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扶轮问路的征途上挖掘精神矿藏——史铁生文学创作价值解读

　　作者：张细珍（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2010年12月底，对地坛“这园子”一往情深的史铁生，穿着一双永远不沾地的新鞋，离开这个世界，至今将近10年。他充满生命体温的文字一直鲜活，给予读者切实的精神力量。

史铁生（1951年—2010年） 黑明1995年9月28日摄于北京

　　对于史铁生的当代意义，学界、文坛述说充分。评论家李敬泽说，他对生死的思考不仅让他自己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同时也教会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国人，如何尊严的生，如何尊严的死。评论家雷达说，中国不缺一般意义的作家，缺的恰是史铁生这样具有强烈终极关怀、接近神性的作家。学者陈思和说，铁生默默地与自己的灵魂对话，给世人留下一个圆满的生命意象。作家莫言说，他是伟大的人。王安忆说，史铁生的意义在于他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苏童说，留下来的只能是作品，比如说他的《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样的小说，我的孩子会读，你们的孩子，甚至你们孩子的孩子也会读，它会成为经典的。

　　打破身与心、自我与他者、生与死界限的勇者

　　在当代文坛，史铁生以内向、务虚、思想型写作成为一位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他不能行走，却扶轮问路，立足于当代文坛。残疾境遇使史铁生感知世界的肉身触角收缩，代之以精神触须的张扬。缺口有时是一种出口。残疾打通了生命的秘道，让他更敏感于个体的肉身，坐问时间、直面生死，一度陷入存在的深渊，又让他立足灵魂的边界，更内在地贴近、咀嚼、反刍生命，探索并开启存在的可能。

　　在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无论其思想的深刻性、精神探索的超拔性，还是形式实验的先锋性、艺术追求的建构性，都为现代汉语写作贡献了新的养分。自1979年发表处女作《爱情的命运》开始，史铁生作品总数约达二百万字左右，其中不乏名篇佳作。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知青题材为发端，开始引起文坛关注，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和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参与又超越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进程。以《命若琴弦》为代表的系列残疾主题小说，被誉为当代“西西弗神话”。

　　长篇散文《我与地坛》被作家韩少功宣称，发表此作的当年若仅有这一篇作品也够得上文学的丰收年。史铁生用耳、用心、用气倾听地坛，与物同体，悲天悯人。地坛的草木一年四季竞相响动，鸽子的哨音、冗长的蝉歌、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召唤史铁生漂泊的心魂回归大地，从中见自我见天地万物一体。地坛里母亲无声的脚步、歌者激情的歌唱、少女咿呀的嗓音，是发自本性、直见本心的人籁，从中见众生见命运。孩子初来人世的哭喊声、牵牛花开时葬礼的号角声，是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和之以自然的天籁之音，从中见生死轮回、大化流转。“地坛”是“我”精神苦闷，没有出路时的避难所。“我”在“地坛”专气凝神、追问命运，抵达生死齐一、游于大化之境。有一天，“我”扶着拐杖，沉静地走下山去；同一天，“我”抱着玩具，欢蹦着跑上来。生命以“我”的名义生生不息。“我”在“地坛”，“地坛”在“我”。《我与地坛》是史铁生“蚌病成珠”的天命之作，是当代文坛的天籁之音，从中见自我、见地坛、见众生、见天地。

　　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残疾与爱情”的主题、问题、命题在这篇小说中提出，成为史铁生生命与创作的原创话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被称之为“终于打破了自己以往的书写所建立的文学边界，完成了一次出神入化的自由的飞翔”。

　　至此，史铁生打破身与心、自我与他者、生与死的界限，最终突破“史铁生”的界限。

　　当代文坛既立足本源又飞扬自由的写作者

　　回顾史铁生的一生，可谓“命若琴弦”。写作，拉紧史铁生虚无松散的生命之弦。1979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办的刊物《希望》上，史铁生第一次发表小说《爱情的命运》，开始用笔在报刊上撞开一条路。自此以后，他在形而上的路上渐行渐远，几十年如一日，凝视内心，我笔写我心，纵深挖掘精神的矿藏。

