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重读《悲惨世界》

作家王安忆

我为什么要谈《悲惨世界》呢？在我阅读的世界里有两座大山，一座是《悲惨世界》，一座是《战争与和平》，我一直很想去攀登。这两部作品太重大了，规模非常宏大！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对当代作品进行过度解释，很小很小的细节被赋予很多很多的意义。而对于古典的东西，或许因为它们结构复杂，于是我们便不谈，这样其实我们损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来面对这两部巨作。当然在这两大工程之外，我还有个余兴节目，将来有时间我也要去分析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部侦探小说，她的小说我已经读了70%，统统读完可能也是一件蛮艰巨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阅读世界里的三件任务！

2012年10月份，当我把我手里的东西写完的时候，我决定给自己放假，一个“读书假”。几年来，特别是在那两三年里，我一直不停地写，几乎每天都在写，哪怕是在旅行的途中、飞机上、旅馆里，我都在写，好像有一种惯性，写到9月份，我就觉得应该暂时收尾了。这样不停地用着已有的东西，好像快用光了，应该去读些书！真要去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仿佛自己将面对一个很盛大的节日，非常愉悦！我觉得自己要开始过一段“好”日子了。从台湾海运回来的两箱书也到上海了。我觉得好有福气，可以生活在文字这么充盈的世界，可以有这么多书让我去读！当我一本一本地去读，基本是两天一本、一天一本，我觉得这近乎是一种“奢靡”！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沉迷在这样的快感里面？我忽然感到应该让这种快感抑制一下了，于是我搬出了《悲惨世界》。

其实，对于《悲惨世界》我做过很多的笔记，但当我决定真正要攻克这座堡垒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害怕。因为它是那样复杂，它的复杂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复杂！因为它的情节又是异常简单，它就可以简单到这样的程度，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故事。所以我特别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它的情节不能铺得很开很开，拎起来就只有一句话。这样的作品虽然复杂，但它绝不是庞杂、杂芜的，它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是可以提纲挈领的。那么《悲惨世界》对我来说，它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也就是冉·阿让的苦行、苦修。”这个人的修行不是在宗教场所，而是在世俗的人间，这个“俗世”就是用“悲惨世界”来命名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当我真正面对它，我却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事件，我应该如何去铺排它？我如何去想象这样一位几百年前的作家，他是如何来安排他的故事、他的人物和这些不同的场景？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对“现实”的理解，雨果最后完成这部作品的时间应该是1862年，而他所写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831、1832这两年，与他写作的时间已经相差了三十年，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雨果是个不关心现实的作家。因此，我们应该将反映“现实”的尺度放宽，不要以为反映“现实”就必须是反映当下的、今天的现实，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宽度，对“现实”最起码宽容到100年间。像雨果这样积极的、非常接近世俗的作家，所创作的《悲惨世界》，是写三十年前的，发生在1831、1832年的故事，背景则是法国大革命，1793年。这就是作家考量现实的耐心和定力。

还有一点，我想作一个解释。1994年我在复旦大学开了一门课，整个课程都用来说明我对小说的看法，我坦白我的观点至今未变，所以今天我解释《悲惨世界》，仍旧是以我当时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小说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它不是为我们的现实画像，它是要创造一个主观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于是造成它的两难处境，因它所使用的材料却是现实的。这是因为小说世俗的性质，和诗歌、绘画都不一样，它在外部上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相仿的。如我这样的写实主义者看小说的方法和阅读的角度，一定有着自己非常主观的立场，因而我今天对于雨果这样一位浪漫派作家的解释可能完全是不对的，完全背离了他的初衷的，但今天我仍然要把我的阅读经验告诉给大家，或许能让大家多少受些启发。

我想，写实主义者有这样一个特征，他们生性对生活的外部有种迷恋，他们比较喜欢生活外部的细节、面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特别好看，生活的好看是因为合理，总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出于人的需要的存在，会给人一种非常有秩序的感觉。对我来讲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我要把好看的东西都猎取过来作我的材料，创造我的主观世界，这些材料非常精美，当然不是所有而是指其中的精华。所以我这样的写实主义者是很难脱离生活的现实去谈小说的，因为我们不能创造一个神怪的、离奇的故事，也不会塑造一个仙人、超人、侠客，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写一个与你、我、他有着相似的表面却有着和你、我、他完全不相同的内容的人。

以上是我所作的解释，现在可切入正题了。

《悲惨世界》，雨果著，李玉民译

01

时间和空间

我刚才所提到的概括《悲惨世界》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即冉·阿让的修炼过程，他修炼的场所就是在悲惨的人间。我将他苦修过程的时间和空间作一个介绍。

