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里的七夕，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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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不记得2月14日是什么节日，但一定不会忘记牛郎和织女相传的节日“七夕情人节”。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七夕节在国画里也相当有体现。
明人仿仇英 《汉宫乞巧图》
《乞巧图》这种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只有外表形式变化，内容基本稳定。几个姑娘一碗水，斗斗花针扯扯嘴。无非如此。这可是也真能说明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稳定性——从唐代到近现代没大变化。
“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成为歌颂爱情的美好浪漫的爱情故事。成为一种大家承认的正向的“社会共识”。
神仙也是人，两地分居不好。
于是，“七夕”情人节的性质也随着成为主流。这个故事更如此美好，寄托了大家对爱情最美好的意愿。
自然牛郎和织女这两位的“神话画”就多了起来。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画，这是一位和我爷爷一辈的爷爷画的：
越到晚近，尤其在各种年画或者从传统人物画转转，就像连环画的那种画中，自有自己的套路，不用上面那些个了：
《男耕女织》
《织女被天将带走》
甚至，出现新式年画，还会有这样的作品。本来不应该把它放到“国画”里。可是想想刚才“画像砖”都放了。这个也是衍生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画”，也就放放了。
《牛郎织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标配”——两个主人公、牛、俩孩子、喜鹊和云彩。
大家有没有“越看越俗”的感觉？别担心！我们神一样存在的傅抱石同志又要出场了，让他给这篇文章画上一个不俗的句号吧！
让我感觉感觉什么叫“云海苍茫，天各一方。”什么又叫“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奈何姗姗其来迟。”
最后也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少干针线活儿，多谈谈恋爱！
傅抱石《七夕》
“七夕”佳节是全天下有情人共同庆祝的节日。在生活中，鸳鸯常常被视作美好爱情的象征，被人们所喜爱。在国画作品中，它们也常常被当做取材对象，绘于画家笔下。画中的鸳和鸯都是出双入对，或在池塘溪水，或在树下闲憩。无忧无虑，快活自在。画中的鸳鸯总是和荷花一起出现，寓意了一种宁静祥和、幸福美满的生活。
《荷花鸳鸯图》陈洪绶
《荷花鸳鸯图 》清 吴振武
《荷花鸳鸯》苏宇光
以鸳鸯比作夫妻，最早出自唐代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诗，诗中有“愿做鸳鸯不羡仙”一句，赞美了美好的爱情，以后一些文人竞相仿效。
崔豹的《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说它“终日并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也。或曰：雄鸣曰鸳，雌鸣曰鸯。”
《鸳鸯》 喻继高
也有人认为“鸳鸯”二字实为“阴阳”二字谐音转化而来，取此鸟“止则相偶，飞则相双”的习性。自古以来，在“鸳侣”、“鸳盟”、“鸳衾”、“鸳鸯枕”、“鸳鸯剑”等词语中，都含有男女情爱的意思，“鸳鸯戏水”更是中国民间常见的年画题材。基于人们对鸳鸯的这种认识，中国历代还流传着不少以它为题材的，歌颂纯真爱情的美丽传说和神话故事。
《荷花鸳鸯》张大千
《荷花鸳鸯》 齐白石
鸳鸯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一夫一妻、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甚至认为鸳鸯一旦结为配偶，便陪伴终生，即使一方不幸死亡，另一方也不再寻觅新的配偶，而是孤独凄凉地度过余生。其实这只是人们看见鸳鸯在清波明湖之中的亲昵举动，通过联想产生的美好愿望，是人们将自己的幸福理想赋予了美丽的鸳鸯。事实上，鸳鸯在生活中并非总是成对生活的，配偶更非终生不变，在鸳鸯的群体中，雌鸟也往往多于雄鸟。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 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 朝朝暮暮。
