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风格”和“花样”

风格和花样——谈双年展的一个问题

文 | 陈传席

艺术上的“风格”和“花样”大不相同。

古代艺术重时代风格，不重“花样”。甚至象后人常用的技法“吹云”、“泼墨”，唐人也把它作为“花样”来反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有云：“……沾湿綃素，点缀轻粉，纵口吹之，谓之吹云，此得天理，虽曰妙解，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如山水家有泼墨，亦不谓之画，不堪仿效。”那时侯，画家们都老老实实地画画，不搞“花样”。明清有一部分艺术家（特别是书法家）开始注重花样，但明清的艺术远不能和汉唐魏晋相比。尤其是魏晋，书法达到最高峰。然和现在相比，明清艺术家还是较实在的，“花样”的成分居少，实在的成分居多。西方的艺术也是如此。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老老实实地画画，雕塑家们老老实实地做雕塑，很少有人搞“花样”。所以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艺术也是无人不认可的。在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更是无人否认，而且无可超越的。

▲【唐】阎立本《步辇图全卷》（宋摹本） 局部

现代的艺术家，则“花样”多，风格少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各类展览，尤其是世界各地各种双年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古代没有双年展。那时，画家画画不为欣赏，也不为出人头地，为的是实用。最古时代，全球（全世界）的艺术都是差不多的，没有风格的区别。后来，随着各地物质生产的不同，物质基础变了，艺术也就变了。我曾考证中国字“画”和“绘”的不同，最后得出东西艺术不同的结论。“画”最早的含义是画（划）直线，主要是在地上画，如画井田等；“绘”是用很多颜色在丝织品上进行的。所以，“绘”是“丝”字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西方则没有丝绸。他们从中国进口丝绸，供少数人穿用，不可能用来作画写字。在丝织品上绘画，只能用柔毫笔、清水、淡彩，绝不能用油画颜色，也不能用综刷子画。西方晚于中国丝绸生产大约三千多年（我写此文，在韩国汉城梨花女子大学，手中无资料，大约如此）才出现一种亚麻布，十分粗硬。在粗硬的亚麻布上绘画，只能用硬刷子，蛋清油料。颜色不同，调剂（水、油）不同，质地（绢、粗布）不同，画法必不同。

▲【唐】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局部

▲【唐】张萱《捣练图》（宋摹本）局部

绘画处于不自觉时代，最开始阶段是没有地区和个人风格的区别的。当物质大大发达于前之时，才出现大地区（比如东西方）的差别。但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个人风格的差别。中国艺术到了汉末魏晋时期，才进入自觉时期，在此之前，艺术风格的差别不是太大。以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为例，徐州和山东、南阳、四川之地略有区别，但每一地区再也没有区别了。至于陶俑、佛像的区别更小，差不多只有时代性的区别。魏晋宋齐时代的“秀骨清样”、梁陈隋代的“面短而艳”，唐代的肥胖健硕，几乎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那时基本上只有时代风格。个人风格融化在时代风格之中。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董其昌说：“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这韵、法、意就是时代风格。当然在韵、法、意的时代大风格中仍有个人风格。如欧、褚、颜、柳等等。因为他们是有真正的风格，而不是“花样”。所以，这个人风格中又体现出时代风格。我们说北宋画深沉、南宋画水墨苍劲，元画潇洒，都有时代风格。但在这种时代风格下仍有李成、范宽、关同、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赵子昂，“元四家”各大家风格。而各大家的风格又体现出时代风格。因为他们不是在玩“花样”。但现在的艺术时代风格是什么呢？多样化，多元化，七彩时代，丰富多彩，五花八门。其实，差不多都是“花样”。西方艺术更为严重。

