文图集(王纲怀)》、《汉代铜器铭文研究(徐正考)》、《中国青铜器图录》、《中国灯具艺术研究》、《考古2016•7》;《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

  图片来源:《五色炫曜》、《惊世大发现》展览、首都博物馆网站。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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