　　纵观史铁生的创作，从最初纠缠于残疾与命运的荒诞而愤愤不平，到深陷死亡与虚无的深渊突围自救，再到以审美大化之意悠游舞蹈于此生来世的路上，他的写作日益从容淡定、沉潜厚重、收放自如、开阔大气。由早期拘于伤痕、反思话语，到追问生命答案而一度陷于平面的自我论证式精神呓语，再到生命目的与过程的思考，史铁生的文字自足自在，日益飞扬自由。

　　他日渐脱掉肉身的束缚而臻于“心魂”的无极之境。这表现为笔下人物的蜕变。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尚有姓名，如《爱情的命运》中的小秀儿，《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破老汉、留小儿等。至《山顶上的传说》《命若琴弦》，开始隐去人物姓名而代以泛称，如小伙子、老瞎子、小瞎子等。从《钟声》开始，则以字母代替人物，人物抽象化为一个个符号代码，如B。至《务虚笔记》，人物变得符号化，如画家Z、诗人L、少年WR等。他笔下的人物愈发脱离个体肉身的局限，笔触愈发先锋自由。至《我的丁一之旅》，人物又恢复了名号。但是，人物名称只是代码，真正的主角是无限自由。上天入地、出虚入实的“行魂”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叙述视角，它如一个精神支点将现代汉语中富有表达力的叙述元素激活，建构了自足自由的审美时空与文体结构。

　　史铁生一直依着灵魂的引导，向那无边无垠的陌生之域，寻求新的思想与语言。艺术语言是其灵魂探路的触角，而在语言的界限之处，灵魂又继续为其开路。在他那里，灵魂的深入探险与形式的开放创新相生相长、两位一体。灵魂与形式的共舞，史铁生自称“写作的零度”。他由生命的原点出发，从困境中生长出来的灵魂与形式的共舞，是当代文坛既本源又先锋的写作。本源因其直抵存在的本体、本初、本相，先锋因其所惑所问之深、之透、之超前。

　　善于对生命进行终极思考的当代作家

　　通过灵魂与形式的共舞，史铁生实现了且“弹”且“舞”的过程美学。作为其创作的两个核心动词意象，“弹”出自他的《命若琴弦》，“舞”出自《我之舞》。

　　且“弹”且“舞”的过程美学，是史铁生身体力行建构出来的行为艺术。终其一生，史铁生行走于时代的前沿、文学的边缘，建构了自成一界、自由无界的过程美学。他的文学作品，推崇超越自我又深入自身的审美化过程，以超在与内在同构的方式联通生与死。史铁生的过程美学不是抽象思辨的，而是从鲜活的生命体验出发，在寻求精神自救的过程中，自行溢出、结晶而成的生命美学。过程美学是他为自己找到的灵魂自救的密码，也给遭遇生存困境的读者以精神的启迪与生存的勇气。史铁生一生的创作是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看到了智力的绝境，由自我救赎转向拯救人类的过程。且“弹”且“舞”的过程美学，昭示精神超越应该转向深入自我又超越自我的审美过程。

    纵观史铁生的一生，他创造的最好的作品是他自己，其人其作构筑着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对他而言，“一切创作是为了完美，都是为了一种可能性”。写作是天命，是灵魂呼吸的窗口，是心魂探路的触角，更是精神自救的正途。他于残疾所致的沉重肉身之下，保有坚强而飞扬的灵魂，以个体生命的真实困境亲临存在的深渊，探寻求索的却是整个人类任何时空都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出路问题，表达了对生存困境的超拔，体现了一种自由创造的艺术精神。

    史铁生的写作填补了当代文坛一直以来都存在某种的缺失与匮乏，即创作往往多停留在社会层面，缺少对人本困境的终极思考。有人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对生命进行终极思考的人，大概没有谁能超过史铁生。还有人说，在当代文学中，史铁生是一个意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深刻存在。史铁生的意义不在于说明了什么，丰富了什么，而在于强烈地对比和衬托出了什么。他的文学作品，抓住的是人的本性，深入的是文学的根底，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的人类困境，在本土经验与世界性话语的交汇下，建构起当代文学一种独特的价值命题与美学向度，赋予文学朴素、深沉、温暖、高贵的品格。其创作具有一种伦理诉求与实践力量，弥漫着一种精神气场，给当代读者以贴己、切实的精神引导。

    逝者已逝，但有个叫“史铁生”的消息在时间之外，永恒循环。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