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素已愉，轻鲦乐如此”-矾红金鱼

关于金鱼的出现，大概是一个浪漫的邂逅。祖冲之先生在《述异记》中记载“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

这里的赤鳞鱼就是金鱼的祖先了。

起于此次邂逅，金鱼开始走进文人墨客的世界。千百年来，文人雅士们或将金鱼题于诗词中，或绘于纸张画卷、金银瓷器、绢本衣帛中。

金鱼的故事

THE IMPERIAL PALACE

“濠上独游时，妙契庄生旨，我心素已愉，轻鲦乐如此。”这是一首题于扇面的小诗，描绘的正是金鱼游乐的场景。诗句通过观金鱼以追慕庄子濠梁观鱼的悠闲自在。《庄子﹒秋水》：“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

在庄子的世界，鱼本身是可以凝想的，是自然生命的象征。庄周化鱼，预示着人可以跨越自然界的范畴和界限去领悟其他生命的感受。这种特有的“鱼乐”思想是中国特有的绘画主题，匠人们用流畅的笔墨，描绘出自然生命的韵律。而对于这种生命力的认同，正是庄子在濠梁岸边，观鱼知乐，物我两忘的境界。也许观鱼的本身正是在欣欣然间以期忘却尘世烦扰。

晋桓的邂逅将金鱼带到了大众的眼前，而佛教的兴起则为金鱼披上了神秘的面纱。《金光明经 流水长者子品》称：“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与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感悟于佛经教义，人们开始大规模放生，在这些放生的动物中，因金鱼的颜色奇异，自带的神秘意味，被作为首选的放生对象。甚至在唐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放生池。《事物原令》中记载“唐肃宗乾天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是放生始于梁而置放生池始于唐也”。于是有了神性的金鱼开始走进帝王将相的世界。

南宋高宗赵构十分喜爱收养和鉴赏金鱼，并在宫内设专门的养鱼池，其中以王字虎头金鱼和鹅头红金鱼为代表。帝王的喜爱为金鱼披上了吉祥的寓意。仲并的《代人上师垣生辰三首》说“玉带金鱼衮绣光，维垣一旦侍君王。”刘过的《庆周益公新府》说“　潭潭新府列名卿，玉带金鱼喜气横。”

到了明代，明神宗也是一位观鱼达人，明宫内设有许多养鱼大缸，甚至用玉盆养起了金鱼。光养还不够，每年的中秋，各宫苑都要举行赛金鱼的活动。《明宫史》中记载：“凡内臣多好花木，于院宇之中，摆设多盆。并养金鱼于缸，罗列小盆细草，以示侈富。”另浮梁县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三年，青花鱼缸六百八十”。在这样的氛围下，金鱼的培育加剧，明代晚期，金鱼的体态更加丰满，由原先的扁长逐渐变得扁长直至圆润，尾鳍也开始分叉，游速更加缓慢。似乎此时的金鱼更符合庄子濠梁观鱼的意境，也符合着中国天圆地方的审美情趣。

清乾隆年间，金鱼品种繁多，且颜色增加，金鱼成为宫廷市井的主要观赏鱼之一。也就是在此时，金鱼纹饰开始真正走进瓷器之上，马未都先生认为，“金鱼纹饰反映到瓷器之上应该是从乾隆朝开始。”瓷器上常用矾红彩来描绘金鱼灵动的身姿，有的甚至加上金彩来表现出金鳞游曳的效果。图为清道光年间金鱼杯一对。可以看到，它与今天的金鱼还是有所差异。它的眼睛并不像今天金鱼那样突出，尾巴也不是那么的飘逸，颜色也不是那么强烈，体态也没有那样的圆润，但是画风写实，完美的还原了当时金鱼的体态。瓷画风格的写实化正是自清代顺治以后，绘画吸收了西方油画的精髓，金鱼纹画风更加细腻写实。

占墨白釉矾红彩金鱼纹杯正是运用了这样的画风，并较多的采用了渲染技法，纹样颜色深浅有别，鱼身的鳞片、阴阳面、受光面刻画详细，画面栩栩如生。其中，匠人对于鱼鳞的描绘更加细致，红色鱼鳞清晰有致，背鳍和腹鳍形态自然，呈现半透明状态，用笔极其工整，整体鱼纹体态匀称丰满，更能体现鱼乐精髓。

从明清开始，金鱼已经走进了社会生活，金鱼纹饰的装饰涵义更加趋于世俗化。在中国汉字中，金鱼的“鱼”与“余”同音，因此，金鱼就有金余的口彩。人们为了寓意年年有余，吉庆有余，经常将有金鱼形象的饰物带入家中。甚至春联里有佳句“岁岁进元宝，年年有金余”。

金鱼又与金玉谐音，金在古语中常代指女儿，玉一般代指儿子，所以金鱼满塘就是金玉满堂，象征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人们借着金鱼图案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向往，而我也相信，金鱼纹饰承载的这份民俗文化记忆中的吉祥和美好艺术感将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中永久的珍藏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