时间上是1831年和1832年，这是故事集中发生的时间，小说用整整一个章节谈这两年。在这之前的时间阶段有两个需要重视，其中一个是拿破仑的“百日政变”，我们熟悉的说法是“滑铁卢败北”，发生于1815年。雨果用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倒叙的方式：1816年有个行客来到了乌古蒙，他在非常优美、宁静的农村田园风光里，走过一个农家院落，看见一个姑娘在干农活，姑娘边上放了一些农具，周围很安静，太阳非常好。他看到门上有坑坑洼洼的地方，村姑就告诉他，那是去年滑铁卢战争所留下的。这就像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要问朝廷事，请问砍柴人”，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在一年以后就归于了平静。然后他再回述当年战争的很多细节，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当时战争的神奇性。当时拿破仑打的这场战争，到了雨果笔下当然不会是真实和客观的，可以肯定有很多从他自己需要出发的虚构的地方。他描述这场战争的时候，特别强调细节，比如天气，下了一夜的雨，地比较泥泞，炮队就没有准时到达地点，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但这些很小很小的变数在拿破仑绝对优势的战役里成了决定性的转折因素。他写得非常仔细，很有趣，他一节一节地写，又比如碰到了一个不成熟的向导，指错了路，还比如没有好好看地形，再是军情刺探得不够准确。总之都是非常小的并不足以影响整场战争的过失，结果却使战争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当雨果叙述完这场战争的时候，他说了这么几段话作结束：这场战争即使没有这些变数的话，拿破仑他也要输的！他为什么要输？是上帝要他输，上帝是绝对不能让他赢的！为什么呢？因为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再也不是英雄的历史！因此，拿破仑的覆灭实际上是意味了一个民主的时代的崛起。好，拿破仑战败了，到滑铁卢为止，这个时代没有英雄了。

再次说明，我完全是以我的阅读方式叙述，不是按照作者写作小说的方式叙述。作者雨果的想法，已经无从推测了。

大作家就是这样，当他在叙述大的事件的时候，好像漫不经心地用了几笔，但这几笔就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什么伏笔呢？当战争打完、遍地横尸的时候，从远方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显然是个无赖，这个无赖在战场上东看看、西看看，看尸体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佩带，这是一个趁火打劫的人。忽然，他看到在尸骨堆里有一只手，手上戴着一块金表。于是，他为了得到金表，就把这只手从尸堆里拖出来，拿走了这只金表。而他把这只手拖出来，倒在无意中办了一件好事。那个人本来是被尸体死死地压在底下的，被拖出来之后，呼吸了新鲜的空气，忽然清醒过来。军官很感激这个人，就问：“你是谁？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那个盗表的无赖说他叫“德纳第”。从此，军官就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在这个战役中这件事情是非常微小的，它不是一个显笔。可事实上，这里已经有两个人物出场了。一个是德纳第，他在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和冉·阿让的生活命运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小旅馆的店主；还有一个人是彭迈西——珂赛特的恋人，马吕斯的父亲。在介绍大背景中，不经意间出场了两个人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手笔。当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或者是完全撇开我们的故事写背景，尽管写得波澜壮阔，但我们的人物是介入不进去的；或者就是让我们的人物孤立地担任角色，然后你就很难把他们与重要背景调和了，而雨果就是能够这样漫不经心地让人物从容显现于背景中。

雨果写滑铁卢败北是为写1831年和1832年作准备，我觉得他是为了写一个巴黎民众的狂欢节，这个狂欢节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没有英雄了，民众起来了，这是走向1831年和1832年的重要一节。

插入一下，雨果对民众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矛盾心情，在他的小说中，民众都是一个歌舞的背景，都担任了一种大型歌舞的群众角色，非常欢腾、非常鲜活，可是同时民众身上又有非常糟糕的弱点，最后都要有一个神出现，把民众给领导起来，这就是雨果浪漫主义的体现。

拿破仑滑铁卢败北

第二个需要重视的时间阶段是拿破仑的政变失败，然后路易十八登位。这段日子他写得非常有趣。这是在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日子里，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点革命的可能性因素，在这段时间里的法国巴黎，有一种奢靡的气氛，非常享乐主义，街上出现很多新时尚，知识分子开始为民众写作文艺作品，就像流行音乐和肥皂剧。让人觉得经过革命以后，整个法兰西很疲劳，需要好好休息来喘口气。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故：四个大学生在巴黎读书，他们勾搭了四个女工，其中一个人就是芳汀。这些女工很快乐，她们没有道德观念，和大学生们及时行乐，郊游啊、做爱啊，但是这四个大学生当然不会真正属意于这些女工的。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终于有一天，四个大学生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游戏：就是带着这四个姑娘到郊外去野游，纵情快乐一场，然后不告而别。对于这样的结果，其他三个女孩子都无所谓，他们走就走了，可对芳汀来说这件事情很糟糕，因为她已经有了和大学生的一个孩子。芳汀是个很本分知足的人，她一点没有想到要用孩子去要挟那个大学生，这样，她就成了一个单身母亲。在这个时间阶段里边，故事不经意地开头了。

