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旧物行当的那些角儿
河南人老杨的部分藏品
城南老崔正在整理旧书
当人们走进博物馆陈列馆,看到那些清代或民国的文物,什么地契啦,什么清代的雕花大床啦,什么民国课本啦,等等。不知你想过没有,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其实,除了部分来自文物工作者的征集以外,不少东西是从那些收旧货的人手里征集来的。菜市上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野生菌,皆由一个个贩子层层转手而来,那些旧物件也大体如此。所不同的是,野生菌的转手,不过是食材的流动,而旧物件的转移,则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传递与保存。
第一线的人士,是收废书废报收旧货的,他们开车赶转转场,或挑着箩筐,推着自行车,吆喝着走街串巷。比如河南人老杨吧,四十岁,一米八的高个,操一口河南普通话。他赶转转场,乌沙、白碗窑、七舍、捧乍等西部南部乡镇是他的首选。到场坝上,找个平整的地方,铺块塑料布,几个旧花瓶,招牌就弄好了。拆老屋发现的老物件、老书、用具等都有人拿来咨询,合适他就收了。老杨与那些老人唠嗑,哪家有什么老东西,哪家有旧书籍,他都清楚。看到好东西,他总是动员人家卖给他。一次,我陪他到白碗窑簸米甲拜访80多岁的老人,一进入坝佑坝子,他就介绍上补路有哪些百年老屋,石柱础如何漂亮,窗子的木雕又如何,以及肖家寨有什么清代老物件,白陶厂有什么瓷器,等等。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聊,如数家珍,比文物部门掌握的情况还细致。
我到他家,清代至民国的书籍,比如经书、课本,大户人家的首饰盒,春凳、大刀、烟盒、洋烟枪、领袖像章,从清代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到处堆得是。他拿出一把日本战刀,说:“这是好东西哩!”
“兴义不是抗日前线,哪来这东西?”我有些疑惑。
“老爷爷说了,当年他当大队支书,一位南下干部交给他代管的。后来那位南下干部不知是调走了,还是去世了,没有来过问。你看还有日本人的名字。”
“你收这些东西怎么卖呀?”我担心他养家糊口,就问道。
“好卖。照片从微信上发出去,有人就来买。比如那本清代木刻版的书,就可以卖上千块。本钱不过一两百。”他露出一口白牙,笑了笑,很轻松。
“每个月挣多少?”
“与你的工资差不多,六七千块。”
老杨说,没有他这样起早贪黑地干,这些东西就丢掉了,多可惜!他又拿出几册彩印的民国课本来看,品相很好。为了买到一件东西,他经常与那些老人聊天,拉近感情,有的要跑好几趟。“老太太同意卖了,老头子死个人都不卖。老的愿意卖了,外出打工的儿孙不愿卖。有的要等几年,不卖的老人去世,再上门,才买到。”在我的印象中,西部乡镇没有东部乡镇文化发达,不料还有这么多老物件,或许是那些地方的拆迁速度比不上东部乡镇吧。
在城里转悠的代表人物是老赵,哪个小区要改造,文化人多不多,他注意收集这些信息,经常推一辆老自行车,大街小巷吆喝。旧物件旧书报,少就论斤两,多了就整堆估价,随便翻一番,看一看,他就知道有多少“油水”。之后分门别类,书报、电器、家具、照片、废铜烂铁分开放,那些小挂件小饰品则揣进兜里。有的老人故去,或者个别人急于搬家,不要钱,只要把满屋的老物件搬走就行,这样旧物件难免出现儿女所不知的金银首饰、玉挂件、书画等。
一次,我在一旁看着他分拣,他将一块玉放在口袋。“弄的一件好东西?”我问。
“哪里,哪里!是块石头。”老赵慌忙地说。
老杨、老赵这些角儿有些文化,知道初步鉴别。一些挑箩筐收废书报的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就会去找他们。老赵、老杨他们弄到东西后就通过电话、微信这些手段联系老朱、老崔,或直接送货上门,整堆卖,或分散卖。有时也通知其他“好古之人”,卖价就升高了。
老朱、老崔这些人就处于二线。他们租一个房间,有个门面。如果说老杨他们四处打游击,是“散兵游勇”,那老朱、老崔这些人,则有固定的“根据地”,旧货往往成百上千件,排列在架子上,供人选购。城北老皮、老张他们也有店,不过主业是买卖废纸板或者烂铜烂铁,遇到有价值的书,他们就选出来摆在那个地方,价钱比老崔他们便宜。花鸟市场老刘、老付的店称古玩店,分工更细,有专业化特点,主打或古生物化石、或青铜器、或瓷器、或杂件,虽也经营,但玩赏味更浓。另外一些角儿,在家里玩古,讲究少而精,藏品甚至秘不示人。
老朱在城西,他有5吨旧书,上万册。电话预约之后,我和老晏进入他的店,真有点眼花缭乱。他店不当街。老朱是兴义人,瘦个儿,小时候在昆明长大,一口云南腔。原先在昆明做旧书生意,安家兴义后开了这个店。
“这种位置怎么卖书呀?”
“在网上卖嘛。每年交400元就在孔夫子旧书网弄个网店,成交后再按0.04%交费,我有2000多本在网上面向全国卖,都是一些档次比较高的书,价格贵哩!”
“每个月赚多少?”
