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豪泰戈尔访华 徐志摩林徽因等名流迎接 鲁迅回避是嫉妒吗？
“世界十大文豪”尽管不止一个版本，但比较权威的，或者比较被大众认可的是这十个人（不信你去百度一下）：荷马、但丁、歌德、拜伦、莎士比亚、雨果、泰戈尔、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名单，你会发现，基本都是欧洲人，而非欧人士只有两位，即中国的鲁迅和印度的泰戈尔，这两位都是亚洲人。也就是说，放眼整个亚洲，数千年来，文坛上最著名的、成就最高的两人就是鲁迅和泰戈尔。于是，就有不少好事者对这两人进行评价和争论，鲁迅和泰戈尔谁更伟大呢？
这还真不好说，中国人自然说鲁迅伟大，而印度人也会说泰戈尔更伟大；中国人说鲁迅是我们的民族魂，印度人也会说，我们的泰戈尔拿过诺贝尔文学奖，你们的鲁迅那么牛，他怎么不弄个诺奖？
也是，诺奖是世界第一学术上的奖项，不管搞什么学问，你若拿了诺奖，势必会被人高看几等，甚至被人认为是“天下第一”了。事实上，在这一点，还真有不少好事者在做文章：鲁迅和泰戈尔两人互相不服气，尤其是鲁迅，对泰戈尔获得诺奖根本就不买账，甚至对他十分嫉妒和敌视。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访华，徐志摩、林徽因等众多文化界名流隆重迎接，而鲁迅却回避。那么，鲁迅是真的嫉妒泰戈尔，从而不愿见他吗？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看看亚洲最厉害的两位文学大师究竟有何“恩怨情仇”。
（一）比鲁迅更天才的泰戈尔
某种意义上说，泰戈尔比鲁迅更加天才。
既然能被列入世界十大文豪，泰戈尔无疑是一位文学天才（如果不是天才，他恐怕做梦都梦不到诺奖）。跟鲁迅有点相似，泰戈尔也是出生在一个比较显赫的家庭。只是鲁迅在少年时，家境已经衰落，而泰戈尔的家境又继续辉煌了一段。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泰戈尔的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比较高贵的婆罗门种姓。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支持社会改革。他的父亲更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在当时很有声望。泰戈尔兄弟姐妹众多，有14人，他是家中最小的一个。而鲁迅正相反，在家里是老大，老大往往要肩负养家的重任，在这一点上，鲁迅自然吃了亏。而位居老末的泰戈尔自然颇受父母的钟爱和哥哥姐姐的照顾。在这个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书香门第中，泰戈尔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泰戈尔小时候尽管进过4所学校，但他生性自由，厌恶刻板的学校生活，所以没有完成学校的正规学习课程。不过，天才也从来不是学校所能培养的。泰戈尔从小就醉心于诗歌，从13岁起就开始写诗了。不过跟中国传统的神童诗人不同，我们的神童开始都是写点几十个字的五言或者七言绝句，泰戈尔不然，他十几岁便发表了长篇诗作《野花》、《诗人的故事》等。
也跟弃医从文的鲁迅相似，泰戈尔开始也不是文学专业的，他17岁时遵照父兄的意愿赴英国留学，学习法律；但他不喜欢法律，于是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音乐。之后，便“弃法从文”了。
而一旦专业从文，泰戈尔便开始发轫。这点鲁迅是比不上的。鲁迅其实是从1918发表《狂人日记》时，才开始在文坛备受关注，而那时他已经37岁了。
泰戈尔呢？从1881年鲁迅出生那年开始，5年间便陆续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晨歌》、《画与歌》，还有戏剧和长篇小说问世。当时的泰戈尔才20出头。真的是才华毕现，势不可挡。
19世纪90年代，泰戈尔30岁时就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而鲁迅在37岁之后才开始发轫。所以一开始，在文学创作方面，泰戈尔就显出了先天性优势。这也许是天才的一种惯用表现形式。
泰戈尔是以大诗人的身份立足文坛的，他一生写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等大量闻名世界的诗歌，但同时又创作了不少小说。从30岁起，他便开始小说创作，一生共发表了100多篇短篇小说，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小沙子》、《沉船》、《戈拉》、《纠纷》、《最后的诗篇》等，另外还有剧本《国王》、《邮局》、《齐德拉》、《顽固堡垒》、《红夹竹桃》等40多部。而鲁迅一生都没有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更别说剧本了。泰戈尔还是一位画家，一生创作了2000多幅画。
尽管衡量一个作家的最终成就并非靠数量取胜的，但这也证明泰戈尔足够天才。泰戈尔在1913年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也不过才52岁（此时的鲁迅在文坛上还籍籍无名），在这个年龄获得诺奖算是很年轻的了。于是在11年之后，带着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熠熠光环，泰戈尔高调访华。
