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去世两周年｜他的出现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团结出版社／换个角度看文化

金庸去世两周年，大侠已远行，江湖再无传说。

金庸小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对其的研究也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正规化的过程。以至有人说：不读金庸小说怎么叫文学批评家？

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泰斗严家炎先生的话说，金庸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本文摘自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造侠者——金庸》，编辑略有删改。

金庸的小说，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孙宜学 | 文

金庸小说热进而导致了对其小说的学术研究热。最早的金庸小说研究出现在中国香港和海外，如历史学家余英时在20世纪50年代看到金庸的小说后就盛赞其是“为万千读者争赞，笔触有千军万马之力”；南洋的大学学者在六七十年代提出“雕学”一说，专门研究《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而身在美国的华裔古典文学学者陈世骧与金庸就《天龙八部》的两封情深义重的信，更是成为武侠小说界的佳话。1966年4月22日，陈世骧在给金庸的第一封信中谈了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读《天龙八部》的情况：

《天龙八部》必乘闲断续读之，同人知交，欣嗜各大著奇文者自多，杨莲生、陈省身诸兄常相聚谈，辄喜道钦悦……青年朋友诸生中，每来必谈及，必欢。间有以《天龙八部》稍松散，而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为词者，然亦为喜笑之批评，少酸腐蹙眉者。弟亦笑语，“然实一悲天悯人之作也……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年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魑魅与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再说句更陈腐的话，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吧。

1970年11月20日，陈世骧又给金庸写了一封信，给金庸小说以极高的评价：

弟为同学竟夕讲论金庸小说事，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是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此意亟与同学析言之，使深为考察，不徒以消闲为事。谈及鉴赏，亦借先贤论元剧之名言立意秘籍王静安先生所谓“一言以蔽之，有意境而已”。

当然这些评价都还只是感性的，而且是个人式的，还谈不上是学术研究。最早的比较有学术性的金庸研究是梁羽生化名如佟硕之于1966年1月至3月在《海光文艺》上发表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合论”对金庸小说有褒有贬，颇有功力，可惜当时这样的研究纯属凤毛麟角。标志着金庸及新派武侠小说家真正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是1987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香港召开的武侠小说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余英时、刘绍铭、叶洪生、许倬云、侯健、郑树森、黄维梁、梁燕城等港、台、中国内地和海外的专家学者，这是武侠小说的盛会，也是武侠小说研究的一个高潮，也是金庸研究的一个高潮，其中一些文章就是专论金庸及其小说的，如刘绍铭的文章《平心静气读金庸》，既总结了以前金庸研究的不足，又倡议更理智地阅读金庸小说。这篇文章后来经修改先在《信报》上连载了六天，1988年2月又在《明报月刊》全文刊出，同期发表的还有梁燕城的论文《从金庸作品看武侠小说的思想结构》。

与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内地落后与港台一样，中国内地的金庸研究也比较滞后，最早高度评价金庸小说的是两位学界权威。1984年华罗庚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评价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一语道破了武侠小说具有经久魅力的原因；接着，红学家冯其庸在1986年第八期《中国》杂志上发表了《读金庸》一文，对金庸小说盛赞不已。文章开头是一首七言诗“赠金庸”：

千奇百怪集君肠，巨笔如椽挟雪霜。

世路崎岖难走马，人情反复易亡羊。

英雄事业春千斛，烈士豪情剑一双。

谁谓穷途无侠笔，青史依旧要评量。

文章先谈到他1981年赴美讲学期间到处遇见金庸迷的盛况，以及自己初读金庸小说感受：

我认为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太广泛了，也就是说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学问太广泛了，没有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知识，不认真地当作学问来读他的书，当作学问来评价他的书，仅仅从传奇性强烈的故事情节来读他的书和评论他的书，恐怕是很难中肯的。或者，企图简单地搬用几条文艺学的理论来评论他的书，合乎条文的就认为好，不合条文的就不好，那也很难对金庸的小说作出中肯的评价。

接着他从五个方面谈了自己对金庸小说的印象：

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作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

金庸小说所涉及的思想，可以说是诸子百家、九流三教，几乎包罗一切，而在文学方面，则诗、词、歌、赋、对联、谜语、小曲应有尽有，而且都十分妥帖得体，毫无勉强做作或捉襟见肘之感，相反却使人感到游刃有余，长才未尽。

从艺术上来看，金庸所创造的一些人物，就其主要者来说，并不乏有血有肉的成功的形象。

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金庸小说的文学性，它与一般旧式的和时兴的侠义小说有显著的不同，它不仅是小说的语言雅洁、文学性高、行文流畅婉转；也不仅是有诗有词，而且都不是凑数之作，而是相当令人耐读的，更重要的事实作品中时时展现出一种诗的境界，一种特别美好的境界。

