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版《营造法式》付梓,让我们想起一本天书,一群学者,一件不朽的事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汪佳佳 通讯员 王梁裕子
幡竿颊、笏头碣、流杯渠、门砧限……翻开浙江摄影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这套《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宛如在看“天书”。繁体字、简体字、异形字穿插其中,层出不穷的古文术语更是让人如坠云雾。但角落里时不时出现的朱红眉批、图绘旁的数字标注,在专业人士看来,一切有章可循。
这套“天书”在出版前,与杭州已颇有渊源。
1919年,身为北方和谈总代表的朱启钤(qián)由北平前往上海,途经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奇书——晚清杭州藏书家丁丙于“八千卷楼”所藏的《营造法式》抄本。
问世于北宋的《营造法式》就这样重新与世人相见。由这本书开始,一个专注于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民间学术团体有了雏形,它就是“中国营造学社”。
建筑史学家陈明达便是营造学社的一员,倾注了多年心血来“破译”这本天书。由他点注的这个版本,为人们架起一座通往《营造法式》的桥梁,让这本晦涩难懂的北宋古书不再孤单。
“天书”沉睡千年后现世
这是第一套《营造法式》古籍点注本
社因书起。
《营造法式》再现于世之时,远在美国学建筑学的梁思成,正苦恼于没有一本国人写的中国建筑史。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后,他十分惊喜,但很快又感到“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营造法式》的发现与刊行,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大门。
图3-5.1957年梁思成、刘敦桢、龙庆忠、陈明达等参加建筑历史研讨会
1930年,朱启钤自筹资金成立“中国营造学社”,随后几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纷纷加入这个团体。中国终于有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开展关于营造文献及建筑遗构的考察研究。
虽然这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但书还是“天书”。
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都说:“未尝不于书中生僻之名词、讹夺之句读,兴望洋之叹”。梁思成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也说:“要使普通人读得懂是一件极难的事……且中国书素无标点,这种书中的语句有时也非常之特殊,读时很难知道在哪里断句。”
陈明达的点注,使得这本“天书”变得更容易读。
1932年,陈明达加入学社。从加入的那一天起,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营造法式》的研读中。营造学社在存在的短短的十几年间,精研《营造法式》,并与建筑遗构考察成果相互佐证,肇始于梁思成、刘敦桢,后有陈明达。
在这套最新出版的《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中,原《营造法式》的文图旁,多出十分醒目的红色点注。有的是给每个看起来很相似的木构图编号,有的直接在建筑横剖图的某根柱子上打“×”,表明原图有谬误。除了条目统计、文字校勘、古籍核对之外,陈明达还为整套书加注了标点。
“因为注解都是陈明达亲手写上去的,有些字很小。那时又正值字体更新的年代,各种字体都有。我们直接复印扫描下来,有些地方也不知道是脏污还是标点符号,只能仔细去考证分辨。”浙江摄影出版社编辑王莉介绍说,《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从前期筹备到正式刊印,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1914-1997)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用书,由当时的将作监李诫组织编著。“形象地说,这套书是北宋颁行的一个建筑标准,内容非常细,涉及到什么工程用多少人工、多少物料,甚至某种颜色需要用多少比例的原料调配出来,一一都有明确规定。”王莉说。
一本书催生出一个学社
成就中国建筑学的一座圣殿
今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在近期于北京举办的“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中国营造学社纪实展”上,陈明达亲手抄录的《营造法式》也出现在展柜中,诉说着那一代营造学社人与《营造法式》的故事。
“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朱启钤说的这句话,道出了这个学术团体之所以取名为“中国营造学社”,而不是“建筑学社”的原因。
1978年,陈明达与杨廷宝、陈从周等参加刘敦桢遗著《苏州古典园林》评审会
1930年,学社成立。学社的鼎盛时期,网罗了当时最优秀的历史学、金石学、地质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的专家学者。