▲【北宋】李成《晴峦萧寺图》局部

▲【南宋】马远《踏歌图》局部

▲【南宋】刘松年《罗汉图》局部

艺术虽是“小道”，但若没有时代底气的支撑和作者个人修养及特殊性格的作用，则不可能成功。现在的艺术家缺的就是这两项。但现代艺术家出人头地、炫耀个人的心理又大大超过古人。尤其是展览会上每个人都要突出个人。进入展览会，翻阅画册，触目所见者画法和形式确实和前人及时人的画不同，甚至很“出奇”。于是便有人说，风格多，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作者也自认为自己的艺术品有了个人风格。当然，也有少数人有个人风格的，但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一些“新花样”。风格的形成是不容易的。“花样”的出现，少则几天，多则半年即可完成，甚至几个小时便告“大吉”。

仅仅是形式的东西，多属花样。有的在画面上洒上很多石绿、石青，有的甩上白粉，有的在画面上画很多方块，方块里填上各种颜色，有的在画面上贴些报纸等等，皆属花样。包括近来一些画城市题材的大楼马路加夜景之类，用大刷子一刷，然后洒些白点之类，看上去很新，但只是新花样，而不是新风格。

▲【元】龚开《中山出游图》局部

▲【元】钱选《贵妃上马图》局部

风格即人格，这是尽人皆知的。如前所述，王羲之书法的潇洒、颜真卿书法的雄强、南宋山水画的刚猛、元代山水画的抒情，皆是一个时代的结晶，一个时代的底气支撑，再加上书画家雄强的修养和努力才形成，岂能胡乱涂抹、花里胡哨而成。中国古代书画家很少有意识地追求个人风格，在理论上也很少倡导书画家追求个人风格。直到近现代，有成就，有个人风格的书画家，也不孜孜以求什么个人风格。从黄宾虹到李可染，都多次讲过自己并不追求个人特殊风格，而只想把画画好。李可染夫人发表文章说，李可染从来反对追求个人风格，更不想搞什么李家山水。他每天想的就是怎样把画画好。最近她又在〈〈画廊〉〉上发表文章说：“可染一生都在探索研究改革中国画，他画画从来不想标新立异。但别人一看李可染作品，不用看款印就知道是他的东西。这种风格的形成不是他刻意要与众不同，而是他在改革中国画、研究中国画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殊的面貌。”（〈〈画廊〉〉2001、10〈〈探索-研究-改革-奉献——邹佩珠先生谈李可染生前身后事〉〉）

▲【现代】黄宾虹 仿宋人山水

▲【现代】李可染《万山遍红》

毕加索也说：“我切望完成我的作品，并不想创立一个流派。”（〈〈读书摘记——毕加索如是说〉〉，王少春辑，见〈〈北方美术〉〉2001、3页79）好好画画，可能会形成风格。不好好画画，基本功不过硬，天天想创立新风格，可能只有“花样”。黄宾虹、李可染都是通过几十年的修养锻炼，日积月累，最后自然地形成个人风格，并不是花几天、几个月搞出来的花样。

▲【西班牙】毕加索《弹吉他的失明老人》（蓝色时期）

▲【西班牙】毕加索《椅子上的静物》（立体主义时期）

▲【西班牙】毕加索《格尔尼卡》局部（超现实主义）

古人虽不倡导创作家天天绞尽脑汁地去追求个人风格，但却总结风格的形成因素。〈〈文心雕龙-体兴〉〉就提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也------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说：“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因性以练才。”没有个性的人，是不可能有个人风格的。没有功力、学问，也是不可能有个人风格的。〈〈记〉〉云：“和顺积于内，英华发于外。”亦即“诚于中而形于外”，“因内而符外。”个人气质、修养，以功力而外现，方有风格。亦即有内在美，才有风格。外在形式的东西，是强求而能达到的，只能是花样。风格是深刻的，花样是肤表的。风格必须长期努力修养锻炼而成，花样是一时新奇之念即可成。

