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毡帐模型

1965年初冬，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石家寨村的几位农民在村西南打井。几镐下去，刨出一块块古老的砖，砖上还有字。于是，农民们当即保护现场。当时正在该村搞“四清”工作的唐云俊同志派人及时报告了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廷琦、王清诗、员海瑞、解廷凡，还有文化局的高雁彬等人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座北魏时期的墓葬，于是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是一座大型砖砌多室墓，坐北朝南，由前室、后室和耳室构成，南北总长达45.6 米。三个墓室均有甬道相通，平面均呈正方形，四壁略向外弧，四壁上部逐渐内收，成四角攒尖顶。前后室之间的甬道顶部有盗洞，漏下的沙土堵塞了甬道。发掘就是从盗洞钻进钻出进行的。当时塞北正值寒冬，发掘进行的非常困难。墓葬中出土三块石墓志：“司空瑯瑘康王墓表”、“瑯瑘康王司马金龙之铭”、“琅瑘王金龙妻姬辰墓铭”，砌墓的青灰砖侧亦印有阳文：“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表明这是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该墓虽早期曾被盗，但仍旧出土各类文物450件左右，有大量的釉陶俑群。其中有镇墓兽、镇墓武士俑；有由导骑俑、骑马仪仗俑、甲骑具装俑、侍从俑、甲胄步卒俑、步行仪仗俑组成的大型出行仪仗俑阵；有男女侍俑、女乐俑、胡俑、庖厨俑、牵驼俑及马、骆驼、猪、狗、羊、鸡等动物模型。此外还有漆画木板、石雕柱座、石雕床、青瓷唾盂、铁马镫、灰陶罐、釉陶壶、石砚、石灯、珠饰、彩绘木车、木雕兽头等文物。

司马金龙墓出土《司空瑯瑘康王墓表》。图片来源于网络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画木板屏风。图片来源于网络

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现分别藏于山西博物院和大同市博物馆，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年，解廷琦同志又带人挖掘了南部的墓道。接着进行初步室内整理，粘接了部分陶俑，还留下一部分细碎的陶片未作整理。后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同志加注了意见，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发表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

40多年后，大同博物馆开始重新整理司马金龙墓的出土文物，准备出版完整的发掘报告。我们首先把当年遗留的细碎陶片进行清洗，按器物类型和釉色分类。陶片中多是长不及5厘米的马腿和手臂，及大量立俑、骑马俑、马俑的底部托板和细碎陶片。随着一片又一片陶片的粘接，渐渐地我们手下出现了许多比较完整、可以明确辨清身份的陶俑，发现了牵驼俑等新的俑类，并成功粘接两件毡帐。两件毡帐的式样相同，釉色不同。一件酱褐色，一件绿色。均用泥片捏成，胎呈红色。毡帐底部呈方形，中空。左右前三壁向上至帐身肩部略往外鼓，至顶部时逐渐收拢。后壁则向上至顶部稍收并隆起，与前壁相接，左右二壁缩进弧顶内。毡帐前顶部开两个长方形小天窗，既可透风也可见光，还是出烟口。前壁开长方形门，门楣突出且宽于门框，门槛略低。酱褐釉帐身周壁还隐约可见用白彩绘的窗子。其中绿釉毡帐底部长25.1、宽25.8厘米，中部最长30、宽29.7厘米，两端高30.5、中部高29.7厘米，门高11、宽6.4－5.6 厘米，天窗宽约5、高约4 厘米。

东北君：《满洲文老档》中，莽古尔泰逝世时，其时的满洲葬礼即有骆驼驮毡房绕行的记录。

司马金龙墓出土釉陶毡帐模型。马雁飞摄

早在2000年，大同城东雁北师院北魏墓群2号墓就出土了3件毡帐模型。均用泥质灰陶片捏制彩绘而成。其中2件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相似，底面呈长方形。其中一件面宽23.4、进深25.3、高26.1厘米，门高11.1、宽5.6厘米。门楣彩绘3个红色圆形门簪。门楣上还有一条红色彩绘线，并绘有图案。门两侧各涂一个长方形红框黑色窗，帐两侧壁也有长方形窗，外用红线涂框，内涂黑色。后壁贴塑一条绳索，一端穿过一固定圆形环直通天窗，一端分三叉固定于后壁，表示这条绳索控制天窗开启和闭合，并可调节长短。帐身有红色彩绘。

雁北师院北魏墓群2号墓出土毡帐模型之一

另一件毡帐模型底面呈圆形，穹窿顶，直径24.6、高18.2 厘米。顶部正中圆心部应该是天窗，涂着红彩，向下均匀放射13 条红线，周壁又绘9个挽结的花形图案，表示木条（或柳条）制成的伞形支架，又以绳索绑缚，结扎，再用毡或其他织物覆盖其上。围壁中下部开门，门楣向前突出且宽于门框，上面彩绘2个红色门簪。毡帐外壁遍涂黑色。

