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小说提供不了解困方法，只能算一种精神抚慰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进入写作状态时，是青灯古佛的感觉

羊城晚报：您写作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蔡东：灵感哪会主动降临，只能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阅读、思考、艰难写出第一句话，沉浸得足够深，灵感或许会出现，说到底，要自己寻访和辨认。生活中也有突然受到触发、灵光闪过的一刻，但这种时刻不多，在玩乐休闲中获取灵感只是美好愿望，写作更多的是枯燥和寂寞。整个人进入写作状态时，是青灯古佛的感觉，孤寂而专注，心里也很安静。

羊城晚报：为什么将这本小说取名为《星辰书》？

蔡东：取名为《星辰书》是想做主题小说集，“星辰”算是提炼出来的总体意象，收录的八篇小说都与“微光与深情”相关，这样不会有拼盘杂烩的感觉。

羊城晚报：《来访者》涉及不少心理学知识，您写其他不同角色也涉及相关职业的专业知识。您是怎样做这方面知识储备，又是如何运用的？

蔡东：做功课，下笨功夫，是写作者的基本素养。小说毕竟有肉身，要落地。小说写飘了，可能是因为材料不够，又缺少准确的细节。作家的幻想精神很重要，但那不是万能的。写作者要自觉地进行知识储备，不然一直往外输出，很快就没东西了。储备一方面要看杂书，多吸收，多积蓄，另一方面，是书斋外的功夫，接触人，感受多样化的生活。但在某一个领域真正做到精通是很难的，非一日之功，有时候只是写作需要，大致笼统地了解而已。如何在写作中运用呢？当然需要转化和处理，以小说的方式来输出，化在小说里，而不是机械的拼贴和镶嵌。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写得很节制，留白很多。像《伶仃》一文，明确交代的情节只是完整故事的冰山一角，辅之以大量的自然景物描写，直到结尾也没有交代徐季离开的原因。这种留白的处理方式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蔡东：让小说有余味，不被表层的故事拘束住，故事下面能伸展出更大的空间。

纾解、疗愈、自救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在您的作品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精神状态或心理上有不同问题，但最终多与自我达成和解，结局积极正面。这是否体现着您的文学观？

蔡东：年轻的时候写过很绝望的小说，那会儿追求“力道”嘛，觉得挺酷的，挺厉害的。年龄渐长，人和小说一起变宽厚了，明朗一些了，倒不是说自己境界特别高，不宽厚，难受的还是自己。人不管落脚在哪里，乡村也好，城市也好，精神上都会产生痛苦，纾解、疗愈、自救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结尾几乎都与自己达成了和解，也可以理解为，您给有着相同困扰的读者提供了治愈与解困方法。这在现实生活中，多大程度上能实现？

蔡东：小说提供不了解困方法，只能算一种精神抚摸和宽慰。

羊城晚报：您在小说中书写了很多女性，比如《她》中的文汝静，还有《伶仃》中的卫巧蓉，《天元》中的陈飞白，等等。您想表达一种怎样的女性意识？

蔡东：我热爱女性，很小的时候就关注到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普遍的牺牲和压抑。总体上说，我想表达女性的坚韧、女性的善，在琐碎的事务和突然的苦难面前，她们往往会显露出人类不自私的那一面。

城市文学要积淀，需要自然生长的时间

羊城晚报：您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以后有想过尝试吗？

蔡东：暂无写长篇的想法。手边的素材大致可以用中短篇来处理，中短篇就够了。除非积累到一定程度，并且真值得用那么大篇幅，反正不会为了名义上“有长篇”而写。

羊城晚报：同为城市文学写作，请评价一下您的作品相较其他而言有何特质？

蔡东：特质主要在写法上，希望写出有意境的城市小说。废名写小说如唐人写绝句，当然不必太造作太雕琢，但在我的审美体系里，最好的一类小说往往写出了古诗般的意境感。

羊城晚报：如今的城市文学面临什么困境，有何突破方式？

蔡东：写城市，忌浮光掠影，忌陈词滥调，不能总停留在“进城文学”的层面上。困境常有，突破难得，急也没用，需要长期的积淀，需要给文学自然生长的时间。

羊城晚报：作家应该如何规避城市文学中出现的同质化倾向？

蔡东：确实很难，受限于感受力、思考力和表现力。天才的、里程碑意义的小说和理论文章，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羊城晚报：改革开放40年极大地改变着现实生活。作为深圳作家，有没有想过书写关于深圳或关于广东的人文历史、城市精神和生活气息？有无考虑写那种突出“一城一面”的差异性的城市文学？

蔡东：有这个愿望。这对敏锐度和写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