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周湘林：民族音乐像璀璨的宝石，要呵护也要创新
“民族音乐精髓的东西，就像一块璀璨的宝石。这个宝石你要去切割它吗？不要。你要去变形它吗？不要。我觉得，要保持它，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很考究的台子上，下面铺着天鹅绒般的布，给它设计一个非常考究的玻璃罩，然后用打得很好的射灯光线去照射它。我们作曲家可能做这点事情会比较好，不轻易碰它，但是呢，我给它环境，各个方面给它营造得非常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周湘林说。
近十年来，周湘林先后创作了10余部管弦乐作品，作为其中的代表作，《打家业》《跳乐》《天马》《扎年》均为民族乐器与管弦乐队而作，且直接运用了民族民间音调。在周湘林看来，与管弦乐队合作，正是为民族乐器、民族音乐铺天鹅绒、盖玻璃罩、打灯光、营造环境的过程。
11月19日，周湘林的首场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将登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由指挥张亮执棒上海爱乐乐团演绎，《打家业》《跳乐》《天马》《扎年》均在演出之列。
演出海报
《打家业》让土家族地区的民间器乐合奏——打溜子，与交响乐队完成了一次洋溢着湘西风情的对话；《跳乐》让中阮与交响乐队碰撞，呈现滇南彝族地区明快热烈的烟盒舞；《天马》将二胡置入交响乐队，描绘哈萨克族崇尚的天马，在辽阔疆域恣意驰骋的壮美画面；《扎年》让古筝模拟藏族弹拨乐器扎年，在交响乐队的烘托下，展现雄浑宽广的雪域高原风貌。
写《跳乐》时去云南石屏采风
“交响乐已经成为世界性通用的音乐语言，以此为基础，展示中国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十分有意义的。”
周湘林回忆起《跳乐》2015年首演，现场来了一位美国教授，看完非常兴奋，“他没见过中阮，没想到这件乐器能爆发出这么强的表现力，有这么成熟的演奏技术，和交响乐队融合得那么自然、那么贴切。”第二年，这位教授又特地来上海，抓着周湘林采访了一上午，把他写进介绍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书里。
为什么要用中阮来表现彝族地区的烟盒舞呢？这里又藏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周湘林去云南采风时，当地民间艺术家跳起了烟盒舞，同时用录音机放起了伴奏音乐，音乐是彝族月琴演奏的，他瞬间听入迷了。
写交响乐《董蒙》时到贵州黔东南采风
写《炎黄颂 源》时在甘肃定西采风
“我们长期在学院，没接触过这个，完全是天籁之音, 一下就打动了我。”周湘林当时就用手机录下了，采风回去，乐声还在耳朵里回响，想着如果让它和交响乐队合作，肯定很有意思。
不久，他又打消了念头，因为不管是制作工艺、声音声响还是演奏技术，月琴和那些已经“体系化”的乐器尚有距离，民间音乐家在融入职业的交响乐团时，可能也有难度。
“能不能有一个替代？我突然想到中阮，音色有点接近，演奏技术也非常成熟。”他和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吴强聊起这事儿，对方也非常兴奋，写完后的《跳乐》正是由她首演的。
在描写湘西风情的《打家业》里，周湘林又用上了土家族地区的民间器乐合奏——打溜子。
打溜子是一种民间打击乐，包括四件乐器——大锣、小锣、头钹、二钹，头钹打一下，二钹跟一下，你来我往，一应一答……绝活在于，无论演奏者打击速度多快，还是可以听清楚不同乐器的声音，绝不会重叠在一起。
在湘西采风时，周湘林跟着非遗传承人田隆信，切身体验了打溜子的诸多妙处，回来就写了《打家业》，让打溜子和交响乐队来了一次热情洋溢的对话。同时，他还扩充了乐器，加了三个头钹、三个二钹——原来的四件套在台上，新加的六个钹在台下，音乐形式更丰富、更厚重，也在视觉上形成呼应和对位。
不过，《打家业》2011年在北京首演时，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上海音乐学院打击乐系教授杨茹文、罗天琪，当时都参与了演出，“他们打完以后，我说，不对呀，声音和田老师手上的钹完全不一样。他们说，没办法，这是急着新做的，田老师的钹几百年啦，老铜做的，声音当然不一样，制作工艺也不一样。”
周湘林解释，打溜子里的钹都是土家族当地的小作坊做出来的，随着时代的需求降低，小作坊已经很少了。几个月前，上海音乐学院为全国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的培养办了一次活动，周湘林得知，湖北恩施土家族有一位老艺人也会做，连忙联系上他，为即将到来的演出新做了一批钹，两位打击乐演奏家一试，“声音好多了，很讲究！”
写《丝路追梦》时在甘肃敦煌采风
从这些例子里，周湘林观察，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要考虑两方面：一个是保护、传承，一个是创新、发展，缺一不可。
“民族民间音乐就像宝石，最原汁原味的本体，要好好保留、呵护，切割了，变形了，就失去最初的特色了，但可以在天鹅绒、玻璃罩、灯光等环境方面创新发展。”
“艺术创造不能光吃现成的、吃老祖宗留下来的，不创新、不发展，慢慢它就失去生命力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在历代的艺术家或者群众的参与下，不断出新、不断发展的结果。”
好比明清家具，他说，“几百年前的明清家具，有着当时的时代特征、审美趣味、技艺表达。一些当代家具也有明清风格，借用了古人最优秀的智慧，但看上去又一定是21世纪的，当代审美是在发生变化的，制作工艺也是在提升的。”
近些年，每一次为民族乐器、民族民间音乐创作，周湘林都会去实地采风，常常与惊喜不期而遇。
有一次去云南楚雄，刚在宾馆落脚，他就听到广场传来踏脚的声音，来不及洗脸，他直奔广场，和当地人尽兴跳舞起来。
采风过程中，周湘林已经对写什么、用什么音乐材料有了基本想法。回上海后，民族管弦乐《花腰三道红》一气呵成，很快落到了乐谱上。他将云南彝族的两个支系——花腰、三道红写在了一起，还在全国的音乐创作比赛上拿了奖。
“有时候你在上海的工作室苦思冥想，可能一个星期都动不了笔，非常痛苦，非常煎熬。”周湘林笑说，创作要有感性的积累，也要有理性的布局，长期在学院里，理性的东西多了，感性的积累会变少，“民族民间音乐丰富多彩，非常有生命力，现场亲自聆听，和看视频、听录音，效果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到现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