雁北师院北魏墓群2号墓出土毡帐模型之二

2006年发现的大同沙岭北魏墓群壁画墓7号墓南壁宴饮图中的步幛外，也绘有大小不等的5顶帐房。大者帐内跪坐1人，帐门朝着围幛口，帐前置樽、壶等，并立有侍者。小者或帐内站立一女性，或绘一“工”字，以示帐门关闭；或置一大罐，下接大盆，用来酿醋或酒，旁有一人正在接取。帐房有圆形，也有方形。方形帐房四壁弧状攒起，收拢于顶部开天窗。天窗位于帐顶，突起呈圆筒状或方筒状，以券形拱状物遮盖天窗，垂下二根绳与帐门相接。而步幛内则建有瓦顶木构的庑殿顶房屋，瓦屋与帐房二者同处。

沙岭壁画墓野宴图中的毡帐。图片来源于《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

2006年，内蒙古博物院从距平城不远的四子王旗收集3具彩绘木棺，木棺所绘狩猎、宴饮图风格和人物的服饰等与平城彩绘木棺、墓葬壁画的内容相近，应该是北魏平城时期的文物。其中两块棺木上绘有帐房，有方形，也有圆形，前中部或侧面开门或窗，圆拱顶呈菱形网格状，显示了毡帐的顶部构造。其形状与大同所见者相似。

毡帐又称“穹庐”、“百子帐”、“毡房”等，一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后汉书》、《史记》、《汉书》等均有柔然、高车、吐谷浑、突厥等少数民族居毡帐的记载。

在甘肃省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画像砖上绘有穹庐，如嘉峪关新城3号墓北壁右下侧、北壁左侧中部共有两穹庐；屯营图左侧部分绘出墓主人坐于大帐内的方榻上，手持便面（编者：古代用以遮面的扇状物），周围布列众多小帐，右侧部分绘出了兵卒列队荷戟回营的场面；酒泉西沟发掘的4号墓、5号墓、7号墓的画像砖上均绘有穹庐；高台骆驼城1号墓前室两侧壁的上层绘狩猎放牧，山谷里有一座高大的穹庐，庐内有一只三足镬，中室墓壁上，男墓主人端坐于穹庐内的方榻上，旁有女婢服侍等等。穹庐多呈圆顶状，前开方门或圆门。庐内或有人睡觉端坐，或有披发人于三足镬前煮饭，或仅有一只三足镬，或披发人走向穹庐，等等，据发掘者研究，穹庐居者均披发，为羌人。近年来出土的北周、隋朝的粟特人安伽墓、虞弘墓、史君墓等，石堂或围屏石榻的浮雕上都有毡帐，有圆形有方形，表现粟特人与突厥人相会的酒宴娱乐场面。北齐、北周以至唐代出土的骆驼背上亦负有帐，毡帐多可以折叠张合，休息时就地张设，赶路时则用畜驮车载。

南北朝时南朝称北朝为“毡乡”，《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记，南齐永明九年（491年），蒋少游出使南齐。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

“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

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北魏赐柔然降主什物，其中就有“百子帐十八具”。

2013年大同市御昌家园小区北魏墓出土毡帐模型。单平摄

关于其具体形制，《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记齐永明十年（492 年），南齐使臣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祭天仪式中供宴饮休息之处

“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客百人坐，谓之‘繖’，一云‘百子帐’也。”

繖即伞也。绳索交络、纽木支枨、形制平圆，可张可合等，是毡帐最典型的特征。唐代诗人白居易于太和七年（833年）作《青毡帐二十韵》：

“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

所描述的就是百子帐，其形制就是前述雁北师院北魏墓出土的圆形帐房。西汉恒宽《盐铁论·论功》篇载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此处不过是覆盖材料由毛毡改为丝织品黑缯。当时毡帐有大有小，大者可容千人。《颜氏家训·归心篇第十六》记：

“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皆实验也。”

毡帐使用不限于宫禁或军阵，《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传下》载河南王国

“其先出自为鲜卑慕容氏 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

而《南齐书》卷一《高帝本纪上》又载南朝宋后废帝苍梧王：

“际夕乃还仁寿殿东阿毡屋中寝。语左右杨玉夫：‘伺织女度，报我。’时杀害无常，人怀危惧。玉夫与其党陈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谋，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

《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亦载：

“昱往新安寺，夕乃还殿，寝于毡幄。昱左右杨玉夫、杨万年等见其醉眠，乃于幄斩之。”

可见毡屋也可设于宫殿之内，此记载虽讲南朝之事，但设毡屋于殿内肯定是仿北朝习俗。可想平城的情况也应该是同样的。如同自秦汉以来一直流行的在宫室殿堂内设置屋宇形的帷帐一样，不过流行元素有所变化，有时设置为毡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宅院内张设了一顶青毡帐，乃胡风所染。《续汉书·五行志》所载：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空篌、胡笛、胡舞”

