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鹿》：复调结构的香港前史书写

郎世宁《乾隆皇帝射猎图》

文 / 许金晶

香港作家西西的两部小说——《哨鹿》和《我的乔治亚》，日前推出了简体中文版。细读西西的这两部旧作，或许能在一个设身处地的立场上，让国人理解香港与香港人，在身份与文化认同上的诸多纠结。

《哨鹿》创作于1980年，初版于1986年，而《我的乔治亚》的出版，则已经到了2008年。这两部创作与出版横跨将近30年的著作之间，却形成了某种奇妙的互文效应——《哨鹿》聚焦于十八世纪清代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而《我的乔治亚》则以十八世纪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作为主要写作对象。而众所周知的马嘎尔尼访华事件，正是中英这两大分处乾隆皇帝和乔治三世治下处于鼎盛期的帝国，在十八世纪末期试图交往与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次访华失败之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英两国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于是，西西的这两本书，以一种文学化的方式，开启了对于香港前史的巧妙书写。而这两本书长达近30年的创作历程，本身又以一种对于当代香港变迁的参与式实践，跟两本书的写作主题交相呼应。站在这样的视角下，去玩味《哨鹿》里的诸多叙写，自然能感受到作者对于香港历史与现实的情感寄托与深沉幽思。

作家西西

作为西西的早期作品，《哨鹿》在写作结构与手法上，可谓是匠心独运。一方面，小说基于为乾隆皇帝服务的西洋画师郎世宁创作的长卷《木兰图》延伸拓展而成，小说的四章分别对应《木兰图》的四卷；而在具体讲述过程中，西西的文字也极具想象力和画面感，为其博得“以文字绘就的电影”等美誉。

另一方面，小说巧妙地采取了双线索的复调写作框架——一条线索是从乾隆皇帝的主观视角出发，借助于对其日常工作生活行为和内心世界的生动还原，将十八世纪中国在政治格局、制度礼仪、军事战略、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态与核心议题和盘托出；而另一条线索，则是以汉人王阿贵、鄂伦春人阿依吉伦和入旗后成为满人的阿木泰这一家三口的故事，去展现在一个“盛世帝国”的大背景下，作为帝国普通子民的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与人生境遇。

郎世宁《乾隆皇帝围猎聚餐图轴》（局部）

乾隆部分运筹帷幄、踌躇满志的帝王威仪书写，跟阿木泰一家完全被上层政治决策和时代洪流裹挟前行的讲述之间，构成了一种贯穿始终的奇妙张力。或许西西正是借助于这种以帝王与“草民”、帝国与乡野、宏大与卑微等二元范式构成的复调书写，来讲述所谓“康乾盛世”背后，隐藏的巨大危机与不安。

作为一部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知识沉淀的小说，西西对于《哨鹿》的写作，是以对相关主题的深入阅读为前提的。无论是作为小说起源的《木兰图》，还是将这幅名画扩充成一部两百页小说的具体内容处理，都不难看出西西对于清代历史典籍、野史笔记等文献的深厚积累与熟稔。

而在对于乾隆皇帝与阿木泰一家内心世界的书写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历史学家史景迁的代表作——《曹寅与康熙》《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的影子。史景迁借助于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还原，来重构历史现场图景、还原历史面貌的写法，在西西这本书里，同样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尽管不能确定西西在写《哨鹿》之前，是否读过史景迁的这三本书，但从《哨鹿》的内容来看，其深受包括史景迁在内的美国汉学研究写作手法的影响，确实是清晰可见的。

跟对于乾隆皇帝的宏大叙事相比，在阿木泰这一家三口的故事构建上，西西更可谓是设计精心。王阿贵是汉人，死于因耕作土地被圈之后的煤窑塌方；阿依吉伦是鄂伦春人，却因为大清帝国的一统天下而带来的民族互动与融合，而爱上了外族人——额木克（即王阿贵）；而身为汉人与鄂伦春人之后的阿木泰，却因为入旗，被赋予了满人的身份，随后又身不由己地陷入到汉人的一场谋害乾隆皇帝的阴谋当中，最终在木兰秋狝中殒命。从西西构建的这个在多元族群、文化与身份认同中反复徘徊与纠结的一家三口人的故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也能看出相当一部分香港人的自身困惑与心声。

站在而今这样一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细读西西的《哨鹿》与《我的乔治亚》，直观体验数百年来的中西之变，相信读者朋友们，一定会有丰厚的感悟与收获。

（本文为西西所著《哨鹿》书评，原载《文学报》，经译林出版社·活字文化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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