为便于研究工作的开展,社长朱启钤在组织安排上做了一定的调整,梁思成、刘敦桢分别被任命为法式部和文献部的主任。自此,学社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和“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两大研究方向。梁、刘二人分别带着助手,开启筚路蓝缕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征程。
1934年中国营造学社考察新城开善寺-刘敦桢与陈明达
1931年起,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开始了破译《营造法式》的漫长旅程——
他和社员们在动荡的年代走访上百个市县,考察了上千处古代遗迹,首次以现代学术精神和方法检视古老的遗产。
许多古建筑的意义首次被挖掘并被人们所认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谱系首次拥有了令人信服的系统解释。
在随后几年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学社被迫辗转武汉、长沙、昆明、四川李庄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北平。彼时的中国四处焦土、百废待兴。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的生存更是艰难。
上世纪50年代陈明达(2排左6)考察敦煌与常书鸿(2排左5)、王朝闻(2排左7)等
1946年,社长朱启钤与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签订协议,学社纳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共管。虽然只历经了短短的17年,但营造学社为古代建筑典籍做了大量基础的文献梳理和古建勘测实践探索,是中国建筑学术界的一座圣殿。
1973年与莫宗江等重访应县木塔
为了走入《营造法式》
陈明达曾经手抄全书
近几年,浙江摄影出版社一直致力于打造建筑系列产品线,在筹备过程中,他们发现陈明达是一位十分值得挖掘的建筑史学家。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的殷力欣,是陈明达的外甥,几十年来一直在整理陈明达的学术研究成果。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于2021年推出《陈明达全集》(十卷本)。 作为全集的整理者,殷力欣有一次提到,舅舅有一本“常年带在手边、工作时时要用”的《营造法式》,还做了详细注解,这本书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其亨那里。
1939年陈明达与梁思成、莫宗江等考察四川
“陈明达与王其亨有师生之谊。当年王其亨在天津大学读研究生,陈明达是王其亨的硕士论文评审人。陈明达看过后王其亨的硕士论文后,评价非常高,两人后来就有了许多来往。这本书应该是陈明达借给王其亨的。”编辑张宇说。
拿到这本书后,浙江摄影出版社便有了一个想法。因为此前没有直接在古籍《营造法式》上添加标点和批注的版本,“我们希望通过这套基于经典古籍基础上的点注版本,让《营造法式》不再仅仅是学术文献,也能被更多人看懂,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了解我们中国的古建筑。”编辑郭哲渊说。
陈明达手迹-彭山崖墓手稿
从陈明达对《营造法式》的研读点注中,不但可以看到其学术成就,还可以体悟他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
比如,初入学社时,为了进入这套古籍,他将三十四卷本的《营造法式》一字一画完整地抄录了一遍。比如,他将《营造法式》等典籍里涉及到的术语词汇都做成工作卡片内容,包括名词、出处和简明释义。这样的小卡片总共收录2190个词条。
陈明达研究《营造法式》等典籍的工作卡片
“编书过程中,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他的细致与认真,我感受到陈明达是一个勤奋仔细、聪明智慧且十分务实的人。”郭哲渊说。
更让人感触的,是陈明达的学术胸襟。殷力欣回忆说:“在建筑学界,陈明达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原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康先生曾在纪念会上称他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的一代宗师’,可他既不是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也没有赶在退休前当一回博士生导师。”
对陈明达而言,头衔不重要,他看重的是学术上的进步。
恢复正常工作的陈明达抓紧绘制《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大木作》图版
著名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曾评价陈明达说:“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是陈明达在建筑史研究上的最杰出的贡献,提高了我们对古代建筑达到的科学水平的认识……他成为继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
“他知道任何一项研究都难于尽善尽美,‘将个人研究的得与失客观地公之于众,使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他希望将自己的学术成果作奠基,让后人不断去突破。学术是公器,是要拿出来推动学术进步的。”王莉说。
1947年陈明达设计之祁阳重华学堂大礼堂
1951年陈明达设计之重庆市委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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