▲【清】弘仁《山水册页》

▲【清】八大山人《鱼》

石涛在他的一幅〈〈渴笔人物山水册〉〉上题云：“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然此花样从摩诘打倒至今，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冤哉。”不过，没有才气，没有修养，没有个性，没有很深功力的人，要么终身临摹他人，要么出点花样，要想形成风格，又谈何容易。要说有风格，清初弘仁、八大山人有风格，石溪的一部分画也算有风格，龚贤也有点风格。今人黄宾虹、齐白石有风格。李可染有没有风格呢？李可染的山水画“样式”较强，“样式”不是“花样”，也不完全是风格。但他的“样式”中包含有风格——雄浑、厚重、老实而又有传统的积淀，这正是徐州人的特点。傅抱石的狂放，潘天寿的刚硬、霸捍，陈之佛的淡雅，也都可以算作风格。其他人的画能不能算作风格呢？我一时无法回答。外国画家如伦勃朗、达-芬奇、塞尚、梵高及毕加索的部分作品，有风格——鲜明的特点中包含有深刻的内涵。波洛克有风格吗？我一直怀疑的。我看他只有花样。（顺便说一句，外国人经常批评中国画家一生重复自己的山水、熊猫、竹、兰。但波洛克几乎所有画都是一个面貌，这不是重复吗？为什么没有人敢批评他），杜尚那些名作，还有克莱恩、劳申伯、琼斯、安迪-沃霍尔等等，还有“达达”、“波普”等等，只能是花样中最低的一类。

▲【清】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局部

日本的画家富冈铁斋的画是有风格的。至于东山魁夷、平山郁夫，加山又造等被国内外画家吹上天，中国画家甚至说李可染就是中国的东山魁夷，甚是可笑。其实，这些日本画家也只是出一点新花样而已，至多可抵上中国工艺班优秀学生的工艺品，根本不能和李可染相比，他们连李可染的百分之一都不如——书法似乎到了尽头，大家只好去搞花样。

▲【日本】富冈铁斋《竹田菌谱手卷》

但画画并没有到尽头，大家也去搞花样，为什么。当年美国人要把世界艺术的中心从法国的巴黎搬到美国的纽约，正规地画画，他们不行，赶不上具有悠久历史的巴黎，于是便拼命地出花样。“花样”不太要基本功，胡来就行了。他们花钱鼓吹这些新花样，高价购买这些新花样，杜尚的“作品”出来，一位从未见过杜尚作品，更不了解杜尚为何人的人，电话购买杜尚的“作品”，且高价，为什么？钱从何来？原来，皆有人支持，而且是官方机构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士就曾说过：“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的真正缔造者。”（见〈〈读书〉〉2002、5〈〈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美国支持的艺术家不可能是基本功很好的艺术家。否则，它的钱就会花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或欧洲以法国、意大利为主的艺术家身上。所以，他只能支持和宣传那些搞花样的“艺术家”身上。杜尚一家都是很好的艺术家 ，唯有杜尚，多次考美术学院都考不上，他急了，只好搞花样。于是被有心人看见。波洛克在成名前所画的〈〈自画像〉〉，实在是太差，看不出有什么才气。他后来把颜料装在桶里乱甩，玩花梢。他自己说：“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他到晚年认真怀疑自己是否会画画，但已晚。但美国某机构硬是把他捧上天。在美国的大小博物馆中可以没有梵高、塞尚、毕加索的作品，但不可能没有波洛克的作品。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花样”，实际上皆是垃圾，但却被美国人视为艺术精品。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传统文化，虽然在战争中发了财，经济强大了，但仍被欧洲人视为文化沙漠，美国人要改变自己没有文化的形象。在艺术上，它们要把世界文化中心由法国巴黎夺到美国纽约去。如前所述，正规地画画，做雕塑，美国人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去。风格是长期修炼的结果，所以，它们只能搞花样，新花样出现了，他们花大量美元宣传、巨款收购。陈列在博物馆，甚至花巨资请理论家写文“评述”鼓吹：传统艺术已过时，写实已不算艺术，艺术已进入抽象时期，又进入观念时期，又进入影像时期，“观念”、“影像”任何人都行，美国人当然不会落后。对于“艺术家”来说，数目惊人的美元，比任何伟大的理论家的理论都更有力，而且美元也能改变部分理论家，为其美元收买的艺术品建立理论。有“艺术精品”，有相应的理论，也不难进入美术史。于是小便盆、自行车轮、自行车把和车座、一块白布、一块黑油布、一卷废报纸、一块面包、被油漆溅脏了的画布，都进入艺术殿堂载入美术史。

