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陈淳：考古学家的天职是怀疑和批判

陈淳 受访者供图

在一般大众的观念里，考古学是一项从物质遗存中重现古代历史的学科。大众对考古学最直观的印象，是胼手胝足的考古学者在黄沙漫天与灼热的阳光中发掘着考古遗存。这似乎折射了考古学在中国百年来的尴尬境遇：历史学者们习惯于把考古学的材料与成果视作历史学的补充与附庸；考古学者在辛勤的研究与探索之外，对于考古学的另一个层面——通过物质文明反思与重建历史，少有涉猎。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史学观念对传统经史之学的冲击，中国的历史学者开始以集体的力量搜寻史料。同时，历史学者顾颉刚则在乾嘉之学以及戏剧歌谣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石破天惊地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一场史学革命配合的社会思潮是五四以来新兴的政治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对旧秩序、旧道德的反叛。与此同时，作为西方学术方法的考古学进入中国。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支持下的安阳发掘，证实了晚商的存在，同样激发了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和疑古思潮的双面夹击下，重建古史的雄心壮志，同样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与思路也牢牢地被安阳经验所锁定。

安阳经验下的考古学强调的是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所说的：“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而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及传统学术中对于文献的依赖，以及对于理论视角的缺失，则束缚了考古学者在重建古史之外，发现更多的可能。正如张光直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总结：“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古史”与“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许多考古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出土文物和文献对应中国古代典籍中存在的政权乃至圣王，希望重现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辉煌时代，作为提高民族尊严乃至自豪感的来源。从顾颉刚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再到今天考古学者所热衷的将古史神话与考古遗存一一对号入座，不得不让人想起加拿大考古学者特里格的判断：“世界各地的考古证据阐释一直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考虑的影响，这些阐释会有意无意地支持那些考古学研究赞助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加强或捍卫他们与之为伍的意识形态。”这或许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考古学的流变和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变迁中所折射的，正是背后社会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

在考古学界，考古学者陈淳是一个稍显边缘的存在。当今天的考古学界激烈地争论“二里头是否为夏都？”“早期文明中是否存在着今天中国的雏形”，陈淳始终没有加入这种合唱之中。他固执地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不应受到学术之外的诱惑。同样考古学更需要更新自身的方法与视野，考古学者在田野调查与考古报告之外，更应当借鉴社会科学视角，在发现与挖掘背后，找到人类活动和文明形成的规律，使重建历史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今年八月，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家哈根达斯店，我采访了陈淳。略微使我诧异的是，这位带着茶色墨镜一头银发的考古学者和我谈起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西方科学概念对考古学的塑造、人类学对于文明的定义，而不是我预想到的考古学者田野的经验以及对于文献和实物的对照。而正是这种“玄远”使得陈淳与其他考古学者不同，他所思考的角度也常常诘问着今天被历史情感和意识形态所缠绕的考古学界。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陈淳

问：从殷墟开始的中国的考古学传统注重实证研究和物质层面的整理，而战后的欧美考古学则注重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以及理论上的阐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答：我们可以从“考古学（archeology）”这个词的起源开始谈起，中国“考古学”一词其实来自十九世纪末的日语，日本引入考古学的时间要早于中国。1877年，美国考古学者爱德华·莫尔斯调查和发掘日本的大森贝塚，把现代考古学引入日本，日本人没有对应archaeology的合适词汇，就用中国宋代学者吕大临《考古图》中“考古”一词来指代。考古学在二十世纪进入中国，也就用“考古学”来对应英语archaeology。

archaeology的拉丁文词根“arche”的本意是指探究来源、本源，所以是一门探索社会各种现象来源的学科。但是，中国语境下的“考古学”则是考证古代的意思，类似文献的考订。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研究也注重文字的层面，借以补史和证史。欧美的考古学与史学没有多大关系，更多地关注与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联系，把人类社会的进化看作是生物进化的延续。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主要是在历史最不发达的国家，如北欧和美国，发展起来的。但是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其目的与考古学基本重合，于是自然就成为了历史学的附庸，甚至成了历史学的婢女。1928年，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语所设立考古学组，就是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傅斯年当年提出的这一治学方针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在建国后的考古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

最近，考古学成为了一门与历史学平行的独立学科，是因为学界意识到，虽然二者的研究目标相同，但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还是差别很大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科技考古和学科交叉的加强，大家有了一定的共识，这就是考古学虽然是社会和人文科学，但是研究手段却主要依赖自然科学。因为出土的物质材料靠单纯的文科是没有办法研究的，必须要靠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和材料学的知识去了解，包括岩相分析、气候分析、同位素分析和孢粉分析等等，这些都是自然学科的手段。考古学家面对出土材料来提炼信息，必须要用自然科学手段来解决，这样才能够大大拓宽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增进我们对历史发生的各种事件的了解。

