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须“化西”而非“西化”

江苏扬子晚报《诗风》周刊

江苏扬子晚报《诗风》周刊展开“中国诗歌中国味”讨论的初衷，并不是谈创作的风格流派，而是要进一步阐明中国诗歌是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的立足点。

近一时期，诗坛有人大谈诗的审美多元和西化的问题。他们论证，新诗是从西方引进，因此新诗诗体的标准走向应该是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他们也确实在亦步亦趋地实践着他们心目中的翻译体。翻译有直译，有意译，然而最大的弊端是晦涩难懂。加之译者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译者缺乏诗的涵养，没有读懂原诗，又如何能译出诗的境界？即使高明的译者，能译出原诗的内容，也未必能译出原汁原味的诗味。因此，将“翻译体”作为中国新诗终极追求诗体的，无非要中国诗写成有外国味道的外国诗，非但不宜，在上世纪30年代行不通，今天更行不通。

从五四开始引进外国诗歌已经有一个世纪。当时引进西方诗歌创造中国白话体新诗的开创者和第一代新诗人，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青年学者，他们译介了很多外国诗，他们谈论向外国诗学习，却没有听他们中有谁提出过中国新诗的方向是“翻译体”。胡适提倡“我手写我口”，主张“明白清楚”，无非是要让大众都能读得懂的白话口语入诗，如胡适最早写的《两只蝴蝶》，满是中国味；郭沫若学美国惠特曼，他的《女神》是中国味；冰心学印度泰戈尔，她的《繁星》《春水》是中国味；闻一多受英国唯美主义影响，他的《红烛》《死水》依然是中国味。今天认定新诗方向为“翻译体”的所谓“高见者”，有几个能与第一代诗人比诗教、比学养？

我始终认为，诗是不太好翻译的。即使中国的古诗今译，也只能译出个字面意思，几乎没有成功的。古体诗一旦翻译成口语，内容了然了，诗味没有了，诗意、语境、情味、韵致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外国诗歌翻译为汉语诗了。译者若强辩，我请他试着译一译张若虚的著名诗作《春江花月夜》，不苛求译全诗，单译诗题，五个名词，能不能将诗题的意境译出来？

诗歌是语言艺术，汉语是全世界最丰富、最多义、最变化无穷的，不仅有俗语方言，更有一语多义的谚语、歇后语、双关语，外国文字绝难翻译。斯诺将毛主席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译成“一个顶着破伞的游僧”，全不达意。只译了歇后语前半句，主语应该是形象化的后半句——法，和尚光头无发的谐音，伞盖，不见天日，无天，隐喻没有了法纪天理的霸道。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欧洲有一家乐团来北京演出，宣称演唱中国古典诗词，有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的作品，尽管打着中文字幕，现场观看的中国诗人、古诗词研究专家们，始终没有听出演唱的是诗人的哪一首诗，查遍李白诗全集和全唐诗，也没有查到是李白哪一首诗，因为一经翻译，语言文字完全变了味。同样道理，汉语也很难毫不变味地译准外国诗歌。

百年白话体新诗，本该有更多大众读者，然而恰恰相反，诗的西化、诗的语言变异，造成沟通障碍，影响顺畅交流，好比与有语言障碍的人交流一样，中国人都越来越难读懂中国诗了，无怪大众读者纷纷远离那些晦涩的新诗。那些读者读不懂、作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翻译体诗歌,竟有诗评家褒赞，“越是读不懂的诗歌，思想越深刻，越精湛”。这真有点让人堕入云里雾里，既然语言障碍读不懂，又何能领悟到半点思想深刻精湛?

诗的语言固然均是口语，不等于所有口语均是诗，必须经过生活经历、阅历提炼而成的有意义的富有审美价值的口语，才可能是诗的语言。现在网络上出现的大量“诗歌”，大都是没有主脑无病呻吟的口水，毫无诗意可言。诗的语言凝练、形象，富有哲思内涵，讲求诗意、诗美、诗情、诗味、诗理、诗趣，时代的呐喊、人生的行吟、景色的赞美、情爱的倾心，通俗地说，就是语境诗境极具情与美加上动人心魄的语言，不乏中国味的诗性。

中国诗歌不能缺少中国诗味，这应该是每一个中国诗人必须具备的民族审美意识。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特色，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点，味道各不相同。中国诗歌是中国味道，犹如中国菜肴是中国味道。不同的是品菜肴靠的是味觉，品诗则是凭诗美诗味对心灵共鸣的感觉。中国古诗词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皆能品出中国味道。中国诗歌的味道绝对不同于外国诗歌。新诗虽只百年，新诗的中国味道则既要有当代生活底蕴家国情怀，又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血脉。不管怎么写，不管用什么形式，只要符合民族审美习惯、审美趣味、审美情思，都是中国味道。

从诗的翻译体，我不由得想到闻一多先生，他为什么要一再提倡新诗格律化。我妄自揣测，他提倡新诗格律的初衷，决不仅仅只是想解决融古纳西的理论问题，当时追求西化的印象派、现代派的许多诗，如留学法国的印象派“诗怪”李金发，他的诗晦涩得读者都读不明白，因诗稿是从国外寄回，即被当作新潮推崇，鄙夷读不懂者缺乏外语知识、诗感低下，“你孙子辈就读懂了”。我料想，闻一多是担心，中国白话诗将会被逐渐西化丧失中国味。当然，他主张的新体白话诗格律不是亦步亦趋继承古体诗严格的平仄格律，他提倡文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目的是强调新诗的中国化。当前一些诗评家又提出“翻译体”方向，也许正是当年闻一多先生所察觉所忧虑的。

中国新诗要走向世界，绝不可少中国味。我不排斥外国诗，但必须有条件地借鉴、移植和吸收西方诗歌的精粹，在中华民族骨血情愫的传统基础上锦上添花，丰富中国诗歌的中国味，这很有必要。

中国诗歌，须化西，非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