接着时间就走到了1831年和1832年，这是雨果要着重描述的阶段，重要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一个没有英雄的民主时代、一个世俗享乐风气造成苦果的时代，慢慢地走到了1831年，苦果开始成熟了，它会酿出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是故事的时间条件。

空间上，主要场合是巴黎。雨果非常钟情于巴黎，他对巴黎的描写非常美、非常壮阔，写出了这个城市的性情。当然，走向巴黎也是有准备阶段的：第一个是苦役场，文中虽然没有出现大段的正面描述，但这个苦役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舞台；第二个是靠海边的蒙特伊城，在这个城市里，冉·阿让成为一市之长，地位升高，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对于冉·阿让，苦役场是地狱，蒙特伊城是天堂，巴黎是人间。冉·阿让的苦行一定是在人间进行的，他是在人间修炼的，因为地狱会把他变成魔鬼，而天堂又太不真实了。所以他必须来到巴黎，巴黎才是他真正的修炼场。

对巴黎这个地方，雨果写得真是大手笔！为讲述方便，我把它分为硬件和软件。首先，硬件，也就是布景的性质，有这么几个场所：一个就是戈尔博老屋，这是冉·阿让把珂赛特从乡下领到巴黎来的第一个藏身之所，是一个非常荒凉的、靠近郊区的一个场所。在戈尔博老屋周围都是一些悲凉的场所，疯人院、修女院、救济所。再一个就是普吕梅街，这是冉·阿让带着珂赛特离开修道院后安居乐业的地方。在这个花园里面，马吕斯和珂赛特曾在一起谈情说爱。这个场所给人感觉非常奇妙，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想象力去写一个浪漫的场所，我们的浪漫主义走到了咖啡馆里，真是不知道浪漫是怎么回事情。

这普吕梅街我们待会儿再讲，它是如何为一场浪漫剧构置舞台。还有一个地方场所是科林斯酒馆，就是街垒战的那个地方，指挥所，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酒店历史挺长，外表看起来很龌龊，墙上都是油烟污迹。这就是历史在物件上留下的印痕——垢。科林斯酒馆是个积垢很厚的地方。

以上这些都是地面的构造，地面以下的空间是下水道。“下水道”的描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向大家坦白，雨果在这个“下水道”里还寄托了很多的含义，而我现在却不能够真正了解。他那么耐心地去写那个下水道，呈现出的场景非常恐怖，肮脏黑暗，可你又被它折服，你会觉得它是那么宏伟、充满了彪悍的人力，似乎是人文主义的一座纪念碑，在它面前，善与恶的观念就变得很渺小。尽管我至今未曾完全理解它的涵义，但不管怎样，它使我看见了这个城市的立体图。

地面以上的空间，可以说是巴黎的光芒，巴黎最辉煌的建筑——街垒。这个街垒真是让我吃惊。雨果写1831、1832年，大学生，工人搭的街垒，可是他没有写得太多，他是这么写的，“你们有没有看见过1848年的街垒”。1848年发生了真正推翻波旁王朝的二月革命，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到此才最后成就，尘埃落定。他用一章的篇幅写了两座街垒，一座是废墟一样，以各种物件——大的有半间披厦，小的有白菜根——犬牙交错堆积起来；另一座却是精密地用铺路石砌成，平直，笔陡。前者有着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后者则是严格的纪律性。我觉得这个街垒砌出了大革命的形状。

以上是硬件。

和这些硬件形成对比，分庭抗礼的就是他笔下的人物，即他的软件。我觉得雨果的作品特别能够改编为舞台剧，那么多的人物，做着不同的姿态、发出不同的声音，气势恢宏。

雨果笔下人物最大的基座是市民，这一阶层是最寄托雨果的同情和批判的阶层。市民阶层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叫马伯夫先生，他是一个教堂财产管理人，一个生性淡泊的老人。他在教堂里进进出出目睹了很多事情，他注意到，每到礼拜日就有一个中年男人，脸上带有伤疤，好像有过军旅生涯，很失意的样子，总是偷偷地在柱子后面注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做弥撒，老人一直目睹着这个场景。这个小男孩就是马吕斯，长大以后有一天，他又来了，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死了。老人就告诉马吕斯：“以前，他每个礼拜来看你，他非常非常爱你！”这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马吕斯，促使马吕斯转变了世界观。这位老人最后死得非常壮烈，所以我要说他是市民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走到了街垒战的中心。他非常温和、安静、单纯，一生只有两个爱好——植物和书，他是版本学家。他没有大的奢望，可是他还是发现世道在越来越走下坡路：他的兄弟去世，他的公证人侵吞他的一点点财产；七月革命引起图书业危机，他写的《植物志》没了销路；他的收入越来越少，心爱的珍本一点一点出手；一次次搬家，越搬越偏远；他完全不知道生活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完全不知道背后的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最后，他壮烈地牺牲在了街垒战中。