金庸小说情节的柳暗花明、绝处逢生，或天外奇峰飞来，这种拍案叫绝的地方，往往随处可见。

在文章的最后，他不无期待地说：“我赞成应该对他的小说作认真的研究，很好地来分析他的作品，引导人们来理解他的小说的积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他同意把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称为“金学”。此话出自一个“红学家”之口，对学术界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视。

此后不久，中国内地的金庸研究就开始慢慢走上规模化、正规化。1987年，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翻印了台湾远景版的《诸子百家看金庸》第一辑，以《金庸百家谈》为名出版。1988年，《读书》《上海文论》等文艺期刊分别刊登了柳苏的《金色的金庸》，章巽的《台湾“金学”一瞥》、裘小龙、张文江、陆灏的《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1989年，章培恒在《书林》杂志停刊前的最后一期上发表了《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指出：被视为“纯文学”、“新文学”的《李自成》，其实包含着很多封建意识和出于现代教条观念的胡编乱造，其文学价值还不如被归于“旧”文学——“通俗文学”系列而人物性格更具真实性的金庸武侠小说。虽然该文主要针对《李自成》而发，但在文学观上，已表现出新式意识。之后在1991年3月的《上海文论》上，他又发表了《从武侠小说的发展看大众文学的前景》一文，认为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学”在一定前提下同样可以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标志着中国内地学者对金庸小说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随后，大陆学界对金庸的研究越来越多元化、系统化。1990年，陈平原开设了以金庸小说为重要研究对象的专题课，并写出了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指出金庸小说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武侠小说的打斗故事中，渗入浓厚的文化因素：“他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化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他还在金庸研究界第一次指出：七十年代之后的金庸受到了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把现代人的孤独感和古代大侠浪迹天涯的漂泊情怀融合在一起，有意突出‘大侠精神’，使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渺小、无助的个人，可以借助武侠小说在幻想中驰骋。这些可能是包括北大教师在内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喜读金庸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并不认为金庸小说达到了“传世之作”的水平，但他很有洞见地指出：“金庸小说未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并非由于金庸才力不够，而主要受制于‘畅销书机制’的限制，如制作上的重复、对市场的依赖等。”

陈平原上面提到的“北大教师”包括钱理群和严家炎。就像许多学者一样，钱理群对金庸小说的阅读刚开始是很被动的。他曾这样说过：

说起来我对金庸小说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我正在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的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

于是他赶忙补课，找来金庸的小说来看，一看就爱不释手。他后来和吴晓东主编了《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在书中，他们甚至将金庸小说看作“现代通俗小说”成熟的标志，给予很高的评价：

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划时代意义与价值正在于它的“现代性”，江湖世界、大侠形象无不传达出一种“现代信息”，反映了人类古老的英雄梦在工业社会的延续，又是羁縻于世俗社会中的现代人试图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替代性投射。而虚拟的超现实的江湖世界，则是人类永恒的乌托邦幻象的本能在现代文明中的体现，它满足的是人性中固有的好奇心和幻想力。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成年人的童话”，在这个意义上象征了汉文学在新世纪的艺术想象力的极致。

北大中文系严家炎先生 ▲

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严家炎教授也是在学生的推动下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接触金庸作品的，也是一读就放不下来，此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金庸之旅”。199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严家炎在受聘仪式上发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称金庸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高层次升华”，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他预言：金庸小说将引发一场“新的文学革命”：

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相互冲击又相互推动的机制中向前发展的；高雅和通俗是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七十多年前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打破上千年的偏见，使小说登上文学这个大雅之堂。这是当时那场文学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然而，这场革命又是不完全的。“五四”先驱者只把新文学中的小说抬了进去，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而持否定的态度，通俗文学几十年来只能转入社会底层，成为文坛底下的一股潜流……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从1995年春开始，严家炎先生又“出于文学研究者的责任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金庸小说论稿》一书（1999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表示，如果主客观条件许可，他将继续对金庸小说艺术想象的特点、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现实形式和语言的传承与创新、金庸与大仲马的比较等方面进行研究。

1994年8月，北京师大的王一川教授和一批年轻的学者在编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把金庸排在了第四位，紧随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而在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王一川在序言中这样说道：“长期以来，我们仅以‘现实主义’这一标准衡量文学创作，这未免失之偏颇。金庸作品的特点是，用通俗手法表现深刻内涵，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文坛长期不谈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小说的类型，有推崇、肯定的内在价值。”他希望通过这种新奇的为文学大师排位的方式，为文学界带来一种新颖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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