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中国掠夺走了多少文物？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两次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

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并将劫掠的文物全部一一罗列，似乎不太可能。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永远的痛。毕竟，被日本公然劫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等方式劫掠的文物浩如烟海，即使进行系统统计也难以完全囊括。

不过，《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以下简称《文物目录》)在时隔66年后出版，为我们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战争劫掠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

66年后终面世

9月15日，《文物目录》一书出版座谈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主持座谈会。《文物目录》一书于年编成，时隔66年后首次正式出版。

全书收录了甲午战争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等类中国文物件。据介绍，书中所列的多数文物，比如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器，除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外，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全书只列出了日本所劫掠的中国文物名称及尺寸规格，然而，即便如此，十六开本的《文物目录》，仍分为九卷三大册，共计1423页、180万字。日本劫掠中国文物的数量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指出，《文物目录》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文化侵略的确切罪证，也是中国追讨流失文物的坚实而有力的依据。

追讨海外流失文物，尤其是追讨两次战争期间被日本劫掠的文物，曾是几代中国文物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期盼。1946年编成的《文物目录》正是在这一热切期盼之中诞生的。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现年92岁高龄的谢辰生，是《文物目录》一书唯一健在的编纂者。他回忆了66年前的情形。

1945年4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后更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委员会成立后，各地代表和工作人员满怀爱国热情，克服重重困难，认真清查文物损失情况。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统计得出在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的历史文化古迹741处，书画类1.5万多件，古器物类1.6万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文件类60多万件。”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同时还承担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敌伪图书文物的任务。而与此同时，徐森玉、顾廷龙、谢辰生等人别在上海倾注巨大心力，历时9个月，编纂完成《文物目录》一书。这个编纂工作既是清理战时文物损失调查的延伸，也是为中国政府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文物追讨作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谢辰生强调，“抗战胜利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决定要向日本追讨甲午以后，他们巧取豪夺的所有的文物，编制此书的目的就是为向日本追索进行交涉提供依据。”他说，《文物目录》一书66年后正式出版令他百感交集，此书的正式出版对追讨流失文物，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追讨任重道远

《文物目录》一书正式出版的最大功臣、中西书局常务副总编辑徐忠良指出.《文物目录》编成至今已经过去了66年，但它至今仍然是确凿、确实的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的“追讨清单”。

据他介绍，1947年初，参与日本战犯审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唯一的文化专员王世襄，历尽艰辛，从日本追回了106箱珍贵典籍文物。这批追回的古籍经由谢辰生接收，转交南京中央图书馆保存。1949年国民政府溃退台湾时，大部分被带往台湾，成为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主体。

而正是在密切关注这一往事的过程中，徐忠良意外得知老一辈文物学家1946年编纂《文物目录》一书，而且了解到这本书此后从未正式出版。他说：“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一个古文献专业毕业生，我感觉到很惊讶，惊讶于自己居然不曾了解存在这么重要的学术著作，更隗疚于这么一部记录惨痛历史的重要著作竟然被冷落整整66年之久，不曾公开出版。”

正是在此触动下，徐忠良萌发了正式公开出版《文物目录》的想法。此后，他又了解到1981年国家文物局曾组织刻写蜡版，油印100部，分送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保存，但经查核，这批油印本几乎散失殆尽。而中西书局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仅存的孤本，才打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欣淼说：“在抗战以后，日本归还中国文物得情形令人失望，抗战期间日本劫去我国的文物，胜利后曾先后归还一些，后来从1950年到1956年，日本先后归还了六批，交还给了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存在台北故宫。日本归还的这些东西，杂项物品多，真正的文物是相当少的，有价值的甚少。追索海外流失文物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大多数学者同时还指出，《文物目录》一书中囊括的只是有据可查、铁案如山之劫掠文物，而日本方面通过其他未知渠道劫掠的中国未知文物还有千千万万。

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彭卿云建议，对日追讨流失文物是—项艰巨的任务，应该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力量相结合，编纂出一部中国文物保护史。中国文物学会顾问李晓东认为，追讨海外流失文物必须要找到系统的依据，应该整合官方和民间的资源，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流失海外文物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