还有一个群体是流浪儿。雨果笔下的流浪儿会让你感觉到他们那种非凡的快乐，他觉得他们是巴黎的种子，巴黎的孩子，他们在污浊的生活里面打滚，但由于他们天真、纯洁，所以他们居然很健康，他写流浪儿写得非常有趣，充满了热情和喜悦，他很喜爱这些小孩！他们没有对生活的要求，只需要一点点条件就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可他们却那么开心、快乐，把这个悲惨的世界看成了一场游戏。在他们里面也有一个代表人物——小伽弗洛什，他是德蒙第的儿子。德蒙第家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很受宠，而他却很早就被父母一脚踢到街上，是个有家不能回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很令人惊讶，他最后也是牺牲在街垒战中，他把街垒战也看成一场游戏。这里也许就包含了雨果对革命的一种看法，雨果认为革命是一场壮丽的游戏，因为在上帝眼里人人都是顽童。这个孩子非常热烈地参加到战争中去，后来因为跑出街垒掩护，拾捡武器枪弹，被政府军击中。

雨果特别强调这在街垒战中牺牲的一老一小，这一老一小都是他心目中巴黎最好的人物，可以说是巴黎的世俗精英。

那么还有一队人他认为是光芒，是整个法兰西的光芒，就是大学生。大学生是街垒站的领导者，他们在流浪儿的纯洁之上增添了理性，在市民的生命力之上增添了理想，他们是法国大革命孕育的胎儿。他这是一级级往上走，底下是市民，上面是流浪儿，再上面是大学生。沉在“市民”这个地平线之下还有两层，一层是警察，这是国家机器，其中的典型形象，就是沙威。沙威是这个人群的一个代表，关于他，大家了解得可能比较多。再底一层是黑帮，黑帮是以德纳第为代表的，德纳第的笔墨非常多，他在冉·阿让命运中担任了较多的任务。这是故事整个发生的时间和空间。

电影《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

02

情节

然后我按照我理解的方式来叙说一下情节。我将冉·阿让的苦修分成了五个阶段，一个结果。

第一个阶段是苦役场。冉·阿让身世可怜，降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母亲都在很偶然的倒霉事故中相继去世，只剩下他和他孀居的姐姐，还有姐姐的七个孩子，他从此就成了这七个孩子的养育人，过着蒙昧贫穷的生活。他是一个修剪树枝的工人，在一个找不到活干的冬天，他来到城里，砸碎一个面包店的玻璃窗，手伸进去拿面包，结果被判偷窃罪，进了监狱。在他被押往苦役场的途中，他还什么都不懂，完全是像动物一样的头脑，哀哀地哭，想那几个孩子没饭吃了，他以为他的哀哭会使别人动情，可却毫无这回事，他依然被押送到苦役场，进入那样一个非常悲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有自己的黑话、黑名字、绰号，他们有自己的纪律，他们轮流地合力帮助某一个苦役犯越狱，轮到他的时候，他就“出来”了，结果是，再被抓回来加刑，进来出去很多次，刑期加起来已经是十几年了。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苦役场中训练了自己的肉体的生存能力，我把这作为他的苦修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他首先完成他的器质，他结实、很经受得住，身体特别好，外号叫做“千斤顶”，意思是可以把很大的重量给顶起来；他同时学到了很多的化险为夷的方法，很多别人想不到的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方法。雨果说在他逃脱的地方，时常会发现有个大铜钱，沙威追逐他，转眼人不见了，但却发现一个大铜钱。沙威看见这个铜钱就觉得眼熟，这是个什么样的铜钱呢？一个被非常仔细地切割成两片的钱币，四周有锯齿，旋上，里面藏了一张很薄的刀片，这张刀片可以帮助他完成好多事情。沙威认出，这是苦役犯的把戏。后来，教会又到苦役场里来办学校，他就在那里读书，识了字，学会了计算，受了教育。