而在另一个国度，跟泰戈尔的祖国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同样是天才文学家的鲁迅，将如何接招？
（二）“神仙”降临，凡人拂袖
1924年4月12日，在蔡元培和梁启超的邀请下，泰戈尔终于来到中国。当然，这也是他梦寐以求的，因为中国跟印度一样，都是世界东方的神秘国度。他从年幼时就很向往这个古老而富饶的东方大国，并且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曾写文怒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这次访华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当泰戈尔率领的“国际大学访问团”在上海汇山码头一登岸，这位大诗人便情不自禁地感慨抒怀：“各位中国的朋友们，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达了这片土地，就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一样。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印度和中国其实是近亲，我们两个国家是古老又亲爱的兄弟！”
做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那时的泰戈尔简直神仙般的存在。所以他受到了十分高规格的接待。当他踏上这块古老的土地时，有50多位中国学者、诗人列队迎接，其中就包括胡适、郑振铎等著名学者；还有当时已经很有名的青年诗人徐志摩；梁启超及其长子梁思成；以及年仅20来岁的文学青年林徽因、凌叔华等。林徽因还给他的偶像献上了鲜花。之后，徐志摩、林徽因更是当了泰戈尔的翻译，全程陪伴。
泰戈尔的访华在当时确实受到了粉丝们的疯狂追捧，当时的《晨报》上有如此报道：“午后2时，即有无数男女学生驱车或步行入坛，络绎不绝，沿途十分拥挤……有二三千人之多。”
不久，中国的诗人、学者们还在北京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大的生日晚宴，为其庆祝64岁生日，主持寿宴的便是大学者胡适。在寿宴之前，还排演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当晚梁启超、梅兰芳、张群励等人都在场，鲁迅也赶来了。但与大家对泰戈尔的激动、热烈的情绪不同的是，鲁迅当时表现十分冷淡。排练还没有结束，泰戈尔还没有赶到，他便拂袖而去。
当时的泰戈尔被当成“神仙”看待；而相对来说，鲁迅就是一凡人，且比泰戈尔小了20岁，是晚辈，却为何有如此举动？大家自然不解，于是就不免有各种猜测，他是否嫉妒泰戈尔啊？鲁迅向来给人一种畏惧感，甚至被以为是“睚眦必报”的人，不像泰戈尔那样性格温和，大家对他难以亲近，所以大家产生这种想法倒也很自然。
那么鲁迅回避泰戈尔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嫉妒？当然不是，鲁迅还没有那么小肚鸡肠吧。其实他在两年后就在《马上日记之二》中就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竺震旦”是泰戈尔临走之前，为纪念这次中国之行，请求梁启超为他取的中文名字。“竺”是古代中国对印度的称呼；而“震旦”则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这个名字无疑证明了两国的深厚渊源。后来泰戈尔还为徐志摩取了一个印度名字，叫“素思玛”，在印度语中，“素思玛”是太阳神的意思，代表阳光和希望。“竺震旦”和“素思玛”充分证明了当时泰戈尔和徐志摩的个人感情以及中印两国的友谊。泰戈尔一直十分珍惜这个汉语名字，此后，他每提及这个名字都很欣慰，“在这儿，两个国度有了友谊；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名字的涵义实现了。”
但鲁迅的拂袖而去似乎是破坏了这种友谊。那么鲁迅何至于如此呢？
直到1934年，鲁迅又写了一篇名为《骂杀与捧杀》的文章，终于让人明白了他当时愤而离去的原因。文中说：
“他来到中国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中国近代教育家，林徽因之父），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声明说他是一个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明明白白绝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至此，大家才明白，原来鲁迅是看不惯大家对泰戈尔的“神化”，给他祝寿就罢了，为他排演一场戏也罢了，居然还烧上一炷香，当神仙老子敬啊！也太过分了点。像鲁迅这种脾气的人自是受不了，也坚决不买账！管你是什么大诗人，管你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诺贝尔本人来了又能如何？老子就是不晒你。这不仅体现了他本人的个性独立，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尊严。
其实当时对于泰戈尔的访华，本就有不少人反对。除鲁迅外，还有郭沫若、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泰戈尔在中国各地的多场演讲都遭到了他们的激烈抵抗，演讲大会上，有不少激进人士在下面抛洒传单以示抗议。泰戈尔也因此曾经放弃了一部分演讲会。面对这种情况，徐志摩当时也很气愤，很无奈。
