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代100位书法家01孙伯翔：魏碑第一高手

《书法课程》

见诸笔墨 | 达于心灵

不可一日无此君

文化核心 | 中国书法 | 最高艺术

写字在勤奋和天分，创新在学识和胆识，此言不虚也。

最欣赏李可染大师之语：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题记

评当代100位书法家01孙伯翔：魏碑第一高手

【李金河评】

天津孙伯翔先生乃当代碑书第一高手。

魏碑书自清末至今名家可数：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李瑞清、曾熙、陶浚宣及徐生翁等。成功者如：康、赵、徐，毁誉参半如张、李、曾，近于失败者如陶。

碑书不外方笔、圆笔、方圆结合、碑帖结合等几种路子，况大兴于清末，历史留下的开创空间足够大。碑书大家问世时间间隔之短史上所无。

孙伯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崛起于书坛。靠一手纯而又纯的魏碑书，孙氏之成功在于用笔——方笔。其方笔震撼人心的力度颇大。在孙之前写碑书者“使笔如刀”能够自然切斩出见棱见角的碑质点线者无，多为做作或能力不及，故孙氏在魏碑风格史上是具开创之功的大家。

虽然孙氏仅于笔法之功即可立足于书坛千古，然称其大师则稍差一步耳：孙氏于结字、书风开创远不及笔法高标，主要得法《龙门二十品》中之《始平公造像记》、《张猛龙碑》，或参赵之谦法，常合古人辙路，己意不多。

其书尝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有过一段激进的“变法”阶段，惜其未能继续开拓，因何？碑书开拓须有极高之学识、眼力与超常之胆气，开创之初不免有种种不足，遂批评声雀起，于是将孙氏开拓之念压住，乃大憾也。

后又皈依《始平公造像记》，结字之开合移位种种富于生气的意趣均让位于“复归平正”耳。于欹侧变化未敢深入，其一生结字之种种变化仅在于一平面上之部首笔画左右上下之平移变化，而不敢将字倾侧——孙氏之字无论变形多大无一倾侧笔也。

细研孙氏近年作品，其结字取修长之唐楷意，少碑书之“宽扁”态，颇有疏古（汉隶、魏碑）亲今（唐楷）之意，其结字法冥冥之中唐法愈发占据主动，以较多唐法做入碑之基，取北碑方折之笔，合成书之清刚严整气貌，而古拙气渐亡矣，唐法入碑乃学碑大失、大忌也。

孙氏书法无处不在的理性占据了书之大半，深层的平行、等距等唐法意识在其内心深处打上了愈老愈深的烙印。而奇拙之字则是在唐法规矩之内的种种变化，而非在上溯魏碑乃至汉隶秦篆这些朴逸造型气质基础上的变形。因为变形站在唐法和站在汉魏基础上表面上看有时“差不多”，其实这对于将书家书风推上一个更高的层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字少倾侧之法故书多失于自然，多“做”味。

因何孙氏多行草笔意的书作则精彩四射？行草破规矩也。这一潜层的规范、造型意识是制约孙书未能进入化境之关捩。其衷心的圆笔魏碑《论经书诗》仅停留为摹习阶段，未能真正化入自己的创作中活用。

方圆结合在其笔下其实是以方写圆，圆多难融。方笔易得规矩平正刚硬，圆笔易得变化活泼苍朴，孙得方失圆也。故孙氏立世之基在于方笔笔法，以笔法带动了结字风格的“中度”个性化，此为优长。虽然论文气不及康、赵，论胆量不及徐生翁，但仅笔法即可立世，虽然稍有些遗憾罢。

【孙伯翔书学语录】

“品酒醇醨迥异，学书碑帖无町”。著世的名碑、名帖皆为传世之瑰宝，永取不竭，后学者可任其所爱择而学之。循序而进，由古而寻我，千万不要重碑而轻帖，也不要扬帖而抑碑。

学书当学法，学法当从古入，这个道理似乎都承认是源流之理，毋庸置疑。我们讲的从古入手，强调以名碑、名帖来作为法则深学，不是任何一种都可作为法源，比如无名的或以刀代笔的小墓志、小造像、刑徒砖以及竹简、木简，一般的写经等等。只能取意，悟其天趣，不能做法。学隶书的只取汉简为法，不临礼器、曹全、张迁诸名碑；学魏碑的只把重点放在以刀代笔的小石刻，不以张猛龙、始平公、张黑女、郑文公、论经书诗为宗，虽是学古，却是歧途。

学书多源流之分，我们当以学源为主，先人的流可以兼取，但不能本末倒置。就碑学而论，清代中叶，碑学大兴，造就了如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等诸多巨匠，他们的成功目标是经源头而取，辟成自己的流派，各自成宗。我们也应该像他们那样，当从源头起，有为之士再辟流，如果学魏碑只取赵之谦或康有为，学隶书的以邓石如为法，舍其源，学其流不是上乘之见。

书艺之妙，皆在于思，线多了的字要着眼于点，点多了的字要着眼于线。执笔于手，巧悟于心。

北朝书法艺术的形成是多元素的，是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融合，是外夷文化冲击华夏本位文化的结晶。北朝书法堪称由夷变夏而复归夏的“勇士”，这“勇士”的遗风影响着唐宋，慕外文化意识又充实了本体文化的正宗，北魏书法由隶而始，入楷而终。

【孙伯翔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