中的胡帐也有可能就是毡房。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这几件毡帐模型显然都是北魏人日常生活中实用器的模型，而且墓葬壁画与彩绘木棺均绘有多顶帐房，表明在北魏平城时期仍非常流行这种居所，诸事皆用。如上所述，有时设在战场，有时作为郊外祭天的宴息之所，有时设于田野或园林以供宴饮、狩猎用等等。还用于婚礼之中。《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云：

“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

《聘北道记》云：

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

说的是南朝陈时江德藻于文帝天嘉四年(563 年)出使北齐，归来所记北朝婚礼于露地置帐，新婚夫妇入帐交拜风俗。此风盛行于北朝，沿袭至唐。

不止如此，佛教圣地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形制也采用了圆形毡帐形式。“自南亚、中亚以迄我国新疆、甘肃地区，都还没有发现相似的先例”，因此，宿白先生“认为它应是五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

梁思成先生亦在猜测：“岂此五洞出自昙曜及其工师独创的意匠？”由此，杨泓先生“结合近年来大同地区发掘的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的随葬冥器中，出现有陶质的毡帐模型”，以及“在大同沙岭北魏墓的壁画中，更可以看到成群的穹窿顶毡帐即穹庐的画像”，认为“北魏时鲜卑拓跋族选用本民族的传统居室穹庐的形貌，来创造佛的居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北魏平城墓葬出土的鳖甲形车的形制亦有可能受到车载毡帐的影响。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出土彩绘陶牛车。大同市博物馆藏

毡帐虽被认为是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大异其趣的标志，但在民族大融合的北魏时期，毡帐或与瓦顶木构屋宇同处，或设于殿内，并不稀奇。司马金龙随葬毡帐不是因其大将军的军人身份而设，而是平城内日常所居。如雁北师院北魏墓群M2出土3件毡帐，墓葬有4具人骨，其中2个小孩子属袝葬，随葬器物丰富。俑类中有镇墓兽与镇墓武士俑各2件，男女侍仆俑数量也多，不仅有女舞俑，还有成组的女乐俑，另有令人称绝的一组表演“幢倒伎”及百戏的胡俑，有牛车4辆，马、骆驼等90余件出土器物，家居生活富足不似一般，唯独不见官吏所拥有的出行仪仗俑。可能墓主人只有这般经济实力，却无拥有出行仪仗的身份，属于富贵之家，随葬的毡帐就是为其墓主人日常所居。史称吐谷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鲜卑族亦有可能是这样。

毡帐的使用时间虽然很长，区域也较广泛，相关文献记载也不少，但考古中却很少有实物发现，仅在一些图像中偶有出现。而大同北魏墓群中出的这几件陶质毡帐模型，是目前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仅见的几件毡帐实物模型，可谓弥足珍贵。尤其是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方形式样的毡帐，不见于文献记载。

司马金龙在《魏书》和《北史》中都有“传”，他是西晋王朝晋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的九世孙，出身高贵。其父亲司马楚之由于南朝刘宋“诛夷司马戚属”，于是“亡于汝颖之部”。泰常四年（419 年）北魏

“山阳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请降。”

降北魏后，尚河内公主，生子金龙和宝龙。司马金龙字荣则，显祖献文帝拓跋弘作太子时，金龙曾为太子侍讲，承袭父爵，官至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书，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 年）。“赠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剌史，谥康王。”他先娶太尉、陇西王源贺之女姬辰，后迎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乃“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宠于文明太后。”随司马金龙合葬的是姬辰，姬辰死于延兴四年（474年），比司马金龙早10年。从墓葬用砖全部印有“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字来看，石家寨墓葬是为司马金龙而建，姬辰应是迁葬而来。司马金龙祖籍南方，随葬南朝产的青瓷唾盂，漆画木板题材取自江南底本，均符合其出身，合情在理。但出土纯粹的北方游牧民族器物毡帐模型，令人回味。可见司马虽是南籍，但出生于平城，在北方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生活习俗所致，对毡帐情有独钟。毡帐的防风保暖性能极好，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那样：“雪中相暖热”、“青毡帐里暖如春”、“帐小青毡暖”、“内气密温然”、“暖帐温炉前”、“碧毡帐暖梅花湿”、“青毡帐暖喜微雪”；另外，毡帐可以折叠，与帷帐一样具有可移动、自由安置的特点，亦令生活方便许多。

简报发表40多年来，考古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司马金龙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至今已取得丰硕成果。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组合及陶器形制皆可成为标型，是北魏考古断代的重要参考资料。木板漆画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因北魏存世的绘画作品极少而愈显珍贵，漆画中的车、舆、榻、灯等形象资料更是研究北魏物质文化史的第一手资料。墓葬随葬的俑群是探讨北朝俑群源流及北朝墓葬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石床、石柱座的雕刻内容亦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以及北朝葬俗研究的重要资料。而毡帐的发现，为北魏物质文化史及民族融合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注释略。

本文原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与北朝考古。

作者：王雁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