而考古学提供的这些信息是文献记载所完全没有的。比如说古代人日常饮食和生业经济是什么？他们的技术水平发展如何？古代的社会结构是怎样？如何认定古代的族群？传统史料基本上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一种政治史、军事史和改朝换代的历史。具体到社会层面，比如像经济、技术、日常生活这种细节，文献里很少涉及。战后西方新史学的年鉴学派就转向追求一种“整体史”，历史学者不单单要研究政治史，还要研究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所以新史学的趋势和考古学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几乎是同步的，都是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手段来全面了解和重建人类的历史。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也不应该再把补充编年史看作第一要务。与历史记载注重年代学、战争、朝代更替等重要事件相比，考古学更加擅长人地关系、技术和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长时段变迁。而且，考古学也要像社会学和人类学一样，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比如人类社会由原始的狩猎采集发展到栽培农作物，最后发展到文明与国家出现。考古学家想要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社会发生这样的变迁？而且这种文明化过程在世界各地重复的出现，表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共同趋势，就是从一种原始、平等的社会，慢慢向由国家主导的文明社会演进。虽然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典玛雅和古代中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但是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都表现出一种社会复杂化的趋势，说明人类社会有着相似的发展规律。所以，考古学也应该探索这样的规律性问题，而不应满足于用考古材料来验证或补充文献中的信息，或订正史料上的错误。从这点来看，考古学应该是独立的一门学科。

问：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与发展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考古学，而二十世纪初向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转变则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学也发生了转向，从原先证明民族认同的追求，转向了研究社会演变的动力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这背后有哪些观念和思想上的原因？

答：在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初，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是将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对应。他指的地下之材只是金石上的文字资料，现在也努力把物质文化、考古遗址和文献记载对号入座。我国一些考古学者在关于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上，热衷把中原龙山文化与文献上提到的五帝时代和夏文化联系起来，并将一些史前遗址与历史记载中的城市和地点相对应。由于史前遗址缺乏文字的自证，所以会产生很大的争议。而且，这样简单地将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对应，也仅仅局限于某项文献记载是否真实可靠，并不探索考古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来龙去脉，也很少涉及古代经济、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等问题。

二战后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反思最早是从美国开始的，欧洲的反思要来得要迟一点。新考古学或者过程考古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美国考古学的传统和旧大陆的传统差别很大。因为美国考古学者研究的对象是印第安人的历史，不是欧洲殖民者的历史，所以他们把美洲土著的文物放在自然博物馆，把考古研究放在自然史和人类学的范畴之内。这与欧洲和中国将考古学放在民族历史的范畴里很不相同。而且新大陆跟旧大陆的社会发展有很大差异，新大陆只有在中南和南美有玛雅和印加等比较进步的古代文明，北美没有特别显赫的文明和早期国家，大部分是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的考古遗存，再加上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文献记载，所以美国的考古学更强调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到了六十年代，美国一些年轻考古学家开始对现状感到不满，认为纯粹器物的分类和编年是见物不见人。这和他们的人类学传统有关系，因为人类学的传统更强调要透物见人，要解释文化的变迁。美国考古学家都是在人类学背景里训练出来的，基本没有受历史学的影响，而中国的考古学家都是在历史学的传统里面培养起来的，没有人类学的训练，这种学术背景对考古学家先入为主的思考方式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到六十年代，美国一些年轻的考古学者就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表示不满，要求这门学科更加科学化和人类学化。所谓透物见人，就是从静态的文物去了解活生生的人类行为，所以美国考古学家把考古学看作是民族学的过去时态，也就是用考古学来了解古代民族的情况。

另一方面，历史学在美国不受重视，被认为是一种描述性学科。而人类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一样，属于一种研究社会规律的学科，学术地位比历史学要高。1960年代一些年轻学者觉得文化历史考古学不够科学的地方在于学者主要是根据经验和直觉来进行研究，缺乏严谨的科学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其实今天大部分中国的学者也是如此，具体操作大多仍处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常凭想象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基本上就是猜测。考古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知其然”的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和罗列出土文物和表面现象的层面，还要探究文物和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就是是要弄清是古人什么样的行为和活动造成这种现象的。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可以探索、概括和总结许多社会问题，比如生业方式、文化发展层次，社会等级等问题。有许多无法直观的因果问题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演绎方式来探讨，先对现象的成因做出各种可能的假设，然后用逻辑实证的途径来加以检验。