他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阶段，就是冉·阿让有了身体的力量，有了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知识。这知识为什么必须要有？因为他将来要接受的修行，很快就要上升到一个理性的层面，没有这些准备不能达到精神升华的地步，所以雨果必须给他创造这些条件。我们写小说就是这样，要给人物制订任务，就必须给他创造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他就完不成任务。

第二个阶段我觉得是比较戏剧化的，就是他遇到了迪涅城的主教米里哀先生。米里哀先生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出身贵族，法国贵族中有一派是叫做“法袍”贵族，是教会系统的，历代他的祖先都是教会的人。所以他是贵族，但他这个贵族非常倒霉，在他少年时遇上了“法国大革命”，财产没有了，自己被驱逐到意大利，在意大利经历了很悲惨的事实：老婆死了，孩子也没了。当他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修士，谁都无从猜测他精神上所经历的过程，但他的虔诚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对苦人非常仁慈、非常友善。从他的身世出发，他的政治观点肯定是保皇党，但他从仁慈的上帝的角度出发，他又不得不去关心一个被贬的、受放逐的革命党，这个革命党就在他的教区中。这个革命党为什么没被就地斩首？因为在表决处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没有投票，他的比较温和的态度总算留给他一条命，让他离开巴黎到郊外去生活。很不幸他犯上了重病，知道这个消息后，米里哀主教就去为他祷告，做临死前的祈福。在当时的内地，保皇党的势力很强，很多人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为这个叛党祈祷？在这里，雨果就写了一长段米里哀主教和这个人的对话，从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教的政治信仰，如何一步一步地屈服于他对上帝的信仰，这是比政治更为宏观的信仰。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米里哀主教是怎样虔诚的人。

电影《悲惨世界》剧照

下面的细节是众所周知的，冉·阿让从苦役场出来了，由于他的履历上写有“犯罪记录”，所以没有人收留他，哪怕到狗屋里也被追出来，在这样一个无路可走的境地里，他又饿、又渴、又冷、又累，躺在迪涅市市政厅的石凳上，过来一位老太太，问他为什么躺在这里，他说他没有地方可去，老太太就告诉他，“你可以去一个人的家，你可以敲开一扇门”。这扇门就是米里哀主教家的门。果然他敲开了，进去了，他以非常粗暴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他不必对任何人客气、礼貌！米里哀主教确实对他不错，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有一件事情让他觉得非常奇怪，米里哀一家人口很简单，主教、主教的妹妹和一个女佣，即两个老女人和一个老头。三个人对他的到来都抱很平静的态度，这种平静就让他感到很奇怪了。从来他受到的眼光都是一惊一乍或者极其厌恶，总是带着强烈的感情，只有今天这家人对他那样平静、那样自然，并没有一点于恩赐他的、居高临下的样子。接下来的事情就更让他奇怪了，在他半夜逃走并把主教家的银餐具也“带”走了，警察把他抓回来的时候，主教平静地说：“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的，你们放了他。”然后又说：“你怎么没有把我送给你的银烛台拿走？”接着他就把银烛台给了冉·阿让。等到警察走了以后，主教对他说了这样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根本不是我该拥有的。”

冉·阿让拿了东西以后感到茫茫然，他从来没有受到这样一种对待，在走出主教家门这一天，他整整一天都在想。古典作家可以很大胆这么写，把感悟、觉悟正面地写出来，把那种神灵照耀的事情就这么正面地、直接地写出来，写得非常天真。暂且不谈这些，依然跟着情节往下走。冉·阿让在想发生的这些事情，他本来对这个世界已经长出了一个“壳”，现在这个“壳”好像有了一个裂纹，绽露出柔软的感情，他惶惑不安。然后他依着恶的惯性，还抢了一个小孩的钱——一个分币，这是他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而这个错误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雨果就有那么一种本领，你觉得他写得那么多，可是没有一处是平白写的，都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抢了这个分币以后，忽然就觉得天崩地裂，他的灵魂忽然间爆发一个裂变，这就是雨果和托尔斯泰完全不同的地方。托尔斯泰写人物的巨变要通过很多的过程和情节来完成，而雨果的浪漫主义气质让他真正相信福至心灵，所以他可以这么正面地、直接地去写这个变化。