——《 鹊桥仙·纤云弄巧 》 宋·秦观
七夕节，是传统民间重要的节日之一，因为两性之好，遂作古代婚姻择偶观漫谈。
“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
——李白《代别情人》
“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
—— 蒋防《霍小玉传》
这是中国古代才子配佳人恋爱、择偶模式的典型文学表达。男女婚姻的择偶观必是社会价值观的真切投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流择偶观，男女双方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不同或侧重，这可以从双方、男方、女方三个角度分别观察。
门第、钱财——双方共同择偶观
“门当户对”是古代婚姻的基本条件，以门第缔结婚姻是最常见的婚姻形态。魏晋、隋唐时代，由于门阀观念盛行，婚姻讲求门第更到了病态地步。不仅良民、贱民之间不通婚，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也绝少联姻。寒门卑姓一旦与高门大姓联姻，即刻身价百倍、声誉鹊起，故而出身低微者包括当朝新贵、富户豪门争相与士族联姻，借以攀附高门，提高声望；而高门大姓又自矜门第，耻于与寒门联姻。由此还引出了“卖婚”陋俗：庶族富贵人家求娶名门之女，要多纳财货赔偿人家的门第损失；而潦倒的士族人家则借此获取钱财，唐代称为“陪门财”。
受这种观念影响，高门女子也以下嫁寒门为耻。唐朝权贵吉懋倚仗权势逼娶名门崔敬之女，花车到门，崔女坚卧不起，情急之下，小女抱着舍身救父的念头才替姐姐嫁到了吉家。也有的女子为了家族兴旺，自愿做出牺牲。晋代安东将军周俊要纳平民之女李络秀为妾，家人不赞同，络秀却认为与高门联姻有益于家族，因而甘愿为妾。待三个儿子长大后，她对他们说：我之所以屈节为妾，只是为了门户考虑，你们日后必须提携我家。李氏家族由此而进入上层社会，成为方雅之族。
门第之外，以财富论婚是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儿女婚姻常常被当作家庭聚敛财富的一个途径，男家聘财多少、女家妆奁厚薄都是家长为儿女择偶考虑的首要条件。汉代人娶妻聘女都要花费大量钱财，嫁女更要倾家荡产置办嫁妆，所以民间有“盗不过五女门”的谚语。魏晋南北朝时，“卖女纳财，买妇输绢”（《颜氏家训·治家》）也是普遍习俗，双方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如同做买卖一样。
宋代以后，由于门阀制度消亡，门第观念日渐淡薄，钱财更成了缔结婚姻的最主要因素。“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司马光《书仪》卷三）。媒人到门，家长不问人品，先论聘财、嫁资数量。宋代贵族士大夫之家因为贪图钱财常与富户攀亲，甚至皇室之女也下嫁能奉送大宗聘财的富商大贾。这种买卖婚姻风俗直至明清盛行不衰。明朝有女待聘之家往往要变卖家产，凑足白银百两，才有人愿娶。
这种以财论婚的风气，使得女性深受其害。家长只重聘财，不重男方人品，成为女子婚姻不幸的重要原因：“阿母恋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元稹《代九九》）母亲、兄长因为贪图钱财，竟将小女嫁给一个浪荡子。而男方苛求女方嫁资也是女子的一个灾难。嫁资不足的女子在夫家会遭受公婆白眼甚至辱骂，《颜氏家训》中便批评有的人家公婆因儿媳没带来多少资财，便恶毒诟骂其父母。
更多的贫家女则由于没有嫁资而无人聘娶，这几乎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唐诗有许多篇章感慨贫女难嫁：“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白居易《贫家女》）；“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馀……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邵谒《寒女行》）。更惨痛的后果是，贫家顾虑女儿长大无钱资送出嫁，所以干脆不养活女儿。汉代就有生女不养的风气，曾引起朝廷官员的忧虑。宋至明代南方许多地区溺女成风。明嘉靖年间的《浦江志略》中记载当地溺女风气时说，人们认为与其让女儿长大而不能出嫁，受到讥笑侮辱，还不如让她早早死了好。
功名、文才——女方择偶观