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问题，其实是社会发展的问题。考古的物质材料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个发展过程的，需要考古学用科学方法去破解，也就是了解造成社会复杂化的因果关系以及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力。今天中国考古学界热衷于讨论夏朝和最早中国的问题，争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虽然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没有文字证据，仍然无法肯定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首都。而且，这种二重证据法研究只是满足于将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对应，并不关心中国的早期国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所以，中国考古学目前还是停留在材料的积累，没有采用科学方法来进行信息的提炼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分析，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历史重建。

问：中国考古学界一直有重建古史的抱负，1990年代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确认了夏的存在，而且明确了夏代的世系表。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大多是取信于文献材料，认为殷墟发掘既然证明了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为信史，那么夏代也必然存在，而且二里头的发掘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试图重演殷墟发掘的一幕。然而，国外学界并不认同中国学者的这种观点。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中国考古学因为有很强的编年史学的情节，所以很重视文献。于是，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问题都来自文献，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后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因为早期文献中有关三代的确切纪年问题很不清楚，特别是最早朝代的夏并没有像商那样有文字的自证，因此作为中华文明的起点，这个问题还是存疑的。所以，在启动中华文明探源项目时，就把夏的真实性以及夏商替代的时间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来探究。中华文明探源是以文献为出发点。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文明探源继续向前追溯，于是有学者主张要将文明的源头追溯到五帝时代。

对于现代学术来说，科学概念非常重要。探究五帝时代，你首先要定义“什么是五帝”？虽然文献中有五帝的说法，但是说法不一，并无定论。而且五帝的说法出现很晚，可靠性很成问题。如果五帝代表了龙山时代的五大部族，没有文字的话，究竟如何从出土的物质材料来予以分辨？顾颉刚曾提到过中国历史层累造成的问题，就是越早的历史记载出现的越晚。五帝和夏就有这个问题，它们在文献中的出现得比较晚。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夏的记载，说明商王并不把自己视作夏的后继者。现在一般认为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其间隔的时间有1000多年，这段时间大概相当我们今天与北宋之间的距离。相隔这样漫长年代，单凭口耳相传的记忆，这段历史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

与国际考古学界将文明起源从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来追溯不同，中国学者把主要目标放在追溯文献记载的最早朝代上，于是文献上提到的夏便成了最重要的对象。而且这个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徐旭生开始就一直在做，并延续到许宏等学者。后来的田野工作一直坚持在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找到了比较显赫的墓葬和宫殿。因为大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的位置和时间与的文献上的夏朝基本重合，也因此都倾向于把二里头看作是夏墟，把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看作是夏国疆域的范围。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没有出土文字可以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如果我们仅仅靠器物类型的研究，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将二里头遗址定义为夏墟是不严谨的。

科学研究是一种或然性研究，有置信度的考量，不是要证明和坚定一种社会和学界的信念。考古学发掘证明，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有很复杂的社会发展层次，甚至可能达到了古代国家的发展水平。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必非得要把它和夏拉上关系，除非以后出土了确切的文字证据。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问题，不应被民族主义热情所左右。

虽然国内有学者声称，夏的存在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但是要得到国外学界的认可就很有问题了，尤其是美国的汉学界一般都不承认这种说法。《剑桥上古史》主编夏含夷在澎湃新闻上的访谈，就解释了为什么不把夏代放在《剑桥上古史》中的原因。他谈到“我们就是确定一个比较窄的历史定义——有文字资料。没有文字资料之前，不是信史。比如说《禹贡》，我们不相信是夏代的东西；《尧典》，我们不相信是夏代的。我们认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开始的。我知道在中国国内有批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历史是什么东西。”

问：顾颉刚的“疑古”和“层累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范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革命性地提出了“东周以上无信史”，但是随着考古技术与理论的发展以及出土文物的增多，九十年代以来，对疑古思潮提出了一系列反思与批判，有人提出要“走出疑古”，重新建立上古史的叙述。您作为一个考古学者，如何看待对于上古史的“疑”与“信”？

答：疑不只是一种古史研究的方法，是任何科学研究必备的要素。当代科学的基本原理，是在西欧起源的，最终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贤与哲人。希腊哲学家思考宇宙与社会万物的来历，探究人类社会和国家的起源。他们也为一种抽象和逻辑推理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许多哲学家认识到，单凭直觉和经验来进行认识世界是不够的，因为表象世界是有蒙蔽性的，而且表现也并不告诉我们产生的原因。所以，科学探索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探究事物产生的因果原理，检验直觉认知的可靠性。这种思维方法便是现代科学的精髓。