下面的故事就很简单，他下了一个决心：他要脱胎换骨，他要做一个新人！他几乎是穿越整个法国到了海边，来到了那个蒙特伊城。

上天也非常给他机会，他到的时候正好市政厅着火，他把衣服、行囊一扔，跳进大火，救出两个孩子，恰好是警察队长的孩子。于是，他的身份证明免去检查，留在了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他是一个友善可却不明来历的人。大家都能接受他，因为他有这么大的善心，做得这么好。这个城市有个古老的工业，做黑玻璃装饰品。由于他在苦役场做过工，手很巧，也有很多的巧思，他做了几项技术革新：有一项就是把其中的一种矿物质原料用某种比较廉价的原料代替，从而降低了成本；还有一项是将焊的工艺改成活扣的工艺，也降低了人工。于是，黑玻璃工业便蓬勃发展，给这个城市带来很多税收。他开了一家很大的工厂，这个厂就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取酬、大家平等，男工和女工都要是诚实的居民，他们分开居住，非常注意风化的问题。这样，他的德行就在蒙特伊城得到了大大的颂扬，谁都知道他、尊敬他。他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叫马德兰老爹，旧名字再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通行证没有出示。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爹的形象，然后他两次被选民强烈要求选为市长。第一次，被他拒绝了；等到国王给他发了勋章，因为他发明了这么好的技术，使得整个工业发达起来，税收保证了，选民又一次强烈要求他做市长，大家都说：“你这么好的人如果不做市长，就是对我们不负责任。”到了这个地步他只能做了。至此他的命运完全变了一个样，他真可说是脱胎换骨，完全变成了新人。在这里，简直是天赐的，凡事帮忙，成全他变成了一个新人，谁都不知道冉·阿让，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也不愿意去想。在这第二个阶段，冉·阿让就必须享受一下，用“享受”这个字眼太轻佻了，也许要用“获得”，他“获得”了尊严。这个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尊严，在这里他有了甚至是神的尊严。我觉得这对一个人的苦修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人如果永远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他的灵魂就永远不能高贵。我觉得在蒙特伊城里，冉·阿让他要完成他的高贵气质，要使他灵魂高贵，然后他才能接受以下的进一步的考验。

电影《悲惨世界》中的沙威

第三个阶段可以用一个事件来为它命名，这个事件叫尚马秋事件。当他当着马德兰老爹正合适的时候，忽然沙威警长告诉他这样一件事情，以那样的一种方式告诉他这件事情。他说：“市长，我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罪行，我居然敢怀疑你。”他问：“你怀疑我什么呢？”然后沙威就告诉他，在另一个城市阿拉斯法庭抓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只是去偷人家的苹果，罪刑比较轻，可是问题在于有人突然出来指证他，说他是多年以前的苦役犯冉·阿让，并且说得很肯定。他坚持自己是尚马秋，可是人家都不相信，并且以很多方法证明“尚马秋”也可以读成“冉·阿让”。这个人现在正受着审判。那么沙威为什么要来告诉他呢？沙威说：“我本来怀疑你是冉·阿让！因为有一次，割风老爹被翻了的马车压在底下，马上就要被压死了，这个马车非常沉重，几个人也抬不起来，而且当时刚下过雨，地又很泥泞，情况非常危急！这时有人出主意说找千斤顶，可一下子又找不到。这时马德兰市长您走过去用自己的背把马车顶起来了。我只看到过一个人有这样的力气的，这个人就是冉·阿让，所以对你格外注意，甚至做了很多调查。我居然敢怀疑你，现在出来了一个尚马秋，有很多的苦役犯都指认他就是冉·阿让，所以，我是犯下了对市长不忠诚的罪行。”在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检讨后，冉·阿让心里倒是一跳，他知道自己是冉·阿让，那个尚马秋是被冤枉的。

那么这件事对尚马秋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他曾经是苦役犯，并且在出狱后还犯过罪，不是抢过一个小孩的钱吗？再加上偷苹果，那么就是累犯。他的犯罪性质将很不同，刑期将会很长。冉·阿让的内心很受震动，他觉得他必须去坦白、去自首，他要把这个身份说明。可是，此时却出来了芳汀的事情。芳汀的故事是所有的戏剧家们钟情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芳汀为了回家乡谋生挣钱，她把私生子珂赛特寄养在巴黎乡村的德蒙第的旅店里，她为什么要寄养在这户人家里呢？她回家乡的路上看到德蒙第的太太在哄自己的两个女儿玩，这个女人表现得十分温柔，使她觉得如果把孩子交给他们，非常令人放心。当她把女儿托付给他们的时候，两口子漫天要价，问她要了许多钱，她非常慷慨，就是为了把孩子托给一个信得过的人，然后她再往自己的家乡去。她的家乡就是蒙特伊城，她在冉·阿让的工厂里做了一名女工，每个月的工资维持她的基本开销和女儿的抚养费，生活还能保持。这样，她每个月都要寄钱，她不识字，她不得不找人写信、寄钱，于是就有人对她的行径感到奇怪，有多事的便去打听，打听来她有一个私生女，就报告给厂里，厂里管女工的也就非常呆板地执行马德兰老爹的指示：“我的男工、女工都必须诚实！”于是她被开除了。以后她的命运非常悲惨，沦落到做娼妓，有一次，她被辱弄到忍无可忍的地步的时候，和嫖客打了起来，之后被沙威带到了警察局，然后她就看到了马德兰市长。这时芳汀已经不顾一切，她把她所有的冤屈都冲他喊出来，马德兰老爹对她非常怜悯，他决定要帮助她。他把她带到医院里为她治病，可是她的病已经无法可治，她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见到她的女儿，冉·阿让就对她发了誓，说一定去把珂赛特带来。