“六七千吧。《何应钦纪事》卖80元。1938年的《鲁迅全集》,一本卖1200元。像你们这样上门来的就不愿出这么高的价。”老朱怕我不信,在手机上翻成交记录给我看。我花了两个小时挑选了14本书,讨价还价之后,80元成交,平均每本不到6元。老晏挑了30多本,260元成交。
老朱每天上午帮老婆炸油条,下午就骑着电摩托满城收书,除了书以外,其它一概不收。
老崔有3000册书,在南门,我、老晏、老高经常到那里“淘宝”。除了书之外,还有奇石、书画、旧收录机、旧酒瓶、钱币之类,是名副其实的杂货店。老崔在老朱的指导下,也在孔夫子旧书网开店。从2019年12月8日至今9个月,成交300多件,交易额3万元左右。
北门诚鑫书店主要售卖纸板废金属,以及旧书报,中小学教材,这个地方周围中小学比较多,遇到毕业学生就会将各种读书拿来卖,在校生则到这里“淘宝”,旧书比较丰富。经常关注也会找到不少“宝贝”。店主人瘦瘦的,姓陈,个头不高,近70岁,笑起来皱纹多,嘴瘪,牙掉了不少,非常和气。
我们到老朱、老崔他们店里,主要是选旧书,3本5本,结合书的厚薄、年代等因素,一般的书每本3至5元,志书二三十元不等。买新书一本的钱买旧书可以弄到七八本。旧书的校对、插图、编排、纸张、装订、封面设计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那种认真严谨是后人无法比的。比如那种马粪纸印的书,纸张质量确实差,草的茎叶都还在纸上,闻起来草的清香已经变成醇香,有古普洱茶的风味。我有一本196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报头图案参考资料》和一本1974年出版的《美术参考资料报头图案美术字》,翻一翻,玩味它,领略那个时代特有的夸饰,思绪穿越几十年,那是一种享受。
另外一个姓陈的,50多岁,我们称他老师,恋旧成癖。无论是老朱老崔,还是老赵,包括那些挑箩筐的妇女,甚至贵阳昆明及其它省收旧货的网友,他都关注,他有一个庞大的微信网。老陈随便瞄下纸张,甚至不用看,伸手摸一摸,他就知道这书大约出版多少年。他拥有2万册书,清代中期的木刻版,民国时期的教材,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应有尽有。青铜器、瓷器、抱柱联、木刻、钱币、照片、手稿、地契等等,凡是兴义文化元素的旧货,他都要,比老崔更“杂”。几十年专注收集兴义地方历史文化的东西,积累了数万件文物。当地报纸不只一次报道过他。他自豪地说,他的藏品装备两三个中等博物馆不成问题。省博物馆、州博物馆搞展陈找他,老陈搞清了展陈主题后,适当整理归类,拍照、写文字说明、标价,做成册子,提供给买家,买家确定要哪些东西后就讨价还价。老陈告诉我,有些赚头就行,不能漫天要价。10年前20年前买成100元要卖五六百元,因为有物价的因素。但不能乱吼三千五千元,这是底线。
我到老陈家里,挪一步都要怕碰到他的宝贝,桌子上有些年份的盒子里装的是康熙、乾隆、道光、光绪等年间发行的通宝,柜子上堆着五六十年代的刊物,沙发旁边则是林林总总的兴义白碗窑陶瓷,有的房间放的是雕花的窗格和民国时候的马鞍,有的房间摆满旧书及名人字画,就连招待客人的茶杯也有些包浆了。我这样翻翻,那样摸摸,沉浸在怀旧的氛围里。我赞叹他的东西多,他淡淡地说,这里不过冰山一角,还有几套房子都装满了。我翻看几本整理的十分规范的家族的影集,照片下面标注了年代、地点、人物,连底片都保存着,这家的一些家庭成员我认识,那是我羡慕的书香门第哩!不料这影集,论斤卖掉,流落在老陈这里;师专一些教授去世后,他们的书籍手稿,论斤卖掉,也被老陈抢救回来。甚至,有个文化部门,将几十年的剧照随手丢掉,老陈捡了回来;有个图书馆搬新馆时,将兴义先贤蒋秋奚、刘公亮先生签名盖章送给省立兴义中学的《贵州通史》丢掉,也被老陈弄回来........
最后,我拿着那本家族影集问他,这个你什么时候出手?他回答,无法出手。但我觉得丢了可惜,就花钱买来了。在老陈的藏品中不少东西是无法出手的,他花钱买回来,不过是对兴义地方历史文化的痴迷罢了。
遇到单位搬办公室或旧房拆迁,老朱、老赵他们忙,老陈也跟着忙,他约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捡漏”,书籍、物件等稍有价值的就捡回去,好几次我也捡到了自己喜欢的书。
现在我书半数以上是从旧书摊淘回来,一则为了省钱,二则年纪大了,开始怀旧了,总觉得旧的顺眼,新的刺眼。三四千册书新新旧旧,高高低低,书柜,床头柜,椅子上,枕头边,到处都是,随手可取,随意而读。书房如一片森林,有老树有小树,有鲜花,有草坪。我像一只欢欢喜喜的蜜蜂,这里停一下,那里停一下。不停地读书写作,天长日久,心一次次受到涤荡,远离了世俗的尘埃,灵魂得到滋养,受到熏陶,思维始终饱满充实,明净而鲜活,尽管发须发皆白,其貌不扬。
光顾旧书摊,几十上百地往那些地方掷钱,我念叨这些,老陈一脸不屑,说,你算哪样,我经常几百上千元地扔进去。弄来之后无法出手,明知无法出手,也忍不住投钱,遇到有价值的旧货就挪不开步,不弄到手晚上就睡不好。贪恋旧货是一个无底的坑啊!说这话,他是悔恨,是自豪,是调侃,我辨别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