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琴面浑厚呈半椭圆形，原漆黑色，露朱漆地；筒体发小蛇腹间牛毛断纹，琴腹内有墨书题字，但已模糊不清；底面肩上阴刻着小篆书“九霄环佩”四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天地同和”古代乐器主题展厅内，眼前这件唐代的九霄环佩琴备受观众们关注。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传世仅有4件。
除唐代九霄环佩琴外，现场还有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骨笛、清代十二律管等200余件（套）珍奇文物。音乐，穿过历史的浩荡激流，见证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发展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历程；而乐器则作为表现音乐、实践音乐活动的物质媒介，它的历史也是一部物化的音乐史。这些乐器珍品系统反映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辅德化、养性情、娱民众的文化价值。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骨笛
石峁口簧
以禽骨制乐器用于诱捕野兽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偶然，让埋藏在漯河舞阳县贾湖村村头荒地泥土下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重现世间。在靠近这间展厅门口玻璃展柜内，就放置了从这里出土的骨笛。这枚骨笛由鹤类尺骨所制，细长管状有七个小孔，横断面呈不规则的圆形，两端微微上翘、一端略粗。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孔间、孔上方均可见钻孔前规划取准的位置记号，证明当时制作骨笛已进行了相当精确的计算。根据同批出土的骨笛测试，这批骨笛音质较好，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或成七声齐备的古老音阶。此外，还可以演奏较为复杂的音律。这些骨笛也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之一。
一侧展柜里展出的石峁口簧也是骨质乐器，由牛肋骨磨制成型，从外形看呈窄长方形薄片状。这件乐器由簧框、簧舌、穿孔等组成，簧舌位于簧框中央、舌根与框首衔接，多数舌根与舌尖的宽度相仿或略宽，簧框长边两端多切割出亚腰形缺口。
在石峁遗址出土的21件口簧中，多数可能在使用中由于簧舌或簧框受力断裂而被遗弃。与口簧伴出的还有一些窄长条形并有曲弧的磨制骨片，厚度及宽度略大于成品口簧，推测应该是口簧制作过程中的坯料，部分骨片上还能观察到切割、剔刻痕迹。现场策展人介绍，这一发现暗示着口簧是在皇城台生产制作的，生产活动或许与皇城台存在的制骨作坊有关。
旁边还并排放置了3件河姆渡骨哨，它们是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陆续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这些骨哨由禽类肢骨中段制成，呈细长圆管状，器身略弧曲，在凸弧一侧两端各钻一个圆形或椭圆形音孔。
根据史料记载，河姆渡骨哨有多种形制，有横吹短笛也有较多按孔、至少能发四五个以上乐音的竖笛类乐器。这些骨哨由于管身短而按孔少，吹奏时除能模仿鸟鸣外，可以利用吹奏角度与开闭方法变化来调节音高，使得发音多少与声音高低具有随意性。这些骨哨在当时可能是狩猎时吹出声响，作为用来诱捕禽兽的工具。
河姆渡骨哨
玻璃阁陶埙
陶鼓陶埙可音色变换、转调转音
相比禽骨制成的乐器，陶制乐器外形体积相对更大。比如，现场展出的1985年甘肃兰州永登乐山遗址出土的水登乐山坪彩陶鼓，一端向外扩呈喇叭状，口沿齐平为大圆口，近口处外沿有一圈等距离的乳钉；另一端从中间至口沿呈圆筒状，近口沿处向内浅凹槽；器身中空，两端近口处各有一个宽带环彩耳。
这件陶鼓两端都可以蒙皮，不过历经千百年岁月磨洗，鼓皮早已不知去向。但从陶鼓构造看，它具有良好的发声条件。在《考工记》中也有记载，“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陶鼓两端鼓面大小不同，兼有上述两种鼓的特点，即同腔能发出音色不同音，而且音高也不一样。
与彩陶鼓相比，陶铃体积略小。这枚1956年从河南侠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堆积层出土的庙底沟陶铃颇具特色。该物件由细泥红陶手工制成，器身一面残缺近半，一面略微残缺一角。陶铃上小下大、中空、口齐平、呈椭圆形，上有扁圆柱形角，两侧各有一个小孔，通向腹内，可能是悬系之用。