▲【美】波洛克《网之外》

▲【法】杜尚《泉》

全世界都认为这些“花样”或连“花样”都不算的东西，便是当前艺术的榜样，赶紧仿效。仿效还不力的国家，它们就要用钱收买。比如中国，传统的有文化内涵的书法，外国人绝不会花巨资收买。有人根本不懂书法，胡乱一涂，被人用上万美金购去；有人搞几个荒唐动作，拍成照片，又被巨资购去。这么简单，又卖这么多的美元，趋利之徒，一千人，一万人，十万人在仿效，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作品”也被数万数十万美元买去。五年、十年过去了。有人灰心了，是不是还要实实在在地练基本功，认真画点画？但是又有一件“现代派”被巨资购去。看来还要坚持，于是再买点油漆，再搞点玻璃渣，再脱几次裤子。皇天不负有心人，也许会有一件“作品”被购买，但绝大多数的作品还是垃圾，一文不值。我希望有关部门统计一下，全国有多少“花样”的“艺术家”，有多少“花样”作品，被购买的有多少？用数字说明问题，也许比理论更有效。

▲【美】安迪·沃霍尔《毛泽东肖像》（版画）

2003年，美国五位杰出的艺术史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讲演，有人问他们：“美国有多少人从事现代派艺术创作？”回答是“在从事艺术的人中占不足5℅。几乎没有私人收藏家收藏现代派作品。”听者皆大为吃惊。中国公私收藏家收藏小便池、车座、橡胶皮之类“作品”者几乎为零。

如果把“花样”分为“低等花样”和“高等花样”。则各类双年展中，差不多都是“高等花样”，这些人有一点艺术基本功，但作品不足以引人注意，于是“内功”不行，假以“外功”、胡乱弄些“花样”，以求异于他人。一时也能哄骗一些评委和道行不深的理论家，更可以带动一批无识的画家，但一旦眼光高妙，有真才实学的理论家和史家出现，风格归风格，花样归花样，垃圾归垃圾，鱼目则不可混珠也。

有很多人鼓动我出面并领头反对双年展和全国美展。我不但拒绝反对，而且还主张把双年展和全国美展搞好。体育还有各种各样的比赛会，美术也应该有。青年美术家在今天想出头，很困难。各类双年展、全国美展虽不尽公平，但很优秀的作品，一般不会埋没。评委可能有私心，但也会有良心。私心可能把部分水平不太高的作品选上（至于照顾一些有名望的人，更在情理之中），良心则不会压制特别优秀的作品。所以，我支持双年展和全国美展继续办下去，这对美术创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希望多选一些有风格的作品，少选或不选“花样”的作品。更希望画画人认真修炼基本功，创立风格，不要玩“花样”，更不要误把“花样”当作“风格”。中国画人要明白这个道理，西方画人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否则，艺术真的会终结，至少会退废。

陈传席

陈传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2014年荣获“巴黎荣誉市民”徽章。

出版学术著作《六朝画论研究》（大陆版、台湾版，共13版）、《中国山水画史》（15版）、《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绘画美学史》（选入20世纪“中国文库”）、《陈传席文集》（九卷）、《中国佛教美术全集雕塑卷响堂山石窟（上下）》《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陈洪绶集》（点校本，中华书局）、《悔晚斋臆语》（中华书局）、《画坛点将录》（三联出版社、港台版）、《陈传席画集》等50余部，并且部分著作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并在《文物》、《美术研究》、《美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千余篇。据美术界权威杂志《美术》统计：陈传席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名。他被很多国内外年轻学者称为“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