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告诉你：怎么“好德、好色”地“活着”，通达天人合一

《论语》是中国读书人的基础语言，并影响着全社会的思维结构。中国文化是儒、道、佛三教的合流，但是，这三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决不是三足鼎立的，儒家文化绝对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汉代开始，它就是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约法国巴黎，联袂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在孔子看来，人性由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组成。动物性是基础，其本质特征是生本能，即要活着，其取向是物欲；社会性是对人的动物性的规范和提升，其取向是奉献。

“好色”是人的动物性，“好德”是人的社会性；“好色”是人的动物性反应，“好德”是人的道德提升；“好色”自然产生，“好德”要克制物欲和私欲，艰苦修炼。

从根本上讲，人与动物的区别也仅仅在于人能够以自己的高智商和高情商来使自己更好更长久地“活着”，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必然要首先做出奉献，使别人更好更长久地“活着”，而提倡“乐观”的生活态度。

“人生一无所本，被偶然扔掷在此世间，无所凭依，无所依皈”。但人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相信“物不可以终难”（《周易·序卦》），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为什么人能弘道？人要“活着”决定了人总体原则的价值建构指向。

人根据人类总体意识来“弘道”，就必定会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中不断选择出具有正面价值的思想观念向“道”积淀，“道”就得到弘扬与发展，并总是处于开放状态中而不会僵化，总是与鲜活的现实相联系而不会变成先验或超验的东西。以人为本，依靠生存智慧，相信人自身的力量。

这种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这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社会规则才得以建立。这一规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梁漱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还不赶快乐一乐么？”。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哲学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是孔子所理想的“成人之道”，并由之决定了中国人的价值导向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进步与满足，是寻求“人道”的不断完成，是在音乐和艺术的熏陶下达到对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化把握。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现实实践中的顺序往往是：由教而遵道，因道而生情，因情而定性，因性而知命，因命而依天。

从个体情感出发，以“知命”为人的归宿，是中国人情理交融的生存方式，也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合一，即人道（君子）与天道（天命）的合一。

孔子的人要“活着”的价值建构思想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并不仅仅体现在《论语》中，而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中，中国优秀的文艺作品很多都贯穿或蕴含这这样的思想。以孔子的这种思想去解释中国思想文化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会即刻通达。（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