人类直觉的错误无处不在，人类就是靠试错才能取得教训，才能不断进步的。比如，太阳东升西落是真理，但是哥白尼和伽利略就是怀疑地心说，而伽利略发明望远镜来检验直觉的错误，代表了科学认知划时代的进步。所以，科学研究应该始于怀疑，这是科学工作者的必备素质。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或然性研究，它从不侈谈“真理”。因为世界是无限的，而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受到时代和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如果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审视我们的文明探源，确实还有许多值得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考古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尤其严重，因为它研究的是残缺不全的材料，而物质材料并不告诉我们真相。有的学者辛苦挖掘和研究之后，得出了初步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会被后来的新发现完全否定。因此考古研究好像是盲人摸象，考古发现永远是历史的一个局部。只有出土材料不断丰富，不断提炼新的信息并做出解读，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能不断更新，才能慢慢把碎片化的材料和信息拼凑出轮廓大体可读的历史。所以，怀疑是科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我们的传统学术没有怀疑的传统，即便乾嘉学派讲求考证以及对文献的批判，但更多的还是要为圣人之言做注。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学术缺乏西方现代科学的许多关键要素，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提出了夏代为“信史”的观点，在《传说时代与最早中国》一文中强调“人们通常认为，怀疑是科学态度，相信则是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我无法理解“信”比“疑”更难的理由，难道考古学和科学研究是要培养某种信念，或者证明自己某种看法是正确吗？只有宗教才会坚持某种信念，不容置疑。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只有怀疑精神才能引领一个学科不断深入并且推动前沿的研究。如果你对文献记载深信不疑，而且将全部精力放在证明其的正确性上，那么你的考古视野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果考古学者完全相信眼见为实，相信历史记载，相信权威学者的观点，那么这门学科就很难发展和进步。考古研究主要依靠类比，二重证据法就是一例，但是两者之间是否有证据链和逻辑关系，大家似乎不太在乎。在中国早期国家的研究中采取了这样一种类比：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夏朝=夏国的疆域，最后夏文化器物类型的地理分布就等同于夏代国家范围。但是，人类学研究表明文化、族群、国家这些概念差异很大，并不能互换。我们无法从一批陶器类型的分布就得出一批族群的分布和国家疆域的结论。陶器是家庭日用品，而国家是统治的范围，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

中山大学的林定夷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做《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他指出类比只是一种猜测，并非严谨的逻辑推理。他说，“科学追求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但必须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匹配’，决不是意味着只能依经验事实为准绳，单向性地要求科学理论与它们相匹配。”类比要强调概念的本质，这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问题。将几个不同的概念进行类比，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是比较它们之间的哪些内容，否则泛泛的类比会出现偏差。

二里头文化的类比就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北大考古学者邹衡按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批陶器与少数青铜器来定义了二里头文化，而目前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界定或分布范围都是以这批陶器为标准，进而将二里头文化等同于夏文化并等同于夏民族。人类学观察表明，物质文化与族群并不对应与重合。比如对缅甸克钦族以及泰国氻族的研究发现，同一个民族所用的物质文化并不完全相同。族属的认同并不基于某些物质文化，而是根据某种信仰或价值观。因此依赖器物和陶器来定义族群的分布并不可信。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在非洲巴林戈湖附近研究时，特别注意物质文化与族群的对应关系。他发现妇女的耳环可以作为分辨族群的标志，但是陶器的分布范围就并不相同。所以在相关族群之间，各种物质文化分布的边界与族群并不完全重合。还有，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和武器很容易被不同族群所采纳。但是，信仰和习俗等文化特点则比较保守，较难传播，所以适合用来分辨族群。所以，在从物质文化来分辨族群时，一定要考虑物质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功能，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很少考虑到这个层面。

问：在东西方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文明的形成与国家的起源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比如张光直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文明的形成于政治秩序。比较经典的解读中国早期文明形态的学说有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魏特夫的“治水国家说”。中西早期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是否经历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演进的过程中，考古学家能否总结出相似的规律？