而现在，他要去承认自己是冉·阿让，他如何去带芳汀的女儿呢？所以他就在不停地衡量：到底是哪件事情更加重要？都很重要！都是在挽救苦人！尚马秋是一个人，芳汀这里是母女两个，他用很多的理由说服自己为芳汀完成心愿。如果帮助尚马秋，就必须承认自己是冉·阿让；帮助芳汀却需要是马德兰市长。这两个身份对于他来讲，哪一个更能多做善事呢？想到最后，无法抉择，还是听从天命吧！他打听了去阿拉斯法庭的路程，并租好了马车。在他上路的时候却遇上了坏天气，然后车又坏了，遇到每一次的阻碍他都在想，是上天让我去救芳汀、让我继续做马德兰市长，他每一次都这么对自己说。可是不巧的是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他又觉得上帝的旨意是要他去解脱尚马秋，最后他终于只能赶到法庭，证明自己才是冉·阿让。

在这里面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比救尚马秋还是救芳汀都重要的是：你继续做马德兰没有问题，连沙威都放了你，但你只是在进行一个非常轻松的苦行，因为你是用一个“新人”在苦行，这个“新人”其实是一个假人！你必须回到你的真身，以你的真身在这个悲惨世界中将如何来完成你的修炼？怎么做、做什么呢？修炼将更加艰难困苦。这是冉·阿让修行的一个关键。我把这些都看成是主要情节的准备。故事在此真正开始，他恢复了他的身份，真正开始了苦行。在这之前，是一条轻松的旁门别道。

电影《悲惨世界》中的芳汀

他承认了他是冉·阿让，但他又不能放弃他对芳汀的立誓。他该怎么去做呢？雨果给冉·阿让派定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要他用冉·阿让的真身拯救珂赛特，抚养她长大，最后再将珂赛特献给幸福，这且是后话了。现在必须给他解决具体的问题：如何脱身，如何去救珂赛特，又如何能和珂赛特生存下去。这个过程写得十分简练，冉·阿让去法庭承认，然后他迅速回城，见了芳汀，向她保证救她的孩子，芳汀虽然没有见到孩子，但有了他的允诺也就安详地去世了，这时沙威进来抓住了他，于是又有一次逃脱。这次逃脱非常重要，为了取他的钱，他在蒙特伊城挣得的60万法郎，他把这个钱埋藏好，没有它以后他和珂赛特在巴黎的生活就无从解释。有时我们就必须为了一个细节创造一些情节，从这些情节看我认为雨果还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必须把这些现实的问题解决掉。他的埋钱则写得非常浪漫。在这个地方流传着一种迷信说法，认为从远古时代起，魔鬼就选择森林作为藏宝之地，倘若天黑时候在森林僻静的地方有“黑衣人”出没，这个“黑衣人”就是魔鬼，如果你把魔鬼藏的财宝找出来的话，必死无疑！所以在那里没有人会去挖冉·阿让的财宝。

再被逮捕后，他便被送去服苦役了。有一日，一艘战舰到港口检修，一位水手突然在桅杆上失去平衡，情况十分危险！这时就有一个苦役犯跳出来，说：“我能不能去救他？”这时没有人能说不能，都说：“你能你就去！”于是这个苦役犯非常迅速地解脱了他的脚链，爬上桅杆把水手救下来，然后忽然一转身跳下了大海，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失足，葬身海底，喂了鱼虾。这个苦役犯就是冉·阿让，他去救珂赛特了。

在这个修炼的阶段中，他回到了他的真身，和珂赛特相遇，进入了巴黎——这个大苦难场，故事走上了正面的舞台。

他去救珂赛特的时候我觉得雨果写得非常美！大作家都非常会写孩子。当他终于跟德纳第夫妻谈好价钱、把珂赛特领出来的时候，他从背囊里掏出一套孝服，替孩子穿上，因为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那天早上就有人看到在晨雾中一个粗壮的汉子搀着一个孩子，孩子穿着一套黑色孝服，怀里抱个粉红色的大娃娃，非常美，非常慈悲！珂赛特穿着孝服走入她的人生。然后他们来到巴黎，住进了戈尔博老屋，这是冉·阿让事先踩好了的点。