在黄河流域的马家窑、仰韶、大汶口和龙山等文化遗存中都有发现铃。庙底沟陶铃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陶钮铃。策展人提到，这件陶铃上体实而壁厚，不利于发音，陶铃的铃体用泥土烧制，铃舌可能多为陶制或石质，摇晃铃体时铃舌与铃体碰撞发声。也有推测说，陶铃很可能是青铜乐器编钟的“先祖”之一。
旁边一大两小的3枚玻璃阁陶埙显得更加“袖珍”。它们出土自1950年至1951年河南辉县玻璃阁150号墓，器型相同、平底卵形，顶端有1个吹孔，腹部有5个音孔。“埙”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吹奏乐器，当时可能已有绝对高音观念，从音阶结构看在以宫、羽为调式主音的四声音阶基础上，增添了两个变化音。变化音的出现，也说明已经存在使用色彩性变音进行变化装饰或旋宫转调，即改变调高、转换音阶调式的可能性。
四虎镈
编钟
兽面纹大铙
礼乐青铜，国之重器
在早期中华文明遗址中，就有以笛、哨为代表的吹乐器和以钟、鼓为代表的击乐器；先秦至汉代，随着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乐器更加复杂化，出现了编钟、编磬等大型乐器。尤其在周代，礼器分为无声、有声两类。其中，无声礼器如鼎、爵等，有声礼器如钟、磬、鼓、镈等。金石乐悬为重器，在国家大事仪式乐队中领衔，集礼器、乐器、祭器、重器等众多功能于一身，国家乐律标准也因之而定，王室和诸侯国都要依制铸钟以显身份。
青铜器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更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展区一件“四虎镈”青铜乐器，两侧镶嵌着两只同向张口卷尾的立虎。“镈”是一种形制似钟、有悬钮、击奏体鸣乐器。事实上，“镈”是由钟发展而来，但通常比钟体量大。古代文献记载：“镈如钟面大，奏乐以鼓镈为节。”作为单件使用的打击乐器，“镈”通常在贵族宴会或祭祀时，同编钟、编磬相配合演奏。
现场各类金属乐器中，以“铙”数量居多，器物表面的动物形象也千奇百怪。一件商代象纹大铙的器身前后两面纹饰相同，中间有相对的象纹，长鼻卷扬，通体缀有雷纹，在两只象的象首之间还有一个蝉纹，腹部则由粗线条变形云纹组成的兽面纹，双眼突出、形如云纹。
“铙”是一种典型的打击乐器，盛行在商末周初。而大铙则多出土于长江以南，尤以湖南发现最多。大铙是南方特有的青铜打击乐器，器形高大厚重，状如倒立的甬钟、敲击鼓部正中与侧鼓部可以发两个音。“铙”表面装饰粗线条云纹构成的狞厉可怖的兽面纹，两铣饰有浅浮雕式虎象纹，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后来，表面兽面逐渐简化，鼓部逐渐平整。大约到了西周前期铙体减小，与后世的甬钟已十分接近。
执铃
铜钹
箜篌
“外来”乐器走进中土、走入庙堂
到了魏晋南北朝之际，西域和周边区域的音乐进入中土，至隋统一时被纳入国家用乐系统，深深影响了中原既有的乐系。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大曲为国家礼乐所用，雅、胡、俗三分样态得以形成。次曲和小曲也被人带到了各地，丰富甚至改变了中原音乐的“本来面貌”。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流日益扩大，外来乐器广泛应用于各式演奏场合，诗歌、壁画等艺术作品记录了“胡琴琵琶与羌笛”的繁盛景象。
展柜内的一副铜钹呈黑亮铜色，钹帽较大、钹面较薄，随着天竺献乐传入中国。这幅铜钹在公元五六世纪开始从新疆境内继续向东扩散，传至甘肃及中原地区，云冈、敦煌等石窟中都留下它的踪迹。比如，北魏时期的云冈第6窟第一组乐伎中就有击钹形象；西魏时期敦煌第288窟北壁天宫伎乐中，也会有铜钹乐器，并与我国排箫、竖笛等俗乐器组合，形成胡俗交融的乐队格局。
入唐以来，铜钹作为节奏乐器，在有些燕乐、清曲中广泛使用，还因为音色、大小的区别，出现了正、和两种铜钹。其实，铜钹自隋代起已被纳入西凉、龟兹、天竺、康国、安国；唐代十部乐中更是多达七部使用了铜钹。不仅如此，在唐代敦煌壁画中，大型精编乐队中，铜钹与西域传来的胡乐鼓组成了打击乐组合。
宋元之际，戏曲艺术正式确立并不断发展，乐器的运用和改良达到新的高峰，以马尾胡琴为代表的弓弦乐器地位正式确立；明清两代戏曲、歌舞、说唱等包含音乐元素的艺术样式日益繁荣，塑造了生动多彩的民间艺术成就。
“中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而音乐史至少有八千年多年历史。音乐历史彰显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里很多乐器都是难得一见的文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田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