答：一般来说，我觉得国家探源的共同规律应该是追溯一种世袭等级制的出现到被官僚政府取代的过程。而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起源，肯定有不同的动力和模式，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形态就很不一样。中华文明的形态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形态，中美洲的玛雅也是如此。这些不同的轨迹可能反映了地理环境、资源物产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种以城邦林立为特点的文明，形态有点类似于我国的战国时期，但是从文化来看，就只有一种苏美尔文化。而整个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都是在法老的统治之下，是一种集中统一的王权国家。玛雅文明的形态与苏美尔类似，文化面貌统一，但是城邦林立。在玛雅象形文字还没有破译的时候，考古学家搞不清楚玛雅到底是统一帝国还是城邦割据的一种文明，后来象形文字破译以后，才知道它的具体形态。玛雅各城邦之间彼此模仿，相互竞争，表现出很强的文化共性。有时一个王国的王子，因不能继位于是逃到异邦，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周天子是把天下分封给自己的子孙，后来变成了列国。而玛雅文化中的城邦林立可能并非分封的结果，而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发展过程。

目前要讨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的动力或原因，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的主要兴趣都放在了断代（比如夏王朝的具体年代）、地点（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墟）以及三代过渡的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之上。没有人考虑中国早期国家的具体形态怎样，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内部统治机制如何。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学者缺乏人类学理论的训练和指导，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探索问题，仅限以文献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对于早期文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关注很少。这一方面有从考古材料提炼社会结构信息上的难度，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需要较高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而且探索这些问题无法直接通过器物研究来获得，还需要从动态的视角关注聚落形态的结构、经济基础、社会等级分化的过程。要进行这种研究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需要有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理论和知识背景。

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早期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国家性质的研究有着很深的影响。斯大林模式下的“五阶段论”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对于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解方式。随着欧美学界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提倡的单线进化论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与批判。从考古学的角度，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早期社会的发展形态？

答：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了一种社会进化的模式。模仿生物进化的一种阶段性发展过程，构建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摩尔根据民族学资料，建立起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并为每个阶段提出了相对应的物质条件的标志。比如说，蒙昧时代就是采集狩猎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早期农业是野蛮时代的标志，文字则是文明时代的标志。这种思维方式是一条直线累进的模式。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终点最终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社会。他的这种说法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赏识。马克思读完了《古代社会》之后也想去研究阶级形成之前的社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摩尔根的影响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1928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历史学家提出了一种直线递进的社会发展模式：原始社会被分为氏族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总结了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型、奴隶占有型、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的模式。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个过程，都适用于这种模式。在1949年之后，这种社会进化的理论模式对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世界文明和国家的演进和发展轨迹是多线的。所以把苏联这种单线的五阶段进化论套到中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还有，中国历代皇朝都是封建社会吗？

中国很多考古学者不假思索地把夏商周指称为奴隶社会，但是奴隶社会是指社会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剥削关系。奴隶在原始社会以前就已经出现，酋邦社会中就有把战俘作为奴隶的情况。中国许多历史学者怀疑三代并非奴隶社会。比如胡厚宣根据甲骨文就发现，甲骨文中并没有奴隶的称呼。杨向奎和陆德等学者也认为，商代的人殉制度更多的是信仰和政治关系的表现，和社会制度无关。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有奴隶存在，但与奴隶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罗马帝国并不一样。同样，美国在建国之后曾经存在蓄奴州，但是并不能就说，18世纪的美国是奴隶社会。

社会进化论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比如19世纪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的进化论，还有20世纪中叶塞维斯的四阶段新进化：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这种大体的趋势，可以从我们的文明与早期国家中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发展的特点以及具体的轨迹进行异同的比较。正如世界上的人类之间具有一般的共性，但也有着族群、信仰、肤色、语言和习俗等的差别。我们的探索除了普世性的发展规律之外，也要探索为什么在不同地区的早期文明会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的比较早，中国相对较晚，中美洲就更晚了，不同区域文明发展的时间、特点和发展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文明起源研究注重于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我们在了解一般性的同时，也需要更好了解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再用不同的特殊性来阐释一般性的意义。通过规律性和特殊性研究的结合，可以更好了解文明发展的起源和过程。

中国学界对早期国家的理解仍停留在对文献中夏朝真实性的层面上，缺乏社会发展动因的思考，习惯于套用苏联的五阶段模式来为古代社会的发展贴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标签，而没有用考古材料来深入探索和检验古代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是否符合这类社会的科学标准。虽然我们的文明探源从以前的中原单中心说到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对于三星堆、良渚、龙山、红山等独特的早期文明，学者们还很少涉及这些不同早期文明起源的发展动力和背景，或满足于贴标签，比如认为良渚已经属于早期国家的形态。但是，良渚如果是早期国家，说它是王国的人类学标准是什么？发展轨迹如何？政治经济特点与中原文明的有什么不同？缺乏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思维，其实是一种视野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