第四个阶段我命名为修道院。冉·阿让在戈尔博老屋可以说是享受了一段天伦之乐，他一辈子没有体验过这种亲情的感觉，他有过亲人，可那时他的心智还未开蒙，根本就理解不了，亲情对他讲就是吃、穿的生计问题，就是拼命的劳动，哺育这些侄甥。现在他有了珂赛特，尽管他们在这老屋里生活非常简单，可他们都非常快乐。好景不长，很快他们的行迹就被沙威发现了。沙威老早就听说，这个屋子里住着个吃年金的老人，带着个小女孩，同时他又收到来自巴黎郊区一家客店的报告，告诉他有个小女孩被一个中年人带走了，他把这些情况汇总起来，就觉得十分可疑，虽然他也看过报告，说这个苦役犯已经死了，可他更相信这个苦役犯的生存能力，可以说，他总是抱着一种很警惕的态度，总觉得他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他老是在那等着，他甚至在老屋里租了个相邻的房间来监视冉·阿让。有一天他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但冉·阿让也非常警觉，好几次，他觉得街上有一个乞丐长得非常像沙威，所以当他知道邻屋住进了新房客的时候，他毫不迟疑地带了珂赛特就走，立刻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当他被追到一个死胡同、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得已翻墙进了一家修道院。于是他开始了他的第四个修行的阶段。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修道院安身。很巧的是，修道院里的园丁，正是当年被他从马车底下救出的割风老爹，他可以请这个园丁帮助他在修道院里找一个职位。可问题是：他去谋职，应该是从门里走进去，而他已经翻墙进去了，总不能再翻墙出来，墙外边也许还等着沙威，所以，他要进去，就必须先出来。在这个非常严格的苦修的地方，只有一个男人就是割风老爹，他的膝盖上绑了铃铛，听见铃铛声响，修女就要避开，在修道院里的寄宿制修女学校，倘有家长来探望，也不能拥抱，更不能亲吻，在这里必须守规矩，不能做一点顺从你的人性的事情。很冒险地进入了这个防守严密的苦修院，可怎么出去呢？孩子好办，放在背篓里就出去了，可冉·阿让这么大的一个人，真是个难题！

结果他们也找到了办法。在这里有很多终身苦修的修女，她们都希望死后能埋在石板的底下，和这个修道院永远在一起。可这是政府不允许、教会也不允许的事情，不过修女们还是经常悄悄地把尸体埋到石板底下。这天，修道院又死了个修女，上层的修女们就在商量：这个修女从小在这里，非常虔诚、严守教规！我们能不能完成她的心愿就把她葬在这里呢？然而，政府已经送进来一口棺材，一定要把修女运出去埋了。于是，破天荒地，割风老爹被叫去商量：“我们要你去埋一口空棺材，你一定要保守秘密！”而后，冉·阿让说：“那我躺到这口棺材里去。”棺材顺理成章地运出去了，埋到地下，可是不巧，和割风老爹很好的掘墓工人不在，换了新工人。这个新掘墓工不喜欢喝酒，很严肃，特别负责，一定要把这个棺材埋好才肯离开。割风老爹想尽了一切办法才调开了他，然后开棺放出冉·阿让，把他领进修道院合理合法地生活了。

我觉得修道院情节的重要就在于它的环境，小说中说到这么一句话：修道院就是把米里哀主教的功业继续完成。冉·阿让一生经历了两个囚禁人的地方：一个是苦役场，一个是修道院。他把这两个地方作了对比：一个是囚禁男人的地方，一个是囚禁女人的地方；一个地方是人真的犯了罪，一个地方人是没有罪的；两个地方都是赎罪的，一边是为自己赎罪的，一边是为所有人赎罪的；一边的人充满了怨毒，而另外一边的人却心甘情愿。因此他对这些身体软弱但精神强大的女人产生了很强烈的敬意，小说中出现有这样的场景：冉·阿让在修女祈祷的厅堂外边，跪下来对着她们祈祷。雨果的小说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戏剧性的动作，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不太会，托尔斯泰笔下的环境都是极其现实的，所以人物便不会有夸张的行为，但雨果可以。

电影《悲惨世界》中的珂赛特

第五个阶段我命名为“珂赛特”。这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831、1832年，他们已经在巴黎了，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故事的高潮。

这时珂赛特已经成了非常依赖冉·阿让的“女儿”，冉·阿让也离不开珂赛特，珂赛特使他体会到温柔、慈悲的感情，他会觉得自己活着还有价值，这几乎是上帝给他的赐福了！

可这时上天又开始对他进行新的考验了。珂赛特长成美丽的少女，情窦初开，爱上了马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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