当然这只是理念或者政见的不同造成的，鲁迅等人对泰戈尔也没有什么个人之间的恩怨，何况鲁迅的反对泰戈尔也主要是针对神化泰戈尔的人的。在鲁迅看来，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做为一个文化人似乎更应爱为民族的解放独立而奔走，似乎不该对自己得了什么奖，或者有什么桂冠而炫耀一番吧。
（三）大师的胸怀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也许鲁迅对泰戈尔的了解也不是太充分。他此次来华的目的当然也不是为了什么炫耀，其实他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位爱国者，为印度民族的独立做了相当贡献的人。他这次来华，总体上来说，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点，泰戈尔还是很自信的，不会因为鲁迅、郭沫若、陈独秀等名流的反对而有所妥协，他的演讲还是掷地有声，振奋了许多青年人的心的。比如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全文3500多字，这里是节选部分）：
“我的青年朋友，我眼看着你们年轻的面目，闪亮着聪明与诚恳的志趣，但我们的中间却是间隔着年岁的距离，我已经到了黄昏的海边；你们远远的站在那日出的家乡。
我的心伸展到你们的心，你们有我的祝福，我羡慕你们……你们正可以自负，同时也应该知道你们的责任，如今你们生长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从我们的苦恼与痛楚的火焰里，隐隐地辩论出这时代的伟大。这苦痛是普遍的，我们还不十分知道前途是何等的光景。
什么是这时期里伟大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门户已经开豁，一个广博的未来的使者已经来到，他已经敲打我们的大门，我们门上的阻拦都已经让路。
我们已经出来，我们不要在墙圈里躲着，我们现在应得在全世界的面前辩护我们的价值，不仅在我们的家人前卖弄能耐，我们必得明证我们的存在的理由，我们必得从我们各家独有的文明里展览普遍公认的成分。
上天的意思是要我们把这个世界化作我们自己的家，不是要我们存在着世界里像是住店似的。我们只能从一种服务里把这世界化成我们自己的家，那服务就在给它我们真心的爱，又从这爱里使它加美。
人类的文明是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他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的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
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庸俗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
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忠于那唯一的标准。
如此你们虽则眷爱上实体的事物，你们的精神还是无伤的，你们的使命是在拿天堂来给人间，拿灵魂来给一切的。”
其实，做为一名诗人，泰戈尔自有他理想甚至浪漫化的一面，但也不乏对现实的强烈关注。1901年，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曾在孟加拉的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印度民族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泰戈尔毅然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写出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
他也是一位很有血性的人，在自己的立场上是毫不含糊的。1919年，发生了史上著名的“阿姆利则惨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泰戈尔非常气愤，挺身而出，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印度总督，提出抗议，并声明放弃英国国王给他的“爵士”称号。
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泰戈尔一贯痛恨法西斯，但是对被欺压的弱小民族，他则表示无限同情。特别是对中国，他更是始终抱有好感与希望。
总之，对于泰戈尔，不能单纯地认为，他仅仅是个诗人；他跟鲁迅一样，也是位民主斗士，是伟大的爱国者。鲁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和“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泰戈尔也也有“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壮美”“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的箴言。二人的文学领域不同，但都是文学大师，都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