在官本位社会，男子的功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与财富，自然最为人看重。但择婿多在少年时，于是男方的品行、才智、武艺、面相等便成为女方择偶的诸种考虑因素。虽然标准因时代而异，但最终多半还是看重其日后是否能仕途发达、富贵荣显。
汉高祖刘邦未发迹时，只是个贫穷无赖，吕雉的父亲却看中他是贵相，执意要将女儿嫁给他。汉代丞相陈平青年时家境贫寒，富户张负却认为他仪表非凡，不会久居人下，将孙女嫁给了他。北朝崇尚武功，北魏大将倍侯利勇猛善战，民间歌谣唱道：“求良夫，当如倍侯。”（《魏书·高车国传》）北周贵戚窦毅在为女儿择婿时，在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让求婚者每人射两箭，射中孔雀眼睛便许婚，结果后来成为唐朝开国皇帝的李渊两箭各中一目，成了窦家的乘龙快婿（《旧唐书·后妃传》）。
唐宋以后，由于科举制度兴盛，中举的文士往往名声显赫、仕途畅达，社会价值观也日益崇尚文才。女方的择偶观随之偏重文才，对才子趋之若鹜，期望其日后平步青云。处于边地的敦煌民间择婿也一样崇重读书人：“可连（怜）学生郎，其（骑）马上大唐。谁家有好女，嫁以（与）学生郎？”这种崇重文才的风气直至明清盛行不衰。
唐代以来，上层社会多为女儿择取科举前程看好的才子文士，被称为“榜前择婿”。唐朝宰相李翱女赏识卢储的才华，预测必中状元，李遂选其为婿，来年果然状元及第（卢储《催妆》诗及注，《全唐诗》卷三六九）。已经及第成名的新科进士、状元自然更是贵富之家首选的婚姻佳偶了。唐朝每年新科进士及第，照例在曲江池举行盛会，“公卿家以是日择婿，车马填塞”（同上，卷三）。权贵之家选进士为婿者不胜枚举。宋代甚至出现了带有喜剧色彩的“榜下捉婿”之风，每年科举皇榜一出，豪门富户便争相抢夺进士为婿，为此还闹出许多笑话。
与家长择偶相比，女子本人相对更看重男方本身的仪容、德才。先秦时代还有个有趣的传说：齐国有位女子，两家邻居向她求婚，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美而贫，父母征求女儿意见，女儿却表示：“欲东家食、西家宿。”（《艺文类聚·礼部下》）虽贪恋东家的美食，却更难舍西家子的容颜。
在唐宋以后崇尚文才的社会价值观下，女子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者往往倾慕才子，期盼得嫁才子。清代才子张问陶的妻子林佩环的诗句写道：“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可谓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女性对才子的崇拜和嫁得才子。
品性、容貌——男方择偶观
男方选择婚姻配偶时，则在意女子的品性、容貌、命相以及是否能生育后嗣。
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列举了五种女子不能娶：丧妇之长女、世有恶疾者、世有刑人者、乱家女、逆家女。反映出极为重视女子的家庭出身、教养，认为这会影响女子的品格与性情。如丧母之长女不能娶，作者解释说是因为女子从小无人管教，日后往往会不听从命令。对于家世，宋人胡翼之主张嫁女必须胜过我家，娶妇则须不如我家。因为只有这样，女子过门后才会小心恭敬、事奉公婆（参周 《清波杂志》）。综上可见，对于女子的品格、性情的要求主要是贤良不妒、柔顺恭谨。
虽然按照礼教原则，娶妇应以德为先，事实上，男子本人多半首重女子容色。唐朝士子崇尚风流，更不避讳对于美色的追求。唐代连中三元的大才子张又新声称：“唯得美妻，平生足矣。”可惜阴错阳差，娶了丑妻，因而感叹：“一生辜负看花心”（《唐才子传》卷六）。
女子惜才、男子好色的价值观，也使得“才子佳人”成为社会观念与文学作品中普遍流行的爱情、婚姻模式。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皆为貌美如花的妙龄女子，如意郎君一色都是风流才子，金榜题名、奉旨完婚则是最常见的圆满结局。这其中自然寄托了文人作者的终极理想，无疑也凝聚了中上层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择偶观。
概而言之，女子择夫看重男子的前程、才干，而男子择妇则看重女子的品行、性情、容貌，不难看出，这正源于男女双方在婚姻、家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需要。女子容色之所以受到特别重视，除了两性情爱的自然属性原因外，正与妇女在男性社会中缺乏独立人格、无从施展才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